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亟需解决经济难题，以迅速在岛内立足。
当时，台湾的工业基础及基础设施薄弱，日据时期全岛以农业及轻工业为主，工业产能供应严重不足。以台湾工业支柱纺纱产业为例，1948年全台纱锭仅约一万五千余锭，而当时荣家随同迁台的纱锭就有一万五千锭。
台湾当局将日据时期在台43类约167家较大型工厂，以及近千家日本企业，收归国有，部分转卖。蒋介石希望与本土财阀、乡绅保持良好关系。
当时的台湾，鹿港辜家、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高雄陈家、雾峰林家，为本土五大家族。这些家族皆发迹于日据时期，凭借政商关系以及土地控制，成为台湾富豪的代名词。
其中，鹿港辜家为五大家族之首，在台湾根基深厚，势力强大。
辜家奠基者辜显荣，在晚清之际奔走于台海两地经营糖业、煤炭生意，在甲午战争时期曾向张之洞的洋务企业供煤。
甲午战败后，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清军及朝廷命官集体撤回大陆，日军登台接管，遭到台湾当地人民的激烈抵抗。一时间台北陷入混乱，形势岌岌可危，当地士绅们遂推举辜显荣与日本人谈判，辜显荣只身一人出城迎日军进城和谈。
辜显荣是当时台湾与日军合作的第一人，被当地人骂为“汉奸”。台湾人编了一首民谣嘲讽他：“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辜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受到日军重用后，辜显荣的势力快速膨胀，在岛内政商权势不亚于总督。日据时期，辜家产业涵盖盐业、糖业、鸦片、渔业、樟脑、铁路、码头、田地，无所不包，且多为垄断经营。光良田就多达6000多公顷，盐田有300多公顷，还拥有私家火车及货轮。
1935年，辜显荣来大陆面见蒋介石，倡议日华亲善。两年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辜显荣在东京去世。
辜显荣过世后，辜家打破嫡传习俗，20岁的“旁门”次子辜振甫继承家业，此时的辜振甫还是台大的一名大一新生，却身兼七家公司的董事长。
八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辜家将《辜显荣翁传》焚烧，以逃避锄奸清算。
1947年，辜家继承人辜振甫依然以“密谋台湾独立、分裂国土”之罪名被逮捕。与辜同时被捕的还有板桥林家的林熊祥、林熊征，他们被关在同一座寺庙里。
一年多后，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快速撤往台湾。为了与本土势力修复关系，台当局释放了辜振甫及林家兄弟。
辜振甫与林熊祥一起吃过牢饭，算是过命交情，出来后林便将外甥女严倬云许配给辜振甫，辜林两大家族因此结盟。严倬云是清末大思想家严复的孙女，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同时，林家与晚清重臣盛宣怀家族亦是亲戚关系。迎娶严倬云后，辜振甫的人生进入开挂模式。
蒋介石希望借助辜林等本土财阀快速振兴台湾经济。
50年代初，台湾当局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大规模购买大家族的土地，以安抚台湾当地农民。除了现金购买外，台湾当局还用从日军手上接管的水泥、造纸、林业、工矿四大公司的股票跟地主置换。置换价格是土地年产值的2.5倍，总价接近22亿新台币。
辜振甫意识到土地置换股票，是台湾经济工业化转型之趋势，便率先拿出辜家的土地置换台湾水泥的股票。此表率获得台当局的赏识，同时也奠定了辜振甫的台泥事业。
年纪轻轻的辜振甫不但继承了父亲的商业天赋，还延承了辜家的政商关系。辜振甫以台湾工商协进会为平台，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在美日台关系中如鱼得水。
不过，台湾经济振兴光靠辜林等本土家族势力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心有不甘的蒋介石，在岛内实施政治高压，迫切振兴经济，一心谋求“反攻复国”。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始终保持民族大义，明确反对台湾独立运动，他对外称：“中国事自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立足未稳加上政治高压，使得台湾政坛人人自危，一些元老称病赴美，无人安心生产经营。当时，台湾政坛官僚有句口头禅：“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不过，这时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肩挑重担，他就是尹仲容。
尹仲容，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官宦世家。湖南邵阳，人杰地灵，近代诞生了魏源、蔡锷、廖耀湘、蒋廷黻、何廉等杰出人才。
尹氏可谓书香门第，在邵阳邵东属名门望族。尹仲容的祖父是清朝进士，曾任光绪年间的刑部主事，其父亲尹光勋在民国初期在江西担任过县长。
