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斯坦福的科研人员邀请了一群本科生被试参与一项关于自杀的实验。实验内容是让被试阅读两篇遗言，其中一篇是随便编写出来的，另一篇则是自杀者所写。被试在看过之后被要求辨认孰为真，孰为假。
有些被试发现自己在辨识真假方面有天赋，他们是高分组，在25次试验中共正确辨别出24篇真实的遗言。余下的人则是低分组，认为自己实在愚钝，只认出来10篇。
当然，和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一样，整个实验过程就是一场骗局。尽管有半数遗言的确为真（从洛杉矶郡验尸官那里得到），测试评分则为假。那些被告知基本上都答对的被试和那些没猜出几个的被试相比，其实水平相差无几。
在该实验的第二阶段，实验者告诉被试他们被耍了，这个实验的目的其实是观察他们得知自己对与错时的反应（当然，这一步还是骗局）。最终，被试们需要估算一下自己真正辨认出几篇遗言，然后再估计一个被试平均可能辨认出几篇。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就有意思了：高分组的学生认为自己辨认得非常好，好到远高于平均水平，即使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试验成绩不是真实的，即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去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低分组的学生则相反，还是认为自己答得很烂，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也是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结论。
研究员们神情严肃地表示：“印象一旦形成，将相当持久地保持下去。”
若干年之后，另外一组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参与了一个与上述实验相关的研究。实验者给这些被试分发了关于两位消防员弗兰克（Frank K.）和乔治（George H.）的个人信息卡。弗兰克的信息卡中除了基本内容之外，还提到他有一个女儿，而且他热衷于水肺潜水。乔治喜欢打高尔夫，育有一子。这些信息还包括这两人在冒险-保守度测试（Risky-Conservative Choice Test）中的选择。实验者给被试提供不同版本的信息卡。一个版本的信息卡显示弗兰克是一位优秀的消防员，他在测试中选择的几乎都是最保险的选项。另外一个版本里面，弗兰克同样选择最保险的选项，但他却是一个经常被上级警告的消防员。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被试们被告知在先前的实验中他们被误导了，他们接收到的信息纯属编造。接着，实验者要求被试们描述在自己眼中，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对待风险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拿到第一个版本信息的被试认为成功的消防员会回避风险，而第二组则认为成功的消防员敢于冒险。
研究员指出：“即便人们已经得到了驳斥自己信念的确凿证据，他们依旧难以适当修正原有的观念。”这次实验中，被试“没有对之前形成的印象做出相应修正”的表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仅从两位消防员的数据中归纳出的信息远不足以用来得出正确的结论。
斯坦福的实验就这样出了名。70年代的学术界对“人们无法理性思考”这个观点感到十分震惊。然而没过多久，数千个后续实验陆续证实并阐释了该发现。基本上任何一个跟进该系列研究的人或偶尔浏览《今日心理学》的人都知道，随便拉一个研究生，给他一个剪贴板，他就能给你演示看似理性的人通常毫无理性可言。这个见解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不过问题仍未解决：我们怎么会毫无理性？
认知科学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新书《理性之谜》（The Enigma of Reason）中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分别任职于法国里昂研究中心和布达佩斯中欧大学。他们提出理性和最先出现于非洲大草原的直立行走及三色视觉一样，是进化而来的特性，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尝试理解它。
把所有听起来太“认知科学”的部分去掉，梅西耶和斯珀伯的论点大概是这样：人类相较于其他种群的最大优势是懂得合作。合作很难形成，更别说维持了。对于任何个体来讲，吃白食永远是最优选择。人类进化出理性并不是为了解决抽象、逻辑问题，也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从杂乱的数据中获取结论，而是解决在群体协作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梅西耶和斯珀伯写道：“理性是人类进化而来的一种适应性特征，是为了帮助个人能够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群体生活。”在知识分子眼里怪异、傻气甚至愚蠢的习性，从社会互动这个角度来看则是非常有利的。
再想想“证实偏差”——人们倾向于接受符合他们三观的信息，而排斥与其相悖的。在多种已经被确认存在的错误思维中，对证实偏差的记录最为完善，有整整一本教科书专门讲解关于证实偏差的实验，其中最有名的一例，同样是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在这个实验中，研究员组织了一群对死刑持有不同看法的学生，一半支持死刑，认为可以震慑犯罪行为；另一半则持反对态度，认为死刑对阻止犯罪行为没有任何效果。
