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冬,某日伦敦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一些伦敦人民对此感到惶恐,认为它是个凶兆。
不久后,伦敦爆发瘟疫。在伦敦东部的圣吉尔斯郊区,起初死于瘟疫者不过两三人,在人传人的添油加醋中,谣言却遍布全城,市民也跟着惊恐起来……
其实欧洲对瘟疫一点也不陌生,伦敦也是如此。
自1348年发生“黑死病”之后,瘟疫就不间断地侵扰伦敦。到17世纪中期时,伦敦已发生近20次大大小小的瘟疫。而这次的大爆发,其破坏力大到让这个国家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这场伦敦大瘟疫也成为英国本土最后一次大型的疫情传播。
伦敦老朋友
1665年伦敦大瘟疫的爆发源头往往被人们认为应该由荷兰背锅。
阿姆斯特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贸易港”,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也吞吐着来自新旧世界人员与物资。
17世纪,远洋贸易正在蓬勃发展
而欧亚大陆内的传统贸易也依旧繁荣
无论是来自新大陆还是旧大陆的传染病
都能比以往获得更快速得在欧洲各地传播开来▼
1599年,阿姆斯特丹不幸爆发瘟疫,疫情持久,等到1663、1664年两年,因瘟疫死亡人数达到5万人。
但国际贸易的小船并没有因瘟疫爆发而终止。海峡对面的荷兰是英国融入欧洲市场的主要中间商,双方贸易极其频繁,再加上当时阿姆斯特丹港很多患上染上瘟疫的人为了求生,偷偷挤在船舱中“空降”英国,致病源就这样悄悄播撒到了这个岛国上。
挺近,一天不到就到了
(图片来自:wikipedia@NASA)▼
1665年7月,疫病进入伦敦内城区,随着感染人数增多,市面上绝大部分商业活动陷入瘫痪。
而感染了的民众,就在这种恐怖的瘟中痛不欲生。有的人在身上出现或红或黑的凸点、斑点之后头痛呕吐,很快死去,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患病,在街上走着甚至突然倒地而亡,扒开衣服一看全身布满黑色的坏疽斑点,或是坏死的肉结成的一颗颗小瘤……也有的人因病而发狂,痛不欲生中跑出家门在街上手舞足蹈,直到死去……
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和地狱也差不了太多了
(Rita Greer所绘大瘟疫时期伦敦街头)
(图片来自:wikipedia@Rita Greer)▼
此时,富商们和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都已经纷纷撤离,比如英王查理二世带着家人和宫廷前往牛津郡避难。但伦敦市市长、市府参事等主要当局官员留了下来,和少数牧师、医生和无助的民众一起抗击传染病。
查理二世也是回国当国王没多久
就遇上了这样可怕的事件(之前是克伦威尔掌权)
不过这次并不是鼠疫第一次来英国(之前也有过)
(图片来自:wikipedia@John Michael Wright)▼
这场让人生不如死,重创了伦敦社会两年的瘟疫,就是曾多次光临欧洲的鼠疫。
鼠疫主要有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等,此次伦敦鼠疫就是最为常见的腺鼠疫。其中的“腺”指的就是典型的腹股沟腺或肿大的淋巴腺。
显微镜下的鼠疫杆菌
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抗生素
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公共卫生的改善
(图片来自:CDC/ Courtesy of Larry Stauffer, Oregon State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腺鼠疫这种烈性疾病,一般先通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等小虫在老鼠中传播,跳蚤叮咬患病老鼠后自带病菌可达三周,再继续叮咬别的老鼠或人。
鼠疫虽然鼠疫
但是传到人身上却主要经过跳蚤这个环节
而鉴于当时的卫生水平和意识
