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茨瓦纳取消了对大象狩猎的禁令之后，很多人陷入了不可思议的迷茫中：我们正在努力地保护大象避免灭绝，却有人公然支持狩猎大象，这是为什么？其实，这是殖民主义幽灵的再次出现，尽管最后一批殖民者已经离开了殖民地，但他们造成的恶果却仍在影响世界。
一段持续400年的疯狂历史
地球上的生物并非一成不变，放在地质年代这样宏观的尺度看，物种总是来来去去，出现和消失，这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规律。地球曾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物种灭绝，气候变迁、物理条件变化，乃至宇宙的干预等，都会导致许多独特的生命形式消亡。但这五次物种灭绝都是自然性的，没有人类推波助澜。有人说，地球目前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灭绝，这次灭绝事件与前五次的不同之处在于，罪魁祸首是人类。
为什么人类能够使这么多物种灭绝？原因有很多，包括侵占动物的栖息地、过度捕猎，以及人为引进入侵物种等等。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一个世纪，对于动物的过渡消费，使得大量物种急速灭绝，仿佛杀害动物的浪潮始于一百年前，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看法太过片面，对于动物的残忍行为，真正开始于16世纪，也就是殖民主义破土而出的年代，那个疯狂的杀戮时代持续了400年，至今仍没有结束。
比利时人在非洲的大象狩猎
一些观点认为，正是由于殖民主义对于文明的传播，才使得人们普遍建立起了保护动物的现代价值观。这种看法其实颠倒了因果。事实上，许多国家建立起动物保护区，专门立法保护动物，是为了给当年殖民主义造成的恶果善后，一切罪恶起源其实是殖民主义。举例说明，
关于老虎的保护，是全世界动物保护的重点。据估计，1875年至1925年期间，印度有80000只老虎在英国统治时被屠杀，它们大部分都被殖民者为了表现男子气概而猎杀。根据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统计，目前全球老虎数量不足4000只。
另一个案例是美洲野牛，20世纪中期，美国联邦政府的保护措施使野牛免于灭绝，但这顶多算是亡羊补牢，将功补过，据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报道，为了经营殖民地，殖民者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屠杀野牛，将这种健康强壮的物种，从3000多万头，硬生生杀到了仅剩100头。
有人说，动物灭绝的罪过不能仅算在殖民者头上，土著居民也是动物资源的攫取者，然而，纵观历史，土著人对于野生动物的利用并非灭绝式的竭泽而渔，由于精神力量的束缚，他们往往会对野生生物保持敬畏。
殖民时代之前的动物保护观念
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不是一个现代概念，为了与自然和谐相处，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实践了数千年。他们可能没有今天的统计模型和科学技术，但他们有基于经验的知识、传统和仪式。
在津巴布韦，切割穆步拉李子树（Mobola Plum）是禁忌，因为它具有营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据意大利《科学》（Scientifica）杂志报道，如没有特殊理由，未经当地政府许可，任何人禁止杀死像穿山甲这样的珍稀动物。根据发表在《生态与社会》（Ecology and Societ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在危地马拉，羽毛鲜艳的鸟类被奉若圣明，从而受到了良好的保护。
一些班图语系的族群，由于图腾的关系，有限或完全禁止捕杀某些物种，如大象。在因纽特文化中，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大地上的居民，必须在更大的自然周期中发挥作用，帮助维持自然平衡。正是通过这些习俗，土著人始终在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
然而，现代媒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新闻中描述的偷猎者和盗伐者都是当地人，例如，长篇累牍地报道尼日尔男子拿着斧子砍伐森林，或者老挝的男孩在森林中布置大量罗网以捕捉鸟类。这种不断强化的印象是不负责任的，从历史中看，对全世界森林和野生动物造成最严重破坏的，显而易见是殖民者。
根据《科学》（Scientifica）的研究，殖民主义不仅给殖民地带去了文化冲突，而且几乎完全摧毁了那些在当地社会中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的传统。殖民者想从非洲、美洲和亚洲获取毛皮、羽毛、木材、黄金和象牙，所以打着宗教信仰、传播科学，以及天赋人权的幌子，大肆收割自然资源。
他们砍伐森林，开辟矿场，杀死野生动物，所有这些自然财富都是殖民者获得的不义之财，但他们却不用承担责任，所有的惩罚也都由自然和土著人承担。
错位且疯狂的惩罚
在殖民者蹂躏世界几百年后，人们开始担心起那些珍贵的自然资源，然而，保护环境的代价却由土著人来承担，从刚果的维龙加、印度的拉贾斯坦邦、美国的黄石，一直到南非的克鲁格，土著人被禁止进入家门口的土地，因为那些土地被数千公里之外的人列为了保护区，他们不得不搬离世代居住的土地。
在“自然保护”这个神圣词语的保驾护航下，无数可怕的行为得以大行其道：夜深人静时，受到怀疑的偷猎者被绑架，他们因为想象中的罪行被殴打，甚至谋杀。2017年，《新闻周刊》（Newsweek）报道，由于涉嫌偷猎，2016年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内或附近约有500名男子被枪杀。《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还报道了坦桑尼亚的丑闻，未经审判，偷猎者就遭到了当地军官的酷刑折磨。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世界各地的数亿人怒斥新闻中的偷猎事件，人们收藏、转发、分享关于野生动植物的一切消息，并就通过新闻获得的只言片语进行广泛讨论，谴责土著盗猎者，呼吁为保护区捐钱捐物。
和大多数故事一样，在叙述中需要有英雄和恶棍。在自然保护的故事中，恶棍就是偷猎者，他们的原始身份是土著人，一群饱受殖民主义毒害的弱者，他们不断遭到欺诈、侵犯、谋杀，最终流离失所。虽然他们不再被殖民者统治，可殖民主义的余毒仍旧打着“保护”的名义戕害他们。这些土著人以“保护”的名义被定罪，即使他们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也不得反抗。
与此同时，所谓的保护英雄，充当起从来不属于他们的资源的看门人，站在道德优势地位，以法官的身份去审判那些失去最多的人。
殖民主义的自我救赎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殖民主义犯下了影响数千万人的巨大罪行，那些罪行的遗害造成的持久影响，一直由曾经被殖民的人所承担，并将由他们尚未出生的后代承担。根据在线发表的《联合国报告》（United Nations report），成千上万的物种目前面临灭绝的风险，据这份报告表示，人类能够生活在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家庭的能力正在迅速消失。
无可否认，那些曾经在世界各地建立帝国的国家，推动了今天的自然保护工作，把即将崩溃的全球生态系统救了回来。但是保护动物和植物，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最道德的行动是放弃仅仅保护动植物的做法，将这种保护扩展到每个人，尤其是在“保护”行动中受损的当地居民。从殖民主义浪潮中受益的人，必须承认他们在造成环境危机方面的罪责，并肩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最终补偿那些受到冤屈的人。
博茨瓦纳解禁狩猎大象，唯一能从中获得愉悦感的就是当年的殖民者后代，他们会像其祖先一样扛着猎枪来到草原，寻找陆地上最大的生物，虽然需要借助热兵器击倒猎物，但他们还是能从中感到自己的男子气概，并享受征服感。为这些猎人提供狩猎机会的，不仅仅是某个政府，而是一种殖民主义思潮不肯褪去的价值观反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