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许多不曾拥有姓名的乡村医生默默奉献了一生。他们在最广阔的土地，为村民提供着基础医疗服务，守护村民的健康。从医四十年，阿婆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也没能卸下身上的重担。
吃过早饭，阿婆拎着满满一壶开水，走到院子前面的医务室。两张破沙发，两条长木椅，两根输液架，一张旧桌子，一只旧药箱，就是医务室的全部家当。村里的老人陆续过来问诊，感冒流鼻涕的，开一天的药，也就一两块钱。失眠睡不着觉的，就把安眠药掰成两半，一半收五毛钱。没带钱的，这次就算了。
没生病的人也要过来量量血压，听听心跳。看完病后，没人急着走，几个老奶奶、老大爷坐下来扯闲篇，一坐就到开饭前。
这样的日子，阿婆已经过了40年。
阿婆年轻时手脚麻利，生产队长看她活泼机灵，主动推荐她到县里接受护理分娩的培训。集中培训完，领一个黄色的椴木药箱，装上听诊器、注射器、缝合针、血压计、橡胶手套等简单医疗工具，阿婆就成了村里唯一的医生。
那时农村没有预产期的说法，孕妇也要上山砍柴、打猪草，往往是已经破红流了羊水，才意识到自己即将分娩。来不及去医院，挣扎着回到家，找个接生婆或者生过孩子的妇女，两条生命就交到那把平时剪针线、此时剪脐带的剪刀上。卫生条件不好，许多孩子也因此夭折，被埋在附近的娘娘山上。
阿婆年轻，又没有生产经验，刚开始村里人都不信任她。急得她天天在家翻医生手册，甚至拿针管在自己手臂上练习打针。直到有个孕妇难产，几个有经验的接生婆都束手无策，这才找到阿婆。
阿婆第一次接生，心里憋着一股劲。她看产妇偏瘦，身体虚弱，早就没了力气，便做主用红糖水打鸡蛋，给产妇增强体力，并把一家人赶到室外，和产妇聊天，使她放松心情，按摩产妇肚子，用手揣摩胎位。
从早折腾到晚，婴儿终于生了下来。孩子只有五斤重，却脐带绕颈三周，迟迟哭不出来，憋得全身发紫。阿婆按照手册上的说法，给婴儿轻轻拍背，人工呼吸，又折腾了好一阵，这才救回了一条命。
凭着这次接生，阿婆的口碑终于在村里传开，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或是急诊，或是接生，老乡一上门求助，阿婆便要跟着翻山越岭，治病救人。
一次出诊少则半个小时，远点的村子则要走三四个小时，看过病后，照当地的规矩，要由病人家提供一顿面条，算是犒劳，看病接诊则分文不取。过意不去的人家，借一点钱，买一袋红鸡蛋，也就算是抵了酬劳。
改革开放后，老家不大的山村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厂矿，工人们离职下岗，在村里办起作坊式工厂。钱来得容易了，各个生产队的乡村医生也丢掉药箱，做起生意。到最后，山区里十来个村子，只剩下两位医生。
阿婆心肠软，遇到来求诊的病人总开不了口拒绝，就这样留在了村子里。后来，国家在每个村都成立了医疗室，要求坐诊的乡村医生必须考取医疗资格证。靠经验治了大半辈子病的阿婆不得不捧起书本，埋头苦读了几个月，这才通过了考试。
卫生室位于村子西头，三间平房里布帘隔出了一个个独立的注射室、输液室、候诊区。除了阿婆，又来了两个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人，每个医生都分到了单独的办公桌，卫生室还仿照医院印制了村民健康档案。
卫校毕业生通常由医院分配到村卫生室，两个年轻人不愿待在农村从事基层医疗工作。一个买来许多医学教材，自学两年考出了山村，另一个无意于医学研究，看中了山里牡丹花的药用价值，贩卖牡丹花根发了财，便也辞掉了工作。卫生室转眼又只剩阿婆一人。
乡村医生收入微薄，条件艰苦，这些年坚持待在山村里的只有寥寥数人。阿婆就这样守在卫生室，看着一批批年轻人来了又走。
她自豪于和病人的关系亲密，却没有意识到因此忽视了家人的存在。