人类社会面对鼠疫几乎就是毫不设防
(图片来自: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 Janice Carr)▼
在被感染的同时或感染后一天内,病人常在股、腋、颈等部位出现淋巴结肿大的现象,并出现发热、头痛、呕吐的症状,有的人会出现四肢坏疽、全身布满黑点等反应。在没有抗菌药物之前,腺鼠疫的死亡率在70%左右。
瘟疫中的法国马赛
死亡不分贵族和平民(都没有多少卫生意识)
(图片来自:wikipedia@Robert Valette)▼
鼠疫大规模爆发需要一定条件,而这些条件,当时的伦敦都满足了。
鼠疫背后的伦敦
16、17世纪,圈地运动、价格革命下的伦敦人口不断膨胀,流民也因此增加。很多人为了求生而涌向大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伦敦,便是目的地之一。
1563年,伦敦人数9.3万,1580年达到12.3万,到了1632年涨到了31.7万,1700年时破了70万大关,这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当时的伦敦比现在要小得多(现在伦敦核心地带)
但冲刺百万的人口在当时已经是一线城市
(Wenceslas Hollar所绘1665年伦敦地图)
(图片来自:wikipedia@Wenceslaus Hollar)▼
但是大量的进城人口都属于社会底层的贫民。他们生活在拥挤、潮湿且卫生状况恶劣的贫民区,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贵族阶层形成鲜明对比。
1600年时,伦敦贫困堂区的人口数是富裕堂区的近5倍,1660年甚至可达8倍以上。1688年时,占英国家庭总数1.2%的贵族和士绅家庭的收入占国民家庭收入的14.4%,但“底层劳动阶层”人数(不包括熟练工)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收入却仅仅占20.7%。同时,这种家庭往往入不敷出,饮食主要靠“穷人的食物”(各种豆类、卷心菜、胡萝卜、野菜等等)。
这些底层人民营养跟不上,自身免疫力底下,便是疾病快速扩散的基础人群。
当时的伦敦虽然是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大城市
但出了市中心,向外也是和农村区别不大
“城乡结合部”占了相当的比例(图片向右滑动)
(17世纪初的伦敦城)
(图片来自:wikipedia@Claes Janszoon Visscher II)▼
另外,16到17世纪这段时期,伦敦也是一个“脏乱差”的时期,这为鼠疫大爆发埋下了更重的隐患。
穷人们住的狭小公寓逼仄潮湿,没有卫生设施,也就难以保持环境整洁。出了门,这样的景象也很常见:蜿蜒的街道的中流淌着一道道黑色的污水,旁边稀稀拉拉分布着被随意扔出窗户的垃圾和动物粪便,嗡嗡的苍蝇绕着圈飞舞。
这段时期内,伦敦正在完成从使用木材做燃料变为煤炭做燃料的过渡时期,煤炭渐渐被民众以及工厂用作生活燃料和工业燃料。工厂生产和生活效率提升了,但燃煤同样给伦敦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伦敦人开始习惯闻到炼油厂、工业煤烟的味道,以及泰晤士河边上的屠宰场、垃圾站以及垃圾污散发出的混合气味。
在大规模瘟疫之后(可能)
伦敦还发生了著名的大火灾(1666)
非常的祸不单行(但也为城市改造创造了空间)
(图片来自:wikipedia@Rita Greer )▼
水污染同样也很严重。泰晤士河是伦敦的生命线,绝大多数大多数伦敦人的生活用水来源于此,然而此时这条河也已经被严重污染。不仅沿岸工厂将污水排放进去,民居、来往船只产生的废物也灌了进去,让泰晤士河又脏又臭。
当然,泰晤士河的这种形象与伦敦的大都市地位不符合,政府便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治理,但效果并不明显。人们还是只能在被污染了的河水里取水喝。
这种情况下,富人吃水吃坏了肚子可以花钱看病就医,底层贫民们这种本身的脆弱群体可就无力负荷医治自己这种“额外支出”了。
泰晤士河里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总之是喝不得
(19世纪漫画,当时工业化进程中的泰晤士河更糟糕了...)
