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下半年，“2.5天休假”成为一个社会热议、争论的焦点。
7月，江苏省发文，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2.5天小长假”，以弹性休假，刺激消费。河北、江西、重庆、甘肃、辽宁、安徽、陕西、贵州、福建、浙江和广东等10多个省份已出台意见跟进。
“2.5天休假”一出，在劳资矛盾、收入问题、生活压力等方面立即形成争锋相对的两派：
正方：“举双手双脚赞成”派。
赞成多休假的理由几乎都是中国法定假期太少。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就指出，2018年我国人均工作时长达2100个小时，远高于其他国家。
看看其它国家休假多少：
德国，全球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
德国人均年工作时长不到1050小时，平均每天工作五到六小时，一年休假150天左右。账面上比中国“懒”一倍。
希腊，欧洲最懒惰的穷国。
希腊人均年工作时长约1255小时，每天工作四五个小时，下午四五点就收工在沙滩上晒太阳。欧洲人指责希腊人懒惰，欠下一屁股债，拖累了欧元区。
法国，欧洲最浪“慢”的国家。
法国人均年工作时长约1505小时，带薪休假长，社会福利好，政府负债累累。
美国，8小时工作制的高效国家。
美国人均年工作时长约1920小时，严格按照8小时工作制，加班费用高，企业追求工作效率及工作弹性。
日本，全球加班最重的国家。
日本人均年工作时长约2080小时，但加班文化盛行，“996”为常态。
中国，劳动时长模糊的国家。
中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长超过2000，但差异巨大。
不少一线城市的金融、技术、企业高管以及制造工人长期加班。“5+2”、“白+黑”、“996”模式，应有尽有，且不少没有加班费。而中小城市、国企以及公职人员，则比较严格遵守《劳动法》的8小时工作制及加班规定。
反方：“梦想很好，现实骨感”派。
“能把两天休假落实了，我就烧高香了。”
“去年的年假、年终奖到现在还没发，这个怎么算？”
“我在私企，业绩目标没完成，你敢下班吗？”
“每天工作一大堆做不完，带回家做，算加班吗？”
“在私企，想要钱多活少，老板答应吗？结果是更加严重的加班，”
“多放假，自然就会减少固定工资，或裁员。”
“我不要假，我要钱。”
国家人社部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带薪假落实率约为50%。其中，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落实较差。
这事就有意思了。
那些严格遵守《劳动法》享受2天假期的人，支持2.5天休假。
那些“996”的加班一族，反而更加理性、冷静，甚至反对2.5天休假。
为什么呢？
反对者的一个担心是：如果将每周休息时间增加到2.5天，工资可能会减少，或者可能被公司解雇。
持有这种担忧的人，往往身处在市场中，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他们往往也是加班群体的重灾区。
休假增加，工资会减少吗？失业会增加吗？会导致加班更严重吗？真会伤害劳动者吗？
我们不妨做个推演。
假如现在严格执行2.5天休假制，也就是每个月每个员工少干2天活，这相当于变相增加了雇佣成本，你是老板会怎么做？
作为老板，你肯定不希望因员工多休假而降低收益、增加成本。你必须解决每月每人少干两天活的损失。假设三种选择：
一、你通常不会首选增加雇员或加班来填补工作缺口，因为这样会增加用工成本。
二、每月工作量下降，产能、效益也可能会下降，那么你可能会减少雇员或降低雇员工资，以保持利润率。但是，这样你损失了部分营收和利润规模。
三、最理想的办法是不减少营收、利润规模以及利润率。这样，你会加大员工的工作负荷，将工作任务分摊到法定时间上，以弥补因休假减少的工作量。
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法定时间内，员工可能无法完成工作量，这样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免费”加班；或者超强度工作，以透支身体健康在法定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
可见，不管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选择，都对劳动者不利，甚至会伤害普通打工一族，可能会增加失业，减少工资，还可能导致加班更加严重。
其实，这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
劳动时间与雇员成本挂钩，休息时间增加，用工成本增加，公司营收规模和利润率都会受到削弱。雇主会想办法从其它地方减少成本，比如降低工资，减少雇员；或从其它地方找回产能、营收规模，比如在法定时间内加大员工的工作强度。
从近代发展历史看，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雇主更愿意“雇佣”机器，解雇更多工人，这样可以降低成本，降低管理难度。
长期在私企上班的雇员深知其中的利弊。
增加休假时间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与雇佣成本直接相关。雇主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反制。
我们可以以最低工资标准的研究作为参照。
经济学家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利于劳动者，使得弱势劳动力更难觅得工作机会，甚至还可能增加失业率。
2007年，《劳动法》颁布，涉及关于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条款。张五常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发表了强烈的反对声音。理由都近乎一致，那就是出台最低工资标准本意是保护弱势群体，但最终却会伤害弱势群体。
2014年，瑞士工会组织提出全球“最高”（4000瑞士法郎，约每月2.8万人民币）的最低工资标准动议，遭遇巨大争议。
