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亚洲考察时偶然来到一个工地。
在那里，弗里德曼发现工人们在用铲子挖运河而没有使用重型机械，他感到很奇怪，便询问了当地的官员。官员回答说：“用铲子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
“噢，原来是就业计划，我还以为你们是在修运河呢。”弗里德曼说道，“既然是想创造就业，那别用铲子了，用勺子挖吧。”
对于技术性失业这个问题，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企业主与工人总是报以不同的态度。历史上，对技术性失业反抗最为激烈的当属卢德主义。
1811年，英国工人们在莱斯特郡郊区聚集，然后潜入工厂，用锤子捣毁机器。几个月后，诺丁汉工厂主们收到了署名为卢德王签名的书信，信中解释了摧毁机器的理由，他们认为机器让他们丢掉了饭碗。
后来诺丁汉郡、约克郡、兰开夏郡相继发生捣毁机器的工人暴动，最后蔓延了整个英伦。那些捣毁机器的工人运动，被称为卢德主义。在卢德运动最高潮时，英政府不得不派大量军队进行镇压。
长久以来，不管是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还是在机器面前自我毁灭的新卢德主义，知识精英、社会舆论都没有对他们给予多少同情或理解，社会舆论总是把他们塑造为极端保守主义者，并送上“弗里德曼式”的讽刺。
然而，卢德运动两百年后，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在人工智能面前可能会成为新一代的卢德主义者。
以前我们总认为，“技术性失业”只存在于工厂和制造业中，如今，软件工程师、法律工作者、编辑、图文处理、统计员、会计师等知识白领，正在面临类似当年卢德们的遭遇。
与捣毁机器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式的卢德主义以社会论战、焦虑、抗议的形式大肆蔓延。
民间有个卢德奖，被称为科技界金酸梅奖，每年由IT与创新基金会评选出10个试图阻碍科技创新的组织或个人，再由网民投票评选出名次。
令人惊讶的是，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霍金等科技大佬都曾成功入围。马斯克和霍金两人都曾发表了“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的言论，称人工智能将“激起了人们的恐慌和狂躁情绪”。
与搞怪色彩浓厚的金酸梅奖不同，更加极端的新卢德主义者卡辛斯基声称：“工业文明及其产生的后果对于人类就是一场灾难”，他的言论俘获了很多粉丝。
卡辛斯基在《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中对科技发出的诅咒、警告不时令人毛骨悚然。他说：“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
卡辛斯基认为，精英控制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种，由于机器的高度智能化，人类的工作不再是必需的，人类将变成这个系统的负担。如果精英们是残酷的，他们就会直接消灭大部分人类；
如果他们是仁慈的，就会利用宣传手段或者生物学技术，降低人口出生率，直到大部分人类灭绝，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地球最终都将归于少数精英之手。
另一种结果，如果精英中有一些心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就会成为人类的牧羊人。他们会用科技改造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结构，“治疗”他们的问题，使他们变得完美。
这些被改造的人类也许是快乐的，但绝不是自由的，他们更像是精英们饲养的家畜。
卡辛斯基预言，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将导致人类灭绝、社会动荡、失去自由。
卡辛斯基只是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想法，经济学家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在经济学史上，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都否认技术性失业的存在。由于新旧古典主义都固守且高度崇拜一般均衡，他们不但否认技术性失业，甚至不承认失业、过剩乃至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
萨伊坚持“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他认为采用新机器所导致的产品供给增加会引起产品需求的增加，产品需求的增加最终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使得被新机器排挤的工人重新获得就业机会。
马尔萨斯则认为机器的应用会通过需求不足、资本短缺等因素引起失业，但他同时又指出，开放的市场可以恢复充分就业。
李嘉图起初也相信市场的力量可以补偿机器对就业的排挤，但后来“由于他特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并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特意增加《论机器》一章，认为如果机器占用了流动资本，则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
古典主义的观点，跟今天我们很多人的观点类似，即技术进步导致一部分人失业，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市场的补偿机制在起作用。
市场到底是如何补偿的呢？
首先是新机器补偿机制：技术进步产生的新机器替代旧机器，新机器所缔造的工作岗位补偿了被技术进步排挤的就业。例如数控车床替代传统车床，数控车床的设计、制造和使用都需要新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
第二种是价格下降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商品成本，进而让需求增加，产出和就业扩大，实现补偿。
这是一种典型的古典主义范式。比如由于不需要支付实体店的各种成本费用，网上购物价格会更便宜，用户会忍不住的“买买买”，天猫“双十一”的销量已经超过了2000亿，社会需求扩大了，自然就业也就增加了。
第三种是新投资补偿机制：新技术促使成本下降，但是售价有可能没有同比例的下降，这样厂商就有了额外的利润，工厂老板就有意愿和能力增加投资，创造新的就业。
第四种是新产品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产品将创造新的生产部门和就业岗位。这个很容易理解，例如无人机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第五种是工资下降补偿机制：技术创新引发失业，失业人口多了，市场上找工作的人就多了，劳动力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时候，一些厂商就会利用低价劳动力来生产或开发劳动密集型技术，从而吸收过剩的劳动力。
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虽然有先进的技术，但是新兴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富余，并且工资水平很低。
所以很多制造企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新兴国家，吸收了这些富余的劳动力，避免了因技术进步引发的大量失业。
工资下降补偿机制后来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家解决一切失业问题的处方。
以上五种补偿机制是古典主义派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主张，他们的后来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不但继承完善了这些补偿机制，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补偿机制。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马歇尔、瓦尔拉斯、庇古、帕累托等都喜欢用数学模型论证古典主义理论，并建立一套市场均衡的新古典范式，比如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帕累托最优等。
他们将经济学理论变成了精密的数学模型，其理论主张比古典主义逻辑更严密、论证更精细。但过分追求理想和完美。
新古典主义提出了商品价格“弹性”的概念，应用在价格下降补偿机制中是这样解释的：有些商品价格弹性大，比如大闸蟹，如果打五折很可能会引发抢购，生产和就业会扩大；但有些商品弹性小，比如食盐，即使买一送一，很多人也无动于衷，并不会增加购买数量，这就难以起到补偿作用了。
另外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庇古引入了货币机制，他认为，价格下降意味着实际货币供给增加，利率因而下降，这将产生投资激励的作用，从而增加产出和就业，这就是庇古效应。
现实中，是否会发生庇古效应呢？过去一个世纪里，汽车的技术一直在进步，但价格却在下跌，汽车是耐用品，弹性比较低，个人一般不会因汽车降价而多买两台车。
但是，汽车降价却会让个人的钱变得富余，有些人会将多余的钱存入银行或做投资，而有些人会增加旅游等消费，从而促进生产和就业。
以这些补偿机制做为依据，过去的经济学家认为，没有任何外在因素可以冲击市场的自然循环，技术带来的短暂性失业也会被市场的补偿机制所烫平，长期并不存在“技术性失业”。
然而在现实中，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好像有些过于乐观，补偿效应并没有发挥想象中那么大的作用。
过去这些年，你只要去参加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高峰论坛，就会发现，新技术极大地拔高了投资预期，各路资本在激情演讲、红酒与高跟鞋的狂欢中跃跃欲试。
但是，泡沫破灭后，拾起来的却是一地鸡毛，而“春风吹又生”的新就业，往往需要经历艰难的资本寒冬。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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