(图片来自:wikipedia@William Heath)▼
在这种不卫生的生活环境中,在城市环境承载力超负荷的情况下,在底层民众自保途径并不多的现实里,鼠疫爆发了……
慌乱中的政府
其实在荷兰爆发瘟疫的时候,伦敦就已开始行动了,比如进行船舶检疫,分配了两艘海军舰艇拦截进入泰晤士河口的船只。来自受细菌感染港口的船只必须停泊在坎维岛(Canvey Island)停留30天待检验,才可以前往上游。
从没有瘟疫的港口出发的船舶,以及经检疫后获得了健康证明的船可以继续航行。另外,英局还在蒂尔伯里(Tilbury)和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的泰晤士河对岸的堡垒之间建立了第二条检查线,仅允许带有证书的船舶通过。
虽然官方有所准备,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相当粗糙
而且也可以有其他来源,走私也难以控制
(图片来自:google map)▼
随着鼠疫的恶化,隔离期延长至40天,检疫地区也继续扩大。
然而,细菌仍然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于是瘟疫高峰中,伦敦市政府开始聘用公立医生为大众服务,并有组织处理尸体以防情况进一步恶化。
虽然损失惨重,但社会还保持着基本的组织能力
否则就彻底没救了
(图片来自:wikipedia)▼
但民众的恐慌情绪并不会轻易消散。市民害怕直接接触病原体受感染,将病死的尸体草率丢在马路旁,吸引老鼠光顾。啃食了尸体的老鼠和它们身上的跳蚤又带来下一轮传播。
另外,伦敦还在尚未确定源头之时就严格下令扑杀所有猫、狗,然而这个决定被证明很愚蠢:真正的罪魁祸首——老鼠,数量反而因为天敌猫、狗不在而变得更加不受控。
这时候猫还是比较管用的(某些种类的狗也捕鼠)
以及鼠疫对老鼠也不友好
在路上碰到老鼠尸体要格外小心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Croato)▼
另一个处理方式是,当局发出指示要在城区内不停地放火,想利用高温来清洗城市空气使之变得洁净;在市民层面,政府则强烈敦促民众吸烟后吐出烟雾,希望凭这些物质抵御细菌在市内的散播。
到1665年初冬,伦敦的死亡人数开始减缓;1666年2月,国王和他的随从回到了家,其余躲开的人也陆续回归。
1666年9月2日,伦敦发生火灾,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有些人认为,是大火将鼠疫终止了。不过也有种说法是鼠疫在大火发生之前已基本消退。
伦敦大火中被焚毁的旧圣保罗大教堂
(图片@Thomas Wyck)▼
瘟疫的爆发直接造成人口死亡近10万,约为当时伦敦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但因鼠疫而亡的人的分布也呈现了显著特征——脆弱的底层穷人是最大受害群体。
伦敦贫富居住区域划分较为明显,多在西郊和城市中心的富人区疫情较轻;然而在伦敦的东、北郊和泰晤士河沿岸的贫民区,疫情则相当严重。如1665年,维特福瑞斯区(穷人区)与圣·邓斯坦区(富人区)因鼠疫而死的人数之比为3:1,俨然 “穷人的瘟疫”。
除人口损失外,瘟疫也严重扰乱了伦敦社会,无数人流离失所,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遭到破坏,整个社会一片狼藉……
但灾难平息后,人们的意识也发生巨大变化:除心有余悸外,很多普通民众也开始在政府宣传下有意识地审视“人与自然”、“我与大众”的关系,有了更高的社区、环保和公民意识。
这应该也是此后大型流行病未光顾伦敦的因素之一吧。
参考文献:
汪新娟. 1665-1666年伦敦大瘟疫的历史考察[D].曲阜师范大学,2011.
许志强.笛福的瘟疫伦敦[J].书城,2012(04):90-9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Plague_of_London#Preventive_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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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来自:Nataliia Zhekova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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