初到江西做官，尹光勋娶妻石守箴。这是一位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女性，她在光绪年间便创办了江西最早的正蒙女校，自任校长24年。尹仲容在母亲创办的学校，既学习孔孟之道，又接受西式教育。
尹仲容是学贯中西、文理双全的大才，他22岁时毕业于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系。理工科出身的他，撰写过《工程数学》、《电磁学》，写过许多经济学论文，还为《吕氏春秋》作注，编写《郭嵩焘年谱》。
尹仲容的才华获得宋子文赏识，受宋之邀，他加入中国建设银公司，负责主持水电投资开发。
赴台后，蒋介石将尹仲容提拔到台湾“中央信托局”局长兼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陈诚为主任）的位置，主要负责重整台湾经济。
正当尹仲容重担压身、千头万绪无从抓起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大力援助台湾。尹仲容抓住美援之机，快速扶持创建台湾民生必需的食、衣、住、行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到1952年底，台湾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日据时期最高水平，经济趋于稳定。
1953年，尹仲容出任台湾“经济安定委员会”下属的工业委员会召集人，主持制定台湾工业发展计划，包括设计、筹划、筹资、辅助设厂等。
第二年，尹仲容出任经济部长。这时，经济学家刘大中、蒋硕杰为尹仲容提出了来自芝加哥学派的建议。早在1948年国民政府深陷通胀泥潭时，胡适就曾向蒋介石、翁文灏推荐过蒋硕杰和刘大中。
二人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并在台湾土改与税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给尹仲容的建议是，发展“有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推动公营事业市场化，改采高利率，对抗通胀，改革汇率，鼓励出口。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1999年曾经说过：“台湾经济之有今日，当时（二十年前）都说‘六院士’，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等六人建言有功。”
不过，尹仲容的“公营经济民营化”政策损害了权贵利益，遭到了打击报复。
1955年，尹仲容涉嫌扬子木材公司贷款案，辞去了所有职务，并被告上法庭。蒋介石出面试图力保尹仲容，但是最高检察署执意要起诉尹仲容。
这让蒋无比愤怒，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辞修（陈诚）谈尹、胡案，准其上诉方针，对立法、监察两院不肖党员，枭张跋扈……加以痛斥与警告。”
一年多后，案件真相大白，尹仲容无罪，并被重新重用。这次，尹仲容同时兼任经济安定委员会秘书长、外贸审议委员会主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要职，掌控美援、外贸、银行、外汇大权。权倾一时，被人称为台湾的“经济沙皇”。
1960年，尹仲容发表了一篇重要的长文《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他认为，“过去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失责，是没有发动一个全面性的革新”。
这篇文章对台湾的经济影响深远，为台湾的全面经济改革奠定了基调。
当时，凯恩斯主义依然盛行于欧美国家，有人建议尹仲容采用消费促进、投资拉动的经济理论。但是，尹仲容依然坚持计划性自由经济的方向。他认为，凯恩斯主义并不适用于台湾。理由是，台湾当时资源有限，居民收入不多，没有条件刺激消费和加大投资。
接着，尹仲容制定了台湾《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大纲》，不断地打破限制，向市场释放更多资源与权力，让企业及贸易自由发展。
比如，他取消了进口申请限制，取消进口补贴和出口课税，鼓励出口，发展自由贸易；他改革复式汇率，取消数量管制，采用单一汇率，稳定币值，促进汇率自由化；鼓励信贷流向制造业，而非房地产。
尹仲容实施“代纺代织”政策，从日本、美国承接纺织产业，然后加工出口创汇。当时台湾的远东、裕隆、六和、台南等财团，没有一家不是起家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
他的基本经济思想是“藏富于民”、鼓励民企，打破了蒋过去官僚资本的经济局限。台湾当局只负责统筹计划，不控制经济活动，不指挥企业生产，努力扶植一批企业家发展实体产业。
裕隆创始人严庆龄、吴舜文夫妇，以“工业报国”之初心，将从上海搬运过来的一万纱锭，投到新竹创办了台湾第一家纺织厂，开创了台湾民营工业的先河。
严庆龄生于工业世家，其父亲严裕棠早年在上海、苏南创办大规模的铁厂和纺纱厂，有“棉铁之父”之称。
