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德宗光绪（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共34年）初年，翰林院的官员太多，当时的状况，甚至可以用拥挤来形容。
此前，清廷简拔外放学政官员、主考官员时，原本翰林院的官员有优先权。但是，至此，很多时候，翰林院的官员根本就没有机会。
原因何在？
主要就是因为：
简拔外放官员时，主要的权力都在军机大臣的手上掌握着。当军机大臣选人时，他们往往偏重于自己的门生故吏，而对此前已有的相关制度和前此已行之多时的惯例较少顾及。
以上这种状况，是非常有争议性的。
于是，那些在翰林院中等待简拔外放、等待升迁的官员，对于主政军机大臣的此类行事多有不满。
于是，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因为选拔制度的被破坏、选拔过程的不公，他们原本应该得到的多次机会，眼睁睁最后都化作了乌有。结果，他们便有长久积压的怨气存在胸中，因而，他们时常愤愤不平。
这个时候，正赶上有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战争〔公元1883年12月～公元1885年4月（清德宗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
在这次战争中，镇南关大捷本来使清廷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是，清廷在被迫宣战以后，整个战争期间，主事者都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他们始终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结果，原本可以胜利的成果，白白被葬送，最终使得清廷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从法越战端开启之后，借着这次战争，朝中官员中的一部分人就将战争处理过程中的各种失对、失策、失事，全都归罪给了当权派的重臣。然后，他们不断撰写文章，指斥朝政。
这些人，被当时的人看成是清流。
对于清流的言行，笔记作者何刚德的座师索绰络·宝鋆〔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包括宝鋆）同日斥罢。〕曾对他说：
“天下的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局外人不知道局内人的苦楚。那些人（当然是指清流）只是挟着华而不实、骄傲自大的意气，不知内情地苛责别人。他们这样做，对当下的时事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清流逐渐被简拔外放，升迁得差。
自此，这些清流人士似乎嘴巴里含了大颗肥美的珍珠，口被钳住了一样，也不指斥朝政了、也不攻击重臣了。
清流这种前后不一的表现，旁观者私下里多有议论。
看来，权力与私欲的满足，是可以让人哑然失声的！
不过，静下心来仔细检讨和梳理清流当日的行事，深究其作为，也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清流弹劾贪婪放纵的官员、指斥挟势弄权的奸佞，使得朝廷在压力之下，裁汰衰弱无力、平庸无为的官员，这些，都是大快人心、值得称扬的。
依此而言，就不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清流不如浊流。
之后，清廷与法国的战争危急。
于是，清廷简拔陈宝琛（号弢庵，笔记作者称之为弢老）为南洋会办、简拔吴大澄（瀓）（字止敬、又字清卿，笔记作者称其字清卿）为北洋会办、简拔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笔记作者称其字幼樵）会办福建军务。
这些人，都是清流的代表，也是清流中被认为有才干的人。
那时，清廷简拔他们的用意，就是要让这些坐而论道的人，起来行动。
谁知，结果却有些让人失望。
当然，也要明白，清廷简拔的这些人，给他们安排的职务，并不是他们的所长，也发挥不了作用。
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做得好呢？
当时，南洋军务有曾忠襄（国荃，曾国藩之弟）坐镇；北洋军务有李文忠（鸿章）统领。他们都不受牵制，所以，陈宝琛、吴大澄还可以依赖曾、李二人得以维持，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可是，张佩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一来，相比较而言，他当差的福建是多么小的地方，军力自然不能和南洋、北洋比；
二来，他的制军（明、清时期总督的称呼）宋璟没有什么魄力，才力薄弱，遇到事情以后，只知道推让。
所以，在马江海战时，出现了全军覆没的惨局。
最后，张佩纶被弹劾革职。
清德宗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
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此即所谓的广西兵败。
此败之后，陈宝琛因先前保举唐烱、徐延旭二位，清廷按照“滥保匪人”的旧例，将他降职五级，转调他处任用。
至此，清流的气势已经衰落了。
关于清流的起因，有人说，是因为李文正（鸿藻）与同时执掌大权的重臣意见不合，而这个时候，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有所偏袒，所以，李文正孤立无援，他才借助清流的力量，推行自己的意见。
李文正借助清流，虽然没有显山露水，没有痕迹存留，但是，最终斗争的结果，恭亲王因为是勋旧懿亲，所以被罢黜引退。
这不得不说，是清流的胜利。
作者：史遇春
附本文相关资料：
翰林：清代沿用明代制度，设置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为翰林。
马江海战：又称马尾海战、中法马江海战，是中法战争中的一场战役。清德宗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A.A.P.库贝）率舰6艘侵入福建马尾港，停泊于罗星塔附近，伺机攻击清军军舰。朝廷指示“彼若不动，我亦不发”。于是，张佩纶、何如璋、穆图善等下令：“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尤斩”。七月初三，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清军主要将领畏战，弃舰而逃，福建水师各舰群龙无首，仓惶应战，福建水师的舰只还没来得及起锚，被法舰的炮弹击沉两艘，重创多艘。福建水师对法国军舰展开还击，但是由于未作任何军事准备，加上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势。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9舰被击毁，另有伏波、艺新两舰自沉）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战斗不到1个小时，福建水师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而法军仅5人死亡，15人受伤，军舰伤3艘，还摧毁了马尾造船厂和两岸炮台。初九，法舰全部撤出闽江口。马江海战惨败，激起极大愤慨，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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