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是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瘟疫之一，人类有记载的与天花斗争的历史就有三千年之久。早在古埃及，公元前1156年去世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有被疑为是天花皮疹的迹象。
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头像
天花具有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特点，重型天花病死率约为25.5%。人一旦感染上天花，除依靠自身免疫力和缓解症状的药物之外，没有方法可以根治。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会因为全身红疹留下疤痕，“天花”因此得名。
天花对儿童的伤害尤其可怕
（天花不一定会致死，但大部分致死是儿童）
（罹患天花的儿童，图片来自：wikipedia@CDC）▼
但就是如此凶狠的天花病毒，却在1962年彻底消失于中国大陆，成为了中国人与瘟疫斗争千年的历史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一次捷报。
战争与瘟疫
天花病毒发源于古埃及，后来通过与欧亚大陆国家的战争和贸易等形式，扩散向了欧洲和西亚。
中东是早期人类历史交流最频繁的地区
所以也是驯化动植物以及人类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地区
天花传到中国的可能路径是：
埃及、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中国
天花病毒传入中国，大致是在东汉时期。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曾南征交趾，抓获了大批俘虏。可是没多久，俘虏中出现的天花就开始流行开来。因为疾病是由战场上的俘虏带来，所以也被称为“虏疮”。
《肘后救卒方》（葛洪）▼
中国最早关于天花病情的明确记录是晋代著名医学家葛洪的著作《肘后救卒方》（此书也是屠呦呦教授发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灵感来源），书中记载：“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创，皆带白浆，随決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
葛洪所描述的“恶毒之气”所表现出的症状，正是天花的特征。书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治疗方略，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面临疫病横行、夺去无数生命而无能为力的表现。
类似于麻风病，天花除了病症本身外
也容易导致患者被社会关系所排斥
由于天花病毒主要攻击皮肤细胞
会导致大面积皮疹以及水泡
（后续症状有不同结果，并不全都致命）
后来，天花在中国流行越来越久，人们终于发现了它的秘密：只要是得过天花并且存活下来的人，终生不会再复得。于是中国古代的医生开始尝试，让感染天花而病情不甚严重的病人与健康的人进行接触，使天花病毒在小范围内传播。这个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约80%-90%的人可以存活下来，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免疫学朴素尝试之一。
据调查，这种人传人的早期疫苗法可能在唐朝时就已经出现，一直到明末还有传统医生沿用。
在明清之际，一种更为安全的“人痘疫苗法”出现了：将症状较轻的天花病人皮肤上的痘取下，晒干磨粉，然后让未得过天花的人吸入鼻腔，相当于灭活制剂。这种疫苗法致死率低于3%，清朝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在清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接种，大大降低了清代天花疫情爆发的风险。
而且康熙自己幼年也曾是天花患者
幼年天花使其获得免疫力
反而断绝了之后再患此恶疾的风险
（图片来自：wikipedia）▼
自己也曾是天花患者的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看来是对自己的操作很满意。
不过最终国内广泛使用的天花防治法还是来自国外。
死神镰刀下的疫苗
18世纪中叶，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偶然听人谈起，牧场里的挤奶女工因为得过“牛痘”，终身不会传染上天花。基于这个发现，他研究发表了数篇关于牛痘疫苗论文，说明牛痘疫苗在安全性上远高于人痘疫苗，几乎不会起痘，更不会致命。
牛痘病毒(左)与天花病毒(右)
其实是近亲，不过牛痘病毒的致命性比天花低很多
（左图来自：wikipedia@Dr Graham Beards）
（右图来自：wikipedia@CDC/ Dr. Fred Murphy; Sylvia Whitfield）▼
自此，牛痘疫苗代替人痘疫苗，成为了预防天花病毒的首选，在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得到了广泛普及。1805年东印度公司船医亚历山大·皮尔逊（Alexzander Pearson）将牛痘接引术带入广州，中国对抗天花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
早期欧洲也有人不屑于这种比较先进的免疫方法
还做了漫画加以讽刺（接种牛痘苗结果长出牛）
（右图来自：wikipedia@詹姆斯·吉尔雷）▼
尽管中国在1805年引进了牛痘疫苗法，但是早期牛痘疫苗接种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买办色彩。