无奈，瑞士政府为此举行一场全民公投。令人意外的是，超过七成投票者反对这一“保护公平工资”行动。
多数反对者担心，若实行这一最低工资标准，生产成本将上升，一些企业可能因丧失竞争力而裁员或迁往经营成本更低的国家。
这一最低工资标准放在新兴国家实在太诱人了。不过，瑞士人还是理性的。
张五常说：“‘最低工资’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没有任何经济学者赞同的政策。经济这门学问傻佬甚多，什么发神经的政策也有行内君子支持，只是最低工资没有。”
看看资本家怎么说。
巴菲特说：“我并不反对提高最低工资，但一次戏剧性的提高将会减少工作岗位数量。”
芒格接着巴菲特的话说：“我同意。提高最低工资十分愚蠢，只会损害穷人利益。”
1981年美国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Minimum Wage Study Commission)发布报告称最低工资提高10%，年轻人的就业就要减少1%。
这些研究可以被称为“最低工资的新政治经济学”。
美国Jardim等六位学者的调查研究，证明了最低工资提高导致失业增加的结论【1】。
他们从华盛顿州获得内部数据分析得出，西雅图在2015年到2016年实施最低工资政策改革后，每个小时最低工资从原来的9.47美元涨到13美元。结果低收入者的工资上升了3%，但是低收入岗位却下降了9%。总体来看，低收入劳动者平均每月少赚了125美元。
不过，2017年6月，Reich等学者研究的结论却恰恰相反：西雅图最低工资政策改革后，餐饮业的工资上涨了1%，就业几乎没有发生变化【2】。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以上经济学逻辑没有问题，但结论过于粗放。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法定休假，可能导致雇主成本增加。若雇主成本增加，那么雇主会做出反应，但部分增加的成本，最终一定会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吗？
不一定。
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劳动力市场、不同职业，甚至不同雇员，成本分摊的程度都不同。
这就是科斯所说的：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市场机制
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科斯第一定理，斯蒂格勒表述）。
法定休假和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后，雇主会与雇员谈判、协商，如何分摊增加的成本。这时，就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了，劳动者的利益是否受损取决于在劳资谈判上的地位，直接来说便是劳动者在职场上的竞争力。
假如你是一位稀缺的工程师，老板或许不会解雇你，也不会减你工资，也可能不会增加工作强度。你可以带薪休这0.5天法定假，老板只能默默忍受着0.5天带来的成本。
假如你是一位可替代性强的职员，老板或许会解雇你以压缩成本，或许会增加你的工作负荷。如此，这0.5天法定假给雇主带来的成本全部还给你了。
如果你是一位替代强度一般的职员，老板估计不敢太欺负你，会适当给你增加工作负荷。这样，老板与你共同分摊了这0.5天法定假带来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是替代性很强的职员，其他人因休假带来的雇佣成本，也可能会压到你身上。比如，老板把你解雇了，或给你超负荷工作任务，以压低整体雇佣成本。
当然，这里要考虑企业竞争对手的因素。
如果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够，不能提供更高的工资或吸引力，在谈判中处于弱势，那么雇主不得不自己承担这0.5天法定假带来的成本，最终又将这一成本转嫁到产品售价上。
这样，这家企业能否撑下去，就取决于它在产品市场中的地位。
若消费者、买方接受提价，那么企业则将雇佣成本转移到了终端。
若终端拒绝接受，那么企业可能面临亏损、倒闭，最终强势的竞争对手获利。
若在二者之间，那么因法定假期增加的雇佣成本最终由企业与消费者来分摊。
所以，弱势企业与普通工人一样，都面临更大的被淘汰风险。
“好心办坏事”，总是让人感觉无奈。
没办法，这就是规律。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增加法定休假有利于替代性不强的高级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高级人才的福利会增加；
二是增加法定休假不利于普通职员，普通公司职员的工作强度或许会增加，普通产业工人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和失业风险增大，他们的福利受损。
三是增加法定休假导致弱势企业比强势企业更可能被淘汰，福利受损更大。
四是（理论上）市场的整体福利不会受损，重新讨价还价促使市场回归帕累托最优。
假如交易费用为零（注意前提条件），法定休假增加，不管增加0.5天，还是1天、3天，都不会影响市场整体福利。
法定假期增加后，每一个雇主都会与每一个雇员重新谈判，或默默做出新选择，劳动力市场机制会重新调整价格及安排供给，促使市场效率最大化。
可见，法定假期增加（若严格执行），强势的企业和强悍的人才可能得利。相反，弱势的企业和劳动者才会受损失。
这就是市场竞争法则。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学，曼昆，北大出版社；
【2】JardimE,Long M C,Plotnick R,et al.Minimum Wage Increases,Wages,and Low-WageEmployment:Evidence from Seattl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7;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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