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耻切尔诺贝利,有哪些我们必须知道的?

突如其来的封城浪潮,彰显疫情之严峻。以1月21号的最高指示为时间界限,疫情的前后防控形成惊天逆转的鲜明对比。

三十多年前,苏联在面对一场重大事故的表现,依然值得当下的我们深思。那是一个关于拖延、隐瞒和谎言的故事。

一、爆炸与改革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辐射量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直接污染面积10万平方公里。

9.3万人丧生,27万人被癌症折磨,300万人遭到辐射,这里变成了最危险的“无人区”。漫天随风的辐射尘亦让整个欧洲陷于恐慌。造成损失2000亿美元。

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而持续的核辐射危险将持续10万年。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遭遇到的最严重的核灾难,是近代史代价最昂贵的灾难。

爆炸发生前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在为国家改革而一筹莫展,因为苏联正面临危机。经过勃列日耶夫20年的“信任领导”保守统治,到1985年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任时,苏联帝国摇摇欲坠。

经济陷入“滞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劣质的生活必需品,令人沮丧的科技水平。政治宽松停滞不前,官僚体制的僵化、自我满足、办事拖沓,官场弥漫着混日子的犬儒主义思想。

苏联人民对现实的失落和悲观情绪不断增加,吸毒现象蔓延、犯罪率上升、消极怠工普遍,贪图物质享受和文化庸俗。戈尔巴乔夫称,苏联还面临着精神危机,为此苏联还必须进行思想教育。

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了危机的存在。他崇拜开国者列宁,认为改革时期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需的,一上任便发起了一场高层领导的大换血。

他反复强调列宁和党在苏联至高无上的地位,支持国企,反对实行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欣赏过去的苏联式解决办法。说到社会主义,他还提出了捍卫和提高“全人类的价值”,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套话,但事后来看,戈尔巴乔夫对这些套话很迷信,还想着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没人把这话当回事。

戈尔巴乔夫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发展经济,但最初的改革没有一点成效。新政府的摇摆不定、杂乱的指导方针使得经济既没有活力,也没有凝聚力,并未出现可替代的其他经济动力,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反而持续加剧。

唯一拿得出手的政绩是军事方面的。1985年底,和平号空间站发射成功,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下水,是苏联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成绩的乏善可陈和执政的不自信,直接导致了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举措:隐瞒,防止对本已不稳定的社会造成冲击。因此,他们以传统的保密模式进行惯性处理,试图像以往那样将事件过滤到时间长河里,使其消失于无形。

这种处理方式,十分残忍,却也很“苏联”。

二、隐瞒隐瞒再隐瞒

1991年12月23日,已经宣告独立的乌克兰政府公布了一份基于解密资料的调查报告,其中声称,在4月26日上午、爆炸发生不到十二小时内,莫斯科即已接到了全部通报,封锁消息的指令是从中央下达的。

2019年的美剧《切尔诺贝利》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它会被错当成真相。真正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谎言,会再无法分辨真相。

1、国外媒体的倒逼

爆炸前,苏联的一位著名核专家告诉戈尔巴乔夫,反应堆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

爆炸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苏联政府的重视,认为只是一场普通的火灾。

两天之后的4月28日,专家测出了致命量的核辐射,当天的苏联晚间新闻终于播出了20秒有关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的通知,但丝毫不提及核辐射风险。也就是说,消息依然是封锁的,民众不知真相。

4月29日,莫斯科派出调查小组,但迟迟不提交报告。

4月30日,关于事故的消息第一次出现在苏联报刊上,措辞与两天前的晚间新闻一字不差。这已经是爆炸发生后的第5天。

因此,苏联官方的反应十分迟缓,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始终没有向社会公布事件信息。原因就在于前面提到的官僚体制僵化。

“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

如果不是国外媒体的报道,苏联领导人打算就这么一直隐瞒下去。

4月28日,布满放射性粒子的云层飘到了瑞典。瑞典政府怀疑苏联核泄露,反过来向苏联方面询问,但未获证实。苏联高层还对外宣称“已被控制”。

前面提到的苏联晚间新闻20秒播报,显然是在此时强大的外交压力下的被迫应对。

4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率先报道核泄漏,西方媒体纷纷跟进。

法国政府宣称辐射尘已经飘到德国及意大利的边界。

意大利规定部分农作物禁止人们食用。

奥地利政府将公园的沙粒全部铲除,避免辐射尘沉降到公园污染人们。

整个欧洲,还有北美,都陆续检测到程度不等的核辐射。就连中国也惊出一身冷汗,每天紧张监测,所幸未发现污染。

切尔诺贝利成为一件突发的世界性问题。但是,苏联依然很淡定,从没打算向外界如实公布。

面对国际舆论压力,苏联官媒进行严厉批驳,这是境外敌对势力的谎言,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破坏远远没有西方媒体描述的那样严重”,“警惕西方势力破坏团结”。