牛痘传入广州，邱熺、谭国等人最先学习到了接种技术，他们常年在广州绅商所设的痘局内为民众施种牛痘，每次收取50钱至1银元的费用，这在当时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高额的收费让不少贫民望而却步，接种过牛痘疫苗的人始终是少数，而且基本局限于广州。在当时贫弱的中国，以及在贫困更甚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天花病毒依然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瘟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缺乏绅商的资助，疫苗无源，广州的牛痘疫苗接种事业几近停顿。民国初年，天花疫情再次在广州爆发。此次天花染病者众多，很多驻守广州的士兵也遭到了传染，仅仅疫情爆发前三个月，就有61名士兵患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已经可以大规模产出牛痘疫苗
从而使得收入较低的人群也能接种
可见没有工业基础，连免于天花的自由都难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Everett Historical）▼
此时民国刚刚建立，为了体现新政府独立自主办理卫生行政的能力以及对市民健康的重视，官方开始接管广州的种痘事业，1921年成立广州市卫生局，严格规范种痘相关事宜。
可惜民国时期时局不定、腐败横行，卫生规范工作很难进行下去。广州市卫生局成立之初，第一任局长胡宣明在全市设立六个卫生区，仅办理三个月就因经费难以下到一线而名存实亡。这一年，广州卫生局可以一边拿到民国政府的财政拨款，一边向社会收取每年三四十万元的洁净费。
1921年2月,广州市市长孙科
聘胡宣明到广州担任广州市卫生局局长
这是当时中国首个城市卫生局和局长
（孙科30岁便当上了广州市长，图为孙科与家人在法国）
中心城市广州都如此，那其他地区的医疗卫生情况可想而知更为恶劣。
民国38年历史中，河南省仅民国三年和民国四年没有疫灾记录，整体疫灾频度为94.7%，基本上是“无年不疫”；东南沿海的闽浙地区，这个数字则是100%，民国后期福建浙江两省几乎每一个县城都遭了瘟疫。
一部民国史，对于很多地区来说就是一部瘟疫史。
地平线上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花仍旧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之一。
1952年2月6日，卫生部发出种痘指示，预定当年种痘二亿六千万人。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为如此庞大的人口进行有组织的疫苗接种活动。
各级卫生防疫站在医院的配合下，根据人口登记册接种疫苗，在全国六大行政区每年分片轮种，针对天花爆发点采取环形包围接种，防止疫情扩散。同时加强海关检疫和疫情监测，西南边境地区建立了广阔的国境免疫带，有效防范境外天花病毒的传入。
同时，国内也加强了对天花病人的管理和疫情报告工作，发现病人后即进行隔离、护理和治疗；对可疑物品进行终末消毒；加强了监测，追查疑似病例。
在严密的组织和新中国医护人员的努力奋斗之下，中国的牛痘疫苗接种率高达90％以上，至1954年全国大、中城市再未有天花流行。1959年在云南沧源县扑灭了我国最后一起天花爆发流行，此后天花病毒逐渐淡出中国人的视野。
我国最后一例天花患者是云南省西蒙县的粮管所拉祜族员工胡小发。1959年12月缅甸斑岳寨天花流行，该寨一9岁女孩感染，在出疹期到我国景坎公社傣革拉寨舅舅家探亲。将天花病毒带入中国，最终感染上胡小发。
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后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查证实，我国从那时起消灭了天花。天花肆虐夺取无数国人生命的现象也逐渐成为历史。
196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各国加强合作，提高疫苗接种密度，根除全球天花流行的倡议。当时的发达国家已无天花发生，只有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仍有天花存在。到1980年，天花在世界上基本绝迹。
三位世卫组织扑灭天花计划的主导者
正在宣读人类已经成功扑灭天花的消息
（确实是人类对抗病毒的巨大战果，希望有更多这类协作与成绩）
（右图来自：wikipedia@CDC）▼
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保存着天花病菌，一个是俄罗斯的维克多实验室，另一个地方是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
关于天花病毒是否应该永久保存的问题，学界一直有所争议。
对此，俄罗斯生物学家尼蒂索夫认为这种病菌应该永久保留，而不是将它全部摧毁。保留是为了研究这种病菌的起源和它的基因图谱，寻找新疫苗和抗滤过性病毒的药剂，因为除了接种疫苗外，直到今天也没有很好的治疗天花病的方法。
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是复杂的。对于类似天花的种种流行病病菌，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它们，更遑论战胜它们。希冀疫治愈之法早日诞生，也希望所有的疫病源都能像天花病毒一样，被关在实验室里。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来自:shutterstock@fotov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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