严庆龄工科背景，早年在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并获德国国授工程师学位。吴舜文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文学硕士）。日后，严吴夫妇率领裕隆从纺织到汽车，再到电子，从台湾到内地，开创了一片辽阔的天地。
在严庆龄创办纺纱厂时，尹仲容争取到了一笔美援基金，总额15亿美元，每年1亿美元，他希望用这笔资金扶植一批塑胶制造企业。
不过，原属意的永丰余纸业老板何义赴欧美考察后认为，台湾做PVC缺乏国际竞争力，便婉拒了尹仲容。
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尹仲容希望物色一位现金流充足的企业家来承接这个项目。他通过查询台湾银行存款数据发现，嘉义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竟然拥有八百万元存款。这个人就是王永庆。
王永庆，生于日据时期的台北县，家境贫寒，缺吃少穿，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却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
15岁时，王永庆离开家乡到嘉义县一家米店做学徒。在掌握技术后，王永庆托父亲从老家借了200元，在偏僻巷子里开了一家米店，开始了他的商业传奇。
后来，王永庆的店越开越大，前店卖米，后厂碾米，十几年下来，王永庆积累了不少资本。二战末期，日军统管台湾粮食供应，王永庆被迫关闭米店，转投木材生意。木材生意让他爆赚5000万旧台币。
尹仲容找到王永庆商谈投资塑料产业，王永庆当时对PVC一无所知。在当局官员的一再怂恿下，王永庆亲自去日本考察，很快便创办了台湾第一家PVC工厂，取名“福懋塑料”，日后更名为“台湾塑料”（简称台塑）。
1963年，尹仲容为台湾经济打好了基底，王永庆的台塑、严庆龄的台元纺织、徐有庠的远东纺织已日渐壮大。不过，此时尹仲容突患急性肝炎被迫入院治疗，蒋介石偕夫人亲莅医院探视。无奈病情急转直下，随即赴美治疗，不久病逝于美国，终年60岁。
蒋介石与尹仲容私交甚笃，将尹视为振兴台湾的“肱股之臣”。尹仲容突然离世，对蒋介石的“复国”信心打击很大。蒋在日记中写道：“尹仲容今晨病逝，又弱我一革命健儿矣！”
蒋介石致褒词：“背能竭虑殚精，善为规划发展工业建设，更多成就，改革外汇贸易，厥功尤伟。综其生平，忠以谋国，孝以事亲，好学深思，长才自奋，于艰难之际，为台湾经济开创新局，弼成生聚，戮力复兴。”
尹仲容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一功臣，被称为“台湾经济之父”。台湾工商界将尹仲容与联邦德国同时期的政治家、战后经济振兴奠基人艾哈德相提并论。
受儒家入世文化影响，尹仲容身上展现了一种“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治世信念与勇气。同时，接受西方工科教育的他，在政治上“懂权术又不玩弄手段”，在改革上果敢务实又不冒进，为台湾政坛开辟了“工程师治台”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尹仲容二女儿仪芝和次子尹宬因在北方读大学而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音讯全无，直到尹仲容去世也未能与他们相见，令人唏嘘。
1971年，联合国“破天荒”地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台湾被驱逐。
1972年，尼克松访华。紧接着，中日建交，日本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
这一连串的大事件对台湾政坛及社会信心打击很大。台湾当局派辜振甫赴日斡旋，辜找到好友、原日外相藤山爱一郎试图挽回局面，但未果。
一年后，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引发欧美滞胀危机，重创台湾出口制造业。“外交”遭遇滑铁卢，出口受阻，物价高涨，经济衰退，台湾市场信心濒临崩溃。
为了恢复经济，刚刚担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接过权杖，果敢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振兴计划。
在国民党元老、“财政部长”俞国华（蒋介石同学，亦经济振兴的重要人物）的建议下，蒋经国提出了“十项建设”，即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化工业、大炼钢厂、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桃园机场和核能电厂。
蒋经国大胆启用年轻的专业化程度高的技术官僚，此时孙运璿、李国鼎两位“理工男”受到重用。
孙运璿与李国鼎是台湾经济振兴的两大“技术官僚”，二人均理工科出身，先后担任台湾“经济部长”。