阿公是银行干部，在山村里有头有脸，可他一直很忙，常年住在单位里。阿婆又醉心于给人看病，顾不得家里的事。妈妈出生后没多久，就被送到了奶奶家，直到七岁。
妈妈不喜欢这个家，阿公阿婆都像是陌生人，一个总看不见人影，一个总是深夜才出诊回来。在睡梦中迷迷糊糊觉得阿婆回来了，可到了早上一看，阿婆的床铺又空了，只有摆在饭桌上的几个红鸡蛋，证明阿婆确实回来过。
村里人提起阿婆，都说“冯医生医术高明，心肠又好”，她怕是山里唯一一个不收医疗费又随叫随到的乡村医生，她入了党，成了生产队的劳模。可妈妈只想有个平凡的阿婆。没有人气的家里，院子总是空荡荡。
妈妈曾经鼓起勇气问阿婆：“你做乡村医生这么辛苦，又不赚钱，又不能照顾家里，有什么意思呢？”
阿婆却只是叹口气，回答道：“我做习惯了，就再也放不下这些人了。”
妈妈劝不了阿婆，只好盼着早日读住宿高中，脱离这个家。
等到妈妈怀上我，阿婆已经五十多岁。那双瘦小的手曾承托过无数生命，在接生自家女儿时却颤抖不已。所幸妈妈性格坚强，反而开导阿婆不要紧张。
大姑头胎生产，执意选择了工厂医院。结果遇上难产，医院说剖腹风险太大，要求转诊到市人民医院。等送到市医院，大姑已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产下一个死婴。
阿婆知道后止不住地叹气，面对难产问题，她可能也会束手无策。但她绝不会拒绝接诊，肯定会守在产妇身边，哪怕是送到医院也会紧紧随同。这些年，阿婆就是这样守护了村里所有的病人。
家属认为小刘是庸医，闹上了法庭。官司打来打去没有结果，法院主张庭外调解，刘医生一气之下收拾行李离开村卫生室，一走了之。
阿婆知道后，将自己住的房子外间辟作医务室，接待了不少不方便进城看病的村民，治些头疼脑热的小病。阿婆开药只求药到病除，一般只开一天的药，一片药甚至可以分成两半开，绝不过度医疗，比没有经验的年轻医生要高明不少。
家里人怕她也惹上事，不知劝了她多少次，可她就是不听，还经常私自跑到镇上买药。为此爸爸专门找过药房，求他们不要卖药给阿婆。
倒是最近几年，随着医疗保险的普及，村里人生了病都会到大医院去，年轻人自然不会找阿婆，医务室也就越来越冷清。因为年轻时走了太多山路，阿婆的双腿已经变形，天气潮湿时常疼得下不了床。没了病人，阿婆多了一份清闲，也多了一份失落。
以前她总推说医务室和村民离不开她，不肯出远门，现在终于有时间，我们带她去北京、上海游玩。她兴致勃勃，依旧像年轻时一样好强，忍痛走路，不肯让人扶，也不肯落在人后面。
女儿办百日酒时，我们把她从老家请到南京。她曾经接生过上千次，对婴儿护理非常在行。给我女儿洗澡时，一双手灵活快捷，左手托住婴儿腰背，右手用艾草水擦洗，上下左右翻转，甚至一只手倒提女儿大腿，一只手给她洗头，吓得女儿哇哇大哭，我和妈妈也看得目瞪口呆，生怕她不小心失手。
阿婆引以为豪的手艺，在我们看来已经是粗暴了。她总说我对女儿太娇惯，女儿洗脸、洗屁股、洗身体各有一条毛巾，她总是搞混。每次女儿排泄后，我都会给她清洗，阿婆却说没必要。我觉得婴儿不能吃盐，她说没事的，小孩趁早尝尝大人的食物才不会挑食。
阿婆很失落，她那一套老手艺，在我们这一代，在大城市已经显得格格不入。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货架、密集封闭的住宅，都让她手足无措。
没待几天，她便坚持回家，回到那个她所熟悉的、为之奔忙了大半辈子的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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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杨茂行
编辑 | 马延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