徽州地名消失背后的隐情,你知道吗?

一、徽州缘何重回视线?

徽州牌坊(版画),应天齐作


徽州自1987年更名为黄山市后,至今将近三十年了,经过当初十年左右的激烈而无望的抵制与反弹之后,近二十年间民间对徽州之名的怀念与复名的呼吁与日剧增。前不久,李辉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对恢复徽州地名提出理性的看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观点,各类媒体作出的随机民意调查均显示:赞同者居于压倒多数。

但对于当年徽州地区如何从“徽”改姓“黄”,亲历者大都采取回避态度,语焉不详。只留下诸多流言以致揣测,甚至其中有些当事人还成为背黑锅的人。因此,在徽州更名黄山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事各方的态度究竟如何?都成为今天需要理清的问题,有些亲历者已经隔世,有些当局者也已风烛残年,因此为那段历史留下一些痕迹纪录是有必要的,因为弄清真相,会避免未来重蹈覆辙。

为此,笔者对几位当局者进行了电话访问,他们有的作为当时的省领导参加过当年的决策过程,有的参与了徽州、黄山的行政区域规划,对当时的背景与经过历历在目,虽然长期保持缄默,但面对行政区划的非议之声,以及自己年事已高的现实,认为对历史和未来仍富有还原的责任。而且他们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表示,“徽州”的复名只是时间问题,迟复不如早复。

二、徽州与黄山的“离婚”与“复婚”

西递台阶(版画)       应天齐作


众所周知,徽州的更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人、哪次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风起于青萍之末。1979年7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首登黄山,从11日抵达至16日离开,在黄山一共待了6天,并于15日在观瀑楼发表了著名的“黄山谈话”,当时参加会议的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及省委常委班子,小平同志提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的设想。16日万里书记陪同邓小平返京,省委书记顾卓新在观瀑楼继续主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用一周时间讨论落实小平指示,自此由黄山引发的中国旅游业发展大潮启动。

同年10月8日,也就是三个月不到,一个直属省政府管辖的厅级黄山管理局成立,取代了原来隶属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黄山管理处。这是国务院对该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第一次调整。但因为同一区域两个平级的行政机构(徽州地区、黄山管理局)并存,权力与资源均构成体制性重叠与掣肘。

于是在1984年1月,对该区域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即撤销太平县,设立省辖县级黄山市,俗称“小黄山市”。但这次调整并未解决根本的体制问题,徽州与黄山仍然是两张皮,反倒滋生出新的体制乱局,从过去的徽州地区、黄山管理局的“二人转”,变成了徽州地区、黄山管理局、小黄山市的“三国杀”,管理更显混乱。

面对载道怨声,1986年6月4日,做出了第三次动作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小黄山市由徽州地区代管,黄山管理局改由省和徽州地区双重领导。

这一轮调整虽然将两张皮在朝一块贴,但仍未能根除一仆二主的局面,非议之声并未停息。

三、一锤定音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徽州水乡(版画)       应天齐作


在众声喧哗与不断摩擦的双重背景下,围绕徽州与黄山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安徽省的决策层面,成为国家决策层面的事情,1987年中召开的一次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便显得至关重要,这次会议直接决定了徽州和黄山的命运,影响至今,赞与弹的反差也延续至今。

1987年5月15日,国务委员、国务院旅游经济协调小组组长谷牧来到安徽,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因在省外公干,时任省委副书记卢荣景、副省长孟富林、邵明等人陪同谷牧来到徽州和小黄山市调研,并在合肥稻香楼宾馆主持召开了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谷牧提出几项原则性意见:一、改革黄山管理体制势在必行;二、将黄山建成国家重点、世界著名旅游景点;三、撤销徽州地区,建立大黄山市;四、对黄山市行政管理区域进行重新划定。

据当时列席会议的时任副省长王厚宏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凝重甚至有些压抑,对于前两项意见,大家具有高度共识,基本没有异议。但对于后两项尤其是第三项则争议颇大。最主要的争议在于,“徽州”是古已有之的称谓,更是构成“安徽”省名的要件,没有了徽州,徽文化、徽商等重要概念便失去支撑和载体。

但由于心知肚明的政治生态,官员们大都只能私下议论,会上公开表示反对者寥寥,因此时任徽州地委书记的胡云龙在谨慎地表达了异议后,便被视为地方保护主义。因此,会议在主要领导人拍板定调的情况下,基本达成一致,即撤销徽州地区、成立黄山市。

也许是压力空前,因此落实的效率极高,一个月后的6月9日,徽州地委、行署便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报告《关于进一步完善黄山管理体制设立徽州市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上可以看出,反对“撤徽改黄”的徽州地委书记胡云龙还在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在接受将徽州地区与小黄山市“合二为一”的大前提下,仍然希望合并后的名称为“徽州市”。之所以特别强调这点,是因为很久以来,徽州内外的人大都把胡云龙视为“撤徽改黄”的主力推手,这位生于徽州、官于徽州的本土人,致死都被颇多同乡怪罪,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出卖徽州的罪人”。但从了解当时背景的知情者看来,胡云龙是背了黑锅的。

此外,还有一位媒体人不能不提到,他虽非安徽人,但对“撤徽改黄”也曾著文高调反对,他就是曾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时任《中国建材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张颂甲,他在安徽采访时恰逢省里决策撤徽改黄之际,于是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力陈徽州与黄山行政区划之弊端。

但一切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又一次高效率的落实,五个月后的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县级黄山市,设立省辖地级黄山市,这就是俗称的“大黄山市”,屯溪市和县级黄山市则分别改为屯溪区和黄山区。

四、危险的范例

徽州之梦(版画)       应天齐作


第四次徽州与黄山的行政管理体制调整至此尘埃落定。

但舆论和非议却由此拉开帷幕。

更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黄山的“改名成功”一时成为国家发展旅游业的范例,在国家的鼓励或默许下一批历史地名纷纷改为自然景观名称:1994年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2001年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7年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等等,这种背离文化传统,一位让历史为经济让路的短视行为,被熟悉历史文化的人们传为笑柄。

与此同时,湖北省也曾将荆州市改为荆沙市、襄阳市改为襄樊市,但在李辉等文化人的呼吁中很快恢复古称,可见科学决策与尊重民意在当今弥显珍贵。

地名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定位,必须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严肃性,不可随意更改,美国历史虽短却非常注重历史资源,立国两百多年,行政区划几乎没有调整,也没有更名,以加州为例,该区域曾经属于墨西哥,因此很多地名都用西班牙语命名,但被划入美国领土后,这些西班牙语的地名均得以保存至今。中国是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国,历史文化遗产理应受到保护,如果继续数典忘祖,用不了很久,文化断根的危险将发生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的身上。

徽州与黄山的名称之辨,表面上看是语词或者旅游经济问题,但根子里正是对传统文化轻视与鄙夷的显现。即使从纯粹的旅游经济发展来看,未来的旅游产业也终将从自然景观向人文景观转移,人们不仅仅去看奇松怪石,更流连的是徽派村落、牌坊匾额、文房四宝。

黄山无论你去与不去,它都在那里。

徽文化如果再不保护,它就会像徽州地名一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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