孙运璿，出生于山东蓬莱一普通家庭，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1936年，孙运璿突然收到一封来信，上面说他的论文《配电网新算法》获得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论文奖第一名，奖金一百大洋。同时，一位资源委员会电力专家看重其才华，邀请他到南京上班。
抗战期间，已担任电厂厂长的孙运璿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田纳西水坝管理局学习，以便从事战后建设工作。
抗战胜利后，孙运璿赴台担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孙运璿向美国西屋公司借贷了200万美金，建立了乌来水力发电所、台湾东西部配电联络线、立雾发电所、新竹变电所。
朝鲜战争爆发后，孙运璿抓住美援机会大力投资火力电厂，布局岛内城乡电网。此后20年，孙运璿一直深耕于水电事业，从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做到台电总经理。到蒋经国时期，台湾电力普及率超越了当时的日韩，达到99.7%。
李国鼎，是一位顶着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及政治家三大头衔的大才。他早年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英考试，以数学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凯文迪许实验室深造。后来，李国鼎在台湾担任造船公司总经理、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总统府资政等重要职务。
孙李二人进入蒋经国决策层后，所面临的形势颇为严峻。当时，孙运璿担任经济部长，他坚持通过物价管制来抑制通胀。不过，李国鼎使用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经济主张改变了孙的态度。所幸的是，孙李共同推动的高利率抗通胀收得奇效，台湾经济很快稳定下来。
孙运璿向蒋经国建议效仿韩国“科技研究院”，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但是，台湾立法委担心，政府出资可能“化公为私”，后患无穷。孙运璿多方奔走，积极与立法委沟通，最后该案以刚超过50%的票数勉强通过。
受石油危机及滞胀危机的冲击，美国与日本正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淘汰旧产能，扶植信息产业。台湾经济虽然在五六十年代增速依然不低，但多依赖于迁台资源红利及美援投资，几无具有国际竞争力、高技术含量产业。在蒋经国的支持下，孙李推动台湾与韩国一道紧跟美日脚步，助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电子与信息技术。
台湾工研院日后成为了台湾制造业研发和人才的储备库，四十多年累积了近3万件专利，新创及培育了273家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台积电。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都曾是工研院的工程师或研发人员。
1974年2月，孙运璿邀请一帮政商人物吃早餐，包括行政院长费骅、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交通部长高玉树、工研院院长王兆振、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以及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渊。
早餐后，他们讨论了一项决定，重点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具体做法是，成立工研院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从美国引进集成电路研发、制造、封测等技术。
同年7月，孙运璿和李国鼎召集海外华人成立技术顾问委员会，评估引美技术项目，广泛征求企业家、工程师与科学家的意见。
但是，此举招致非议，台湾媒体怀疑其中有利益输送，孙与李压力巨大。为此，蒋经国特意询问李国鼎：“什么是半导体？”
李的回答令人吃惊：“不知道。”
蒋经国并不喜欢李国鼎，但当年李国鼎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了蒋经国。二人时常政见不合，但蒋经国依然对李充分授权以施展其才华。
这次，蒋经国希望李国鼎先弄清楚半导体以降低反对之声。但李国鼎坚持认为，正因为不懂才需要设立技术顾问委员会。蒋最后还是顺应了李国鼎的想法。
1977年，孙运璿协调台湾“国防部”，征用了新竹的一块地。三年之后，这块地上兴建起了新竹工业园。
与韩国扶植财阀势力不同的是，台湾采用中小企业模式，鼓励创业，培育市场。李国鼎及工研院想方设法从美国邀请留学生、工程师、科学家回新竹创业。
这时，一位杰出的技术人才进入了李国鼎的视野。此人便是张忠谋。
