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不回家过年。我的好朋友就是其中之一。
她几乎每年春节都不会回家，而是用这个长假来去世界各地旅行。她的理论是，春节回家这么多天，闲得发慌。和老家亲戚又没有什么话好聊，非常无聊。小时候没办法，现在经济独立了，长假又那么难得，当然要用来做更好玩的事情。至于父母，平时找个时间回去看看也是一样的。
但今年，她却突然告诉我说，决定回家过个年。外婆年前生了场大病，她和外婆感情很好，因为这件事突然感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恐慌。她说，今年要在生养自己的小城走走看看，多陪陪长辈。
对于她的选择，我很支持。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一代年轻人低估了春节回家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聊聊，我们为什么提倡大家——尤其是在独立后，春节尽量回家看看。
在受访者中，有72.63%的受访者今年春节一定会回家，19.55%的受访者今年春节不会回家，其余7.82%的受访者不确定今年春节是否回家。
在春节不回家的原因当中（本题为多选题，每人最多可选3项），被选择最多的三项是“回家太远，时间成本太高”（34.69%），“春节不放假”（30.61%）和“想用春节小长假做更有意义的事”（24.49%）。
其次三项是“回家会带来不愉快的体验”、“回家会带来额外的经济开销”、“每年回家过年都一样，很无聊”。
看来，除去客观原因，认为回家的意义不高、或者用春节做其他事会更有意义，是大家不回家的最重要的原因。
令人惊讶的是，高达2/3春节不回家的人把学习也纳为了自己的选项之一，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是随机抽样于KY粉丝群体，而这本就是更爱学习（比起普通人群）的一群人。
如果回家，会带来哪些不愉快的体验呢？（多选题每人至多选3项）我们的调查发现，被选择最多的三项是“被拿来和他人比较”， “被催婚或催生”和“因为和家人观念差别大，聊不到一起”。
此外，将“和家人关系不好，春节可能会争吵”和“家乡发展落后，回去生活不便”纳为自己选项之一的人也很多。
其中，单身的受访者回家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单身的受访者（可能是因为单身被要求春节回自己家的压力更大）。但同时，也是更多单身的受访者会表示“春节回家会带来不愉快的体验”（被比较、催婚、催生的压力都更大）。
18岁-25岁的受访当中，80.52%的受访者春节会回家；26岁-30岁的受访当中，66.10%的受访者春节回家；31岁-35岁的受访者当中，63.16%的受访者春节回家。可见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似乎注定与生养我们的家乡越走越远。
如果你在海外生活过，尤其是像纽约这样的充满世界各地来的移民之都，你会发现他们关于“root”的概念远比我们要深。他们会更多地去反思以及向他人介绍自己从哪里来，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文化。
但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年轻人，却往往对自己的“根”感到隔绝或者陌生。尤其是那些离开小镇，来到国际化大都市生活的年轻人。他们是真正意义的“无根之人”——在大城市他们并未被完全接纳，回家乡又觉得格格不入。
可大城市真的这么好吗？全球化的大潮下，全世界的大城市正在变得一模一样。我们吃类似的食物、以类似的方式度过闲暇时间、追求相同的消费品牌。我们在追求成为“global citizen”的路上，正在变成脸谱化、无差别的人。
可能有读者会问，那变成“标准”的国际青年又有什么不好呢？当这个世界对“好生活”的标准日益趋同之后，我们的焦虑才真正开始。我们都害怕无法过上标准中体面的人生。同时，我们也因为这些标准，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中那些独特、有差异化、有情感的东西。
我们需要时不时回到生养我们的小城。它提醒着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在什么样的文化中长大。一方水土一方人，我们有着“标准”以外的，自己独特的、值得自豪和珍惜的东西。
在那里，生活有着不同的可能性。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了一个社会中的五组“模式变量（Pattern Variebles）” (Parsons,1937)。这里为大家介绍其中3种。
1. 情感投入的 vs 情感中立的
“情感投入”的互动方式是指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彼此带有较多情感色彩；“情感中立”的互动方式是指人与人的互动更加依靠理性。
2. 扩散式互动的 vs 专门式互动的
“扩散式”的互动指的是，人和人的互动会设计多方面的目的，而不是单一的功能（例如在老家，医生可能和妈妈是好朋友，除了医患往来、平时还会一起逛街）；“专门式”的互动指的是，人和人的互动较多情况下有着专门的、单一的目的（大城市中往往与医生的互动只有看病）。
3. 特殊主义的 vs 普遍主义的
“特殊主义”的互动方式中，“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人和人之间的亲疏关系（例如别人家的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哭是“熊孩子”，但如果是自己家的就是活泼可爱）；而“普遍主义”的互动方式中，“标准”是普世的、来自通行的规则（例如合同、法律、宗教信念等）。