这群学生需要对两项研究做出反馈。一项提供的数据支持他们的观点，另一项提供的数据则质疑他们的观点。当然你可能猜到了，这也是编造的两项研究，而且客观地讲，它们均提供看似可信的数据。一开始就支持死刑的学生将认为死刑有效的那组数据评价为高度可信，而认为另外一组数据缺乏说服力。同样，一开始就反对死刑的学生的观点正好相反。实验结束时，两组学生再次被要求表明他们的看法：原本支持死刑的那组学生更加坚定地支持死刑，而反对的那组亦更强烈地反对。
如果理性最初就是被自然选择设计用来提供可靠的判断，那很难想象存在比证实偏差更严重的设计缺陷了。梅西耶和斯珀伯在书中提到，设想有这么一只老鼠，它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思维方式，然后它一意孤行地认为“周围不存在猫”，接下来呢？它早晚会沦为猫的盘中餐。考虑到这种证实偏差严重到居然能够让人类忽视新的或者从未注意过的威胁——比如人类社会中的“猫”，这种特性本该被自然选择淘汰掉才对。然而我们以及我们的证实偏差都活到了今天，证明它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就与我们人类的“高度社会性”相关。
梅西耶和斯珀伯更倾向于选择“自我中心偏差（myside bias）”这个词。人类可不是会轻易相信什么的物种。当面对他人提出的论点，我们还是挺擅长发现对方论点的缺陷。然而，我们会毫无例外地选择盲目相信自己的观点。
梅西耶和他欧洲的同事最近进行了一项实验，非常巧妙地演示了这种“双重标准”。被试被要求回答一系列简单的理性问题，接着需要解释自己的答案，这个时候他们如果发现错误，可以修改先前的答案。结果大部分人都对自己原先的选择满意，只有不到15%的被试在第二步修改了答案。
在第三步，研究员从上述题目中选取一道，附上被试自己的答案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回答，然后一起拿给被试看，并且给予被试一次修改答案的机会。这里研究员又耍了个花枪：“另外一人的答案”实际上是被试自己的，同样，“你刚才的答案”其实是别人的答案。大概有一半的被试发现事有蹊跷。但是另一半被试这时候突然对“自己”严苛起来，以至于其中大概有60%的人拒绝接受他们之前自认为满意的答案。
根据梅西耶和斯珀伯的研究，这种双重标准的倾向性恰好体现出理性的进化意义，即防止在群体活动中个体的利益受到同伴侵害。我们的祖先以小集群采猎为生，他们首要关注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确保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外狩猎时同伴不是在洞穴里偷闲。清晰理性的推理对生存的帮助不大，因为大多数时候只要赢得争论就可以了。
我们的祖辈不会关心死刑的威慑作用，不会在意优秀消防员的理想特征，也不需要为伪科学、假新闻或者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争论不休。难怪现在“理性”总是辜负我们呢，就如梅西耶和斯珀伯写的：“众多事实表明，环境变化太快，而自然选择却没有及时跟上脚步。”
布朗大学的斯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科罗拉多大学的菲利浦·费尔巴赫（Philip Fernbach）教授也是认知科学家。他们同样认为社会性是人类意识运行的关键元素，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理性失常的主要因素。他们的合著《知识的幻象：为何我们从未独立思考》（The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开篇便是马桶实验。
几乎每个生活在美国或者说所有发达世界的人，对马桶都不陌生。典型的冲水马桶有一个蓄满水的瓷罐，当人们按下把手或按键，马桶里的水和里面所有的残物一并被吸入下水管道，然后被送进排污系统。然而，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
耶鲁大学曾做过一个实验。首先，让研究生根据自己对日用品的理解程度进行评分，这包括马桶、打火机以及气缸锁。接下来，研究员要求他们详细且逐条记下这些物件的运行方式，并再次对自己的理解程度打分。显然，这个实验暴露了学生们的无知，因为他们的自我评估分数下降了。（原来马桶比他们想象得更复杂。）
斯洛曼和费尔巴赫发现，人们感觉到的认知水平高于他们的实际认知水平，他们将这种很普遍的现象称为“理解深度错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正是因为有他人的存在，我们才持续拥有这种错觉。就像马桶的例子，有人设计了它，造福了我。人类专精于此道，自我们琢磨出合作狩猎时起，就已经开始倚靠他人所长而生存。这或许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关键一步。斯洛曼和费尔巴赫认为，正是因为我们有合作的本能，我们很难分清自己和他人的认知界限。
他们写道：“我们根据认知活动的本质对脑力劳动进行区分，这就造成了在思想和知识方面，一个人与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思想和知识可以很容易共享。
这种无界性，或者你也可以称其为混乱性，对我们的社会进步也至关重要。人们因为生活方式发生了变革而发明出新的工具，与此同时，也就创造出了新的无知领域。如果每个人在拿起刀子之前都需要先搞清楚怎么打铁，那么青铜时代就不会发展得那么繁荣。涉及新技术时，一知半解就起到了促进作用。