张忠谋生于浙江宁波，早年为了躲避战乱，张忠谋随家人碾转迁徙于南京、广州、上海、香港、重庆。其童年时光，多数在香港度过。
1949年，在离开大陆前，张忠谋一群好友同游黄浦江。他回忆当晚情景：
“在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痴如醉如梦，也不知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
之后，张忠谋便赴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第二年，他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机械工程。
硕士毕业后，24岁的张忠谋与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同时跨入半导体行业，与集成电路发明人杰克·基尔比同时进入德州仪器。这家日后享誉世界的半导体公司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
张忠谋是德州仪器第一位中国员工，他在德州如鱼得水，一路做到资深副总裁，公司第三号人物。
不过，性格耿直的张忠谋与总裁夏柏，在公司战略方向上产生了分歧。张忠谋希望公司对正在兴起的半导体行业加大投入，但总裁则更愿意抢占消费电子市场。二人互不相让，矛盾凸显。
1982年，李国鼎到美国邀请张忠谋回台工作。不过，当时张忠谋手上还有一大笔股票选择权未到期，如果马上走人，损失太大，台湾政府开出的待遇条件不足以弥补。于是，张忠谋婉拒了李国鼎。
三年后，张忠谋离开了德州仪器。这时，台湾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多次赴美邀请张回台担任工研院院长。
开始，张忠谋以为赴台只是接任院长职位，没想到，刚担任院长两个星期，李国鼎便找他商谈“超大型集成电路（VLSI）计划”。李国鼎希望以合资的方式组建一家超大型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并由张忠谋主持。
张忠谋一直倾心于半导体产业，如今李国鼎这个计划无疑让他兴奋不已。不过，当时全球半导体产业刚起步，英特尔等公司包办全产业链，台湾电子产业基础很差，一时不知该如何切入。
张忠谋的思路是“不生产自己的产品，只为半导体设计公司制造产品”。于是，张与李合作，张负责技术与业务，李搞定其它的一切。
李国鼎找来了荷兰飞利浦公司出资，台湾政府也出一部分资金。但是，资金依然不够，李国鼎动用私人关系，找王永庆、台南帮大佬吴修齐、苗丰强（山东帮苗育秀之子）等出资。
苗丰强回忆说：“当时他‘强迫’我投资台积电”。李国鼎对苗说：“过去支持你这么多，现在‘国家’有事，你怎么可以不支持呢？”
公司成立后，股东飞利浦试图掌握控制权，频频插手张忠谋的具体事务。李国鼎则亲自打电话给飞利浦董事长，为张忠谋争取了经营自主权。
这家由李张完美配合、共同开创的公司，就是日后成长为全球半导体制造霸主的台积电。
后来，张忠谋公开说：“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积电”。
李国鼎、张忠谋以启山林，工程师、企业家及创业者顺道而入。
1976年4月，台湾工研院挑选了19个年轻人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学习技术。
第一批台湾的RCA成员先到纽泽西的RCA研发中心集训，随后就分成三队，分成纽泽西的IC设计组、俄亥俄州的CMOS制程组，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内存相关制程组，展开为期约一年的受训。
这19个年轻人不负众望，将美国的集成电路技术带回了台湾，并将台湾打造成为了世界电子制造中心。
他们分别是，台湾光罩总经理陈碧湾、前联电副董事长刘英达、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胜华董事长黄显雄、台积电副董事长曾繁城等人。
现任台积电副董事长的曾繁城，是第一批RCA成员，他曾经回忆说：“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怀抱着无比的热情，想要把台湾的集成电路技术做起来。”
这是“工程师治台”的时代。
继尹仲容之后，孙运璿、李国鼎两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家，先后担任“经济部长”，励精图治，科技兴台，推动台湾产业转型升级，帮助台湾跃升为“亚洲四小龙”。
孙运璿被誉为“工研院之父”，李国鼎被誉为“台湾科技教父”，二人均是台湾科技产业的奠基人，“台湾经济的推手”。
整个八九十年代，台湾年GDP增速基本都在8%以上。1988年，台湾人均GDP已突破一千美元大关，而内地的人均GDP只有283美元。
1984年，孙运璿早起刮胡须时突发脑溢血，一度病危。在失去部分语言及行动能力后，孙运璿淡出了台湾政坛。后来，蒋家第三代回忆说，孙运璿如果没有中风，将是蒋经国接班人的唯一人选。
孙运璿在台湾经济腾飞时倒下，命运跟台湾开了个玩笑。
七十年代，工程师出身的政治家搭好了台，企业家陆陆续续登台，并在技术浪潮中崭露头角。八十年代后，在传统五大家族基础上，台湾开始出现王永庆、蔡万霖、张忠谋、郭台铭、林百里、陈世卿等新贵势力。