对内,则进行严密封锁。国内媒体一片寂静。直到5月11日,现场报道才获准,此时距离爆发发生已有16天。

2、国内的波澜不惊,歌舞升平

爆炸当天,在距离切尔诺贝利只有三公里的普里皮亚季,生活一切照常,还在户外举行了十六对新人的集体婚礼。

5月1日,基辅如常举行了盛大的五一节游行,当时基辅户外辐射量是正常值的八倍,乌克兰第一书记亲自参加。这是爆炸发生后的第5天,很多孩子在游行的时候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

背后的黑暗真相却是,出席基辅庆祝活动的乌克兰领导人们,已经在此前的几天里悄悄地将自己的家人送到了国外。

5月6-9日,基辅照常举办了世界自行车大赛。

5月9日,离切尔诺贝利只有700公里的莫斯科照常举办了卫国战争胜利的盛大庆祝活动,甚至为了证明一切都在控制内,还刻意扩大了活动规模。此时已经是核爆炸发生13天后。

成千上万的人民走上街头,沐浴在辐射粒子的空气中,在洋溢着幸福的脸上,我们看到的是官员的丑恶。

3、拖延与隐瞒交织的疏散

爆炸两天之后的4月28日,附近的普里皮亚季才开始疏散,而普里皮亚季以外的其他人对此依然一无所知。

直到5月2日,切尔诺贝利周边十公里内的居民才得到疏散指令。

5月4日起,疏散范围扩大到三十公里——这方圆三十公里的疏散区正是今天的切尔诺贝利禁区。这就相当于,事发当时的本地居民在禁区内一无所知地又生活了一个星期。

但为了避免恐慌,苏联当局依然拒绝向全体居民公布事故真相。居民不知道为什么要疏散,仅被告知“暂时离开”。没有任何的防御措施、没有专业的医疗救护、没有完备的防辐射知识,可怜的民众不停地喝着据说可以抗辐射的“伏特加”,吃着“碘伏片”。

苏联征调大批消防员和军人抢险,他们被告知,反应堆发生了火灾,辐射剂量极小,只知道用水灭火,甚至不知道辐射的巨大危害。

他们没有足够的物资和防护设备,深入事故发生地,暴露于严重的辐射下。第一批进入现场的消防队员很快被送进医院抢救,但由于消息封锁,不仅消防员与家属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症状,就连收治他们的医院也对此一头雾水。

从大疏散开始,苏联开始混淆是非,转移民众视线,抹黑国外势力。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的核事故,称国外媒体的相关报道是“试图以此毒云掩盖美国和北约反和平、反安全的军事主义犯罪行径”。

最令人愤慨的是,当时乌克兰高官们,几天之内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都送走了,而乌克兰的普通孩子在一个月之后才疏散。

三、国家与人民的双输

苏联为了挽救这场空前的灾难,花费了180亿美元,动员了50万军民,不能说不努力。但建立在隐瞒和谎言基础之上的救灾,是无法被原谅的,注定要失败。

苏联领导层费尽心机的操作,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没能降低事件的影响,反而葬送了苏联在人民心中仅剩无多的一点公信力。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戈尔巴乔夫

切尔诺贝利事件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但它敲响了苏联的丧钟,集中暴露了苏联体制的巨大缺陷。

这场事故撕掉了苏联盛世强国的假面具,也暴露了充斥着政治谎言和视生命如草芥的权力集团的丑恶嘴脸。苏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大家可以去看我的旧文《战斗民族疯狂记——苏联首先是俄国的,其次才是社会主义的》。

此后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不得不更加激进。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在《俄罗斯史》提到“这次灾难性事件,最终引发了要求更多的公开信的激进运动。”

改革的口号喊得十分响亮而大胆,戈尔巴乔夫的正式权力也不断增长,但实际政策的制定却谨慎而保守。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距离切尔诺贝利事件仅仅5年半!

引用一篇网文的言论:“出了这样的事,不是你们无道,就是你们无能,或者兼而有之,你们有什么资格和脸面自居“伟光正”而统治着亿万人民?”

1988年,曾代表苏联向世界公开了切尔诺贝利情况的瓦列里·莱加索夫院士在原定公布其进一步调查结果的前一天被发现死于自己莫斯科的公寓内,事后被定性为自杀。

直至今天,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为没有结果的无头公案。但是,莱加索夫院士的自杀,已经向世人昭示了苏联的心虚和事实真相。

切尔诺贝利事件,也将苏联当权者永久钉在了耻辱柱上。

而民众,则成为事件的最大牺牲者,核辐射造成的疾病影响,持续至今。这部分内容,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文字透露着无声而泣血的控诉,图片则不忍直视!

小结

一次影响万千生命的社会事故,其处理方法,往小了说是政府的公德心,往大了说就是文明的底色。

切尔诺贝利是一次事故,苏联的处理方法又何尝不是事故?为什么现在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人很少愿意回到苏联时代?这次事件已经给出了答案。切尔诺贝利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它似乎离我们比较遥远,但愿它一直离我们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