根据斯洛曼和费尔巴赫的观点，当这种现象涉及政治领域时，就会真正造成问题。不知道马桶的原理却知道如何使用是一回事，不理解移民禁令就妄加喜恶就不大合适了。他们引述了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在俄罗斯侵占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后不久进行。受访者被问及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该事件，以及他们能否在地图上找到乌克兰，结果越是对地理无知的人越支持军事干预。（受访者压根搞不清乌克兰的地理位置，错到平均偏差在1800英里左右，这大概是从基辅到马德里的距离。）
一些其他课题的调研也显示出令人失望的类似结果。斯洛曼和费尔巴赫认为，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某件事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出于深刻的理解。而现在我们对他人想法的依赖更加剧了这种现象。举个例子，你关于平价医疗法案的立场毫无根据，而我又依赖你的意见，那么我的立场也毫无根据。当我与汤姆交谈，而他决定同意我的观点，那么他的立场也毫无根据。现在我们三人达成了一致意见，而且对我们的共同立场自鸣得意。如果我们从此摒弃一切与我们观点相矛盾的信息，结果就是，我们选出了特郎普政府。
斯洛曼和费尔巴赫通过观察得出，“知识共同体就是这样走向极端的”。两人在2012年进行了自己的马桶实验，用公共政策替代了家庭设施。他们询问人们对以下问题持有的立场：是否应该有一个支付方式单一的社保系统? 教师的工资是否应该根据绩效考核决定？被试被要求根据自己支持与反对提案的强烈程度为自己的立场打分。接下来，被试需要尽可能详细地解释实施每一条提案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开始感到困惑。当被试被要求再次打分的时候，他们将评分降低，不论是同意还是反对，他们的立场都不再那么强烈。
斯洛曼和费尔巴赫将此实验结果视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如果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或者CNN的专家们少花点精力去煽动情绪，多思考公共政策会产生的影响，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进而修正观点。斯洛曼和费尔巴赫认为，这是改变人们的观念、打破这种理解深度错觉的唯一有效的思维方式。
一种看待科学的方式就是将科学比作一个体系，它可以纠正人们的固有倾向。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没有“自我中心偏差”的立足之地，实验结果必须经过其他实验室里对结果没有任何主观倾向的研究员们来重复验证。这就是整个科学体系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任何时刻，某一领域都会存在争议，但是科学方法论总会笑到最后。即使我们自己还在原地打转，科学却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
在《死不承认：为什么我们总是忽视那些可以拯救我们的事实》（Denying to the Grave: 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一书中，精神科医生杰克·格曼（Jack Gorman）和他的女儿莎拉·格曼 （sara Gorman, 公共卫生专家）探寻了科学证实以及自我证实的差距。他们关注的是那些广泛存在的执念，这些执念不仅有着显而易见的错误，而且有可能是致命的想法，例如， “深信疫苗有害”。当然，真正危险的是不接种疫苗，因为疫苗被发明出来正是为了减少生命危险。格曼父女一致认为“接种疫苗是现代医学的一大胜利”。但是不论科学研究如何证明疫苗的安全性，证明接种疫苗和自闭症没有任何关联，那些反疫苗人士仍不为所动。（现在他们有唐纳德·特郎普做靠山，因为他曾说过，尽管他的儿子巴伦（Barron）已经打过疫苗，但是他和夫人并没有按照医生建议的时间表来接种。）
格曼父女认为这种自我摧毁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适应性。他们用很多章节来说明认知偏差的存在理由，声称这具有一定的生理因素。他们引用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处理与自己的信念相一致的信息时，会瞬间分泌大量多巴胺，从而感到满心的愉悦——“做自己，错了没关系，只要感觉超爽无比就行。”
格曼父女并不满足于记录我们犯错的方式，而是想要纠正它们。他们坚信，一定有一种方式可以说服人们：疫苗接种有益于儿童，手枪并不安全。（这是他们想要反对的另外一个广为流传但是没有统计学证据支持的理念：持枪能让人更安全。）这时他们又遇到了自己当时提出的问题——给人们提供准确的信息收效甚微，他们根本不买账。从满足他们的情感诉求入手说服他们也许更有效，但是如此一来，这又不符合推广可靠的科学成果（译者注：经过多位同行评审，证据充分的科学成果）的初衷。他们在书末写道：“如何去改变将人们引向错误科学观念的思维趋势，仍然是一项挑战。”
《理性之谜》、《知识的幻象》以及《死不承认》都成书于去年十一月的大选之前。但是三者都预言了凯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以及“替代事实”的出现。这些天来，可以感觉到仿佛全美都沉浸在一场自发的或是由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译者注：特朗普总统的高级顾问）进行的宏大心理学实验中。理性的个体能够通过思考找出解决方案。然而，此时此刻，文学故事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保障。
来源：The New Yorker 翻译：Kiddo_O，刺猬 校对：EON 审校：孙闰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