王永庆之所以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是因为他一生成功的经营事业，勾勒了台湾产业转型的轨迹。王永庆身形瘦高，自称“瘦鹅”，主张像瘦鹅一样忍饥挨饿，以坚毅的态度等待机会的到来。
1978年，王永庆的台塑营收规模已达10亿美元。两年后，王永庆并购了美国德州一家大型化工厂。在他的整合下，台塑成为了全球最大的PVC工厂。
1983年，王永庆成立南亚电路板项目组，首度跨界涉足电子产业。这时，台塑已横跨塑胶、化学纤维、成衣、木材、电子等众多产业，在民营企业中首屈一指。围绕着台塑生存的下游工厂超过1500家。
这时的张忠谋，首创全球晶圆代工模式，正在新竹工业园内疯狂地承接来自欧美日的加工订单。
里根改革后，美国经济快速复兴，推动全球产业转移及垂直产业深度发展，张忠谋早已布好棋局承接这一巨大蛋糕。台积电迅速成为了台湾半导体业的领头羊，同时带动一大批电子加工企业崛起。张忠谋因此被誉为台湾“半导体教父”。
与“根正苗红”的张忠谋不同，郭台铭的出身类似于王永庆，家境清贫，靠半工半读完成海事专科学校的学业。不过，郭台铭拥有敏锐的商业嗅觉，早在1973年就跳入电子产业，与朋友联创鸿海塑料，为当时刚兴起的黑白电视机制造选台按钮。
这家小公司几度濒临倒闭，几经折腾到80年代才有起色。1982年，郭台铭将公司更名为鸿海精密，三年后（1985年）进军美国市场，创立“FOXCONN”（富士康）。但是，真正成就富士康制造帝国的，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内地。
1992年，两岸以民族大义为重，用口头方式表达了一个中国原则，“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这就是“九二共识”。
1993年4月，辜振甫与汪道涵在新加坡会谈，史称“辜汪会谈”。
辜家是台湾传统五大世家之首，辜振甫在台政商界威望甚高，长期代表当局搞“经济外交”。此次，辜振甫推动两岸“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活动，触动了台湾“遗老”与新贵的商业嗅觉。
此后，两岸经贸局面大开，台资蜂拥入内地。
严庆龄、吴舜文夫妇当年带着一万纱锭撤离大陆，1995年吴舜文（严庆龄已过世）率领裕隆汽车，与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创立东南汽车。
1994年，早已吃到第一只“螃蟹”的郭台铭来深圳龙华，租下了一大片长满野草的荒地。在此，郭台铭建立了日后容纳40多万工人的世界电子代工帝国——富士康。台积电、宏碁，华硕、台达电子等台湾老牌电子企业紧随其后。如今，中国出口额前十大的企业中有四家是台湾电子业企业。
王永庆曾经说过：“如果内地实现三通，我会将企业留在台湾，对产业升级有利。”但如今，台塑集团在内地的工厂多达数十家，在宁波、南通、惠州、昆山已形成了化工制造集群。其中，昆山，台企众多，有“小台北”之称。
王永庆女儿王雪红创立的宏达国际电子（HTC），在2010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HTC智能手机曾红极一时。
除了电子产业，蔡衍明的旺旺食品、魏应州的“康师傅”、高清愿的“统一”，还有裕元、丰泰、儒鸿等鞋帽服饰公司也大举进入中国内地。
依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的统计，1991-2019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累计接近2000亿美元，在大陆有近10万家台资企业。
纵观台湾70年，台湾经济能有如此成就，离不开一批心念民族大义的政治家及励精图治的技术官僚。他们开创的美好局面，如今却随国民党元老老去、新政治势力夺权而愈加扑朔迷离。
如今，面对患得患失的国民党、极端冒进的民进党，老一辈的台湾人无比怀念蒋经国，他们想，若蒋先生还在世，两岸关系不至于走到“人在囧途”之境地。
台海的历史教训告诫为政者：不搏一时之机，不贪一世之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百姓之福，国家之幸。
孟子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参考文献：
【1】蒋经国传，陶涵，华文出版社；
【2】台湾经济教父尹仲容，陈胜乔，搜狐网；
【3】台湾经济史概说，周宪文，海峡学术出版社；
【4】台湾工业史，高淑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5】王永庆全传，丁志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张忠谋自传，张忠谋，三联书店；
【7】辜振甫人生纪实，黄天才，联经出版公司；
【8】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经验，李国鼎，正中书局。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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