帕森斯认为，以上变量的前面半句，对应的是传统社会，而后面半句，对应的则是现代社会。在现代的普遍主义社会中，更常见独立的个体；而在传统的特殊主义社会中，更常见（人际间）相互依赖的个体。
他提出，传统中国的社会，就是一种典型的“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类型。
对于那些离开小城镇，前往大都市寻求发展的中国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家乡，就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社会类型；而他们向往和认同的大城市，则已经受现代化的影响，是普遍主义的社会类型。在传统社会中，经营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从而得到特殊主义的照顾，是每个人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也正是很多年轻人讨厌家乡的所在。
但事实上，特殊主义原则是不可取代的，有它独特的作用。比如它能够带来普遍主义无法带来的情感价值，而在危机真正发生的时候，也只有那些特殊主义的关系会是个体“最后的守护者”。
中国社会的矛盾之处在于：特殊主义带来了人们对于“自身关系网络以外的人”的不诚实与不信任；但关系网络以内的、尤其是亲密的人之间的扶持与信靠，却也是无以伦比的。
当我们离开家乡，我们就真的成了浩瀚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传统特殊主义社会中，亲人、关系密切的人给到彼此的扶持，是普遍社会望尘莫及的（从美国人与人之间在热情表象下的冷漠就可看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老师曾在一篇访谈中说，“当一个社会真正遭遇到危机和动荡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没有归属的可怕。”在乡村生活中，人们互相照顾，这既诞生了无尽的矛盾冲突，却也一直、的的确确是很多人度过困境的路径。人们觉得小家之外还有延伸的亲戚大家庭，此外还有氏族，还有村落。他们既有义务照拂他人，也有权利向他人求助。
“一个人总是渺小的，抵抗不住那么大的体制，也无法适应所有的变故。……在城市中，我们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似乎有无穷的力量。可是等你失恋的那一天，等你失业的那一天，等你生病的那一天，等你面对死亡的那一天，你才有可能真正明白，在这个世界里过活，不能仅靠你自己。”（渠敬东，2017）
家乡仍有我们的“根”，它是危机时，对我们最后的承接与安放。
家庭，是我们自我身份开始建立的源头。无论多少人批判“原生家庭有罪论”，在原生家庭中最初生活的那些年，奠定了我们此生的人格基础。
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究竟为何会发生这一切。当人总是生活在“无法理解”中时，就会产生许多无法自我消化的情绪，反复与过去纠缠。
在还小的时候，我们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尚没有能力面对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而父母也常常会出于保护我们的目的，选择筛除一部分信息不向我们透露。
因此，在我们头脑中和记忆中的家庭，往往就可能是基于不完整信息形成的。而这种信息的不完整，影响了我们理解家庭、也影响了我们理解自己。
你并不真正了解父母是如何长大的，他们的一生中经历了哪些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他们成为了现在这样的人、这样的父母；你也并不了解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过去是如何相识相爱的，他们现在如何看待彼此在对方心中的位置。即便这些事情在你出生前与出生后发生了改变，你所能记住的，很可能也只是事情的表面。
这一切信息的缺失，就像一幅不完整的拼图，让你无法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可能会因此变得武断、不自觉地断章取义，用想象拼凑出能让自己感觉说得通的故事的全貌。而这种武断的、自己下了结论的故事，却有可能成为你和家庭、和父母之间的隔阂。让你们无法走向和解。
当你看到故事的全貌，你会看到家庭中的每个人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家庭中，以Ta现有的方式去行动，你会看到你的家庭之所以日复一日这样“运作”的原因；你会理解你的父母作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作为“父母”这样单一的角色切面——在他们成为你的父母之前以及之后，他们都还有也应该有更多的身份。
而看到这样的全貌，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这个孩子能够重新走入家庭，了解自己家庭真正的历史，就有机会解开埋藏在心里多年的心结，走向更快乐的自我和人生。
所以，看完今天的文章，你准备好今年春节回家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