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重审法国“大恐慌”事件
近年来，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邦（charles-Marie Gustave Le Bon，1841-1931。“勒邦”是旧译，现流行译法是“勒庞”，但窃以为这个译法不仅发音上有偏，而且跟法国当今极右派领袖LePen的中文译名相冲，故不足取）的《群体心理学》（书名由英文译者改成了《乌合之众》），在中国一直“火”得很，好像现在已经有了近二十种译本。这种“火”，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是一直没人深究。就其在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影响来看，勒邦的这本书毫无疑问是一部“经典”，但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得与失，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究竟有着怎样的利与弊，迄今都没人能说清楚。也许勒邦的学问和他做学问的办法本来就是神秘而怪异的，这些东西根本说不清楚也无须说清楚，人们只需从中汲取某种一鳞半爪甚至飘忽无形的灵感或启示就已足够？但历史学却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这样的认识，探究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实属必要。
一
一八九五年出版的《群体心理学》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毁誉参半，但影响仍然很大。其实此书名曰“心理学”，关注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范畴，不仅涉及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而且关乎对“现代文明”“现代社会”这些大概念的认知，其很多见解虽极易引起争议，但也常常有一些能启人心智的敏锐，一些能赢得赞赏的智慧，故而一直不乏有兴趣的读者。
此书在当下中国可谓是“火”得一塌糊涂，但它在中国的命运可不是一直这么顺。在二十世纪初叶大革命时期它似乎红过一阵，据说蒋介石的案头上就常放着它（蒋还在日记里写过读书心得）。然而很快它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至新中国成立后则长期看不到它的踪影，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又渐渐浮出水面。究其被排斥的缘由，主要是因为勒邦属于“保守派”，他的书里充斥着诋毁群众运动、否定暴力革命、反对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些自然不能见容于我们熟知的那个火热的年代;而其所以最后又能重见天日，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了，我们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反思我们以往的得失，同时也要了解西方制度的利弊，于是勒邦这本书里的一些思考的价值就显露出来了。
譬如，勒邦大概是粗略地但也算比较全面地揭示“群众现象”优缺点的第一人，虽然读过它的人们对他的看法多会有所保留，但终究还是能由此对“群众现象”产生某种“警惕”，而有了这种警惕，在需要动员群众干一番大事的时候，人们多少就能注意把握点分寸。可是由于我们长期读不到勒邦，完全不知道“群众现象”可能会有什么缺陷，往往一味地甚至无条件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结果很多往事不堪回首。其实这个问题在“文革”后期就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因此出现过一波批判“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舆论浪潮。
再譬如，勒邦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批评，虽然带有浓浓的保守主义情调，但也客观地揭示了某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总需要讨好“非理性的民众”，政客们的决策往往也只能是短视的，结果不仅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而且会在实际上造成个人自由的丧失和官僚机构的膨胀、腐败与专制。其实加上资本的贪婪天性的作用，问题还会比勒邦说的这些要严重得多，当今西方出现的种种乱象便是显证。毋庸讳言，勒邦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这种社会心理学批判，较之许多大道理更容易为普通公众所理解，所以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道路选择，实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
二
不过，在肯定勒邦这本书的某些正面价值的同时，对于它本身的缺陷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也须有所认识。
其实，早在一九三四年，大革命经典史学的一位大师级学者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874-1959），就写过一篇题为《革命群众》的文章，其中对勒邦的“群众研究”有一些非常中肯的点评。他首先肯定，勒邦把“群众”概念引入大革命史学是有功的，因为这牵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之前没有被大革命史学注意到。但他旋即指出：“勒邦的功劳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终究是模糊而肤浅的，那些重要问题他并没有提出来，‘群众’概念本身他也没有说清楚。一会儿说那是一些个人的杂乱聚集，一会儿又把群众和精英对立起来，这时群众又只是一群散乱的下层民众。他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武断地把这些概念混淆起来”。其所以会如此，勒费弗尔揭露说，就是“因为勒邦实际上没有半点直接的社会史知识，甚至对大革命的政治史都一无所知，他的材料全来自泰纳”。勒费弗尔还告诉我们：“勒邦的理论已被冒险地引入了一些所谓的历史学著作，可那些著作实际上只是政论作品。”[Georges Lefebvre，Foules revolutionnaires，i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frangaise，11'Annie，No.61（Janvier-Fevrier 1934），pp.1-2]由此可知，勒邦虽然觉察到了大革命“群众现象”的重要性，但由于严重缺乏相关的历史知识，他在这个现象的解释上非但毫无建树，反而制造了很多混乱。实际上他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借助泰纳对“革命群众”的纯负面描述，来系统地阐发自己的保守主义观点，所以他的书一般只能为某些保守主义政论作品提供参考。
但勒邦提出的“革命群众”这个问题毕竟极为重要，不能任由他胡说。所以勒费弗尔决心拨乱反正，而他当时也的确有这个资格和功底。他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曾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社会经济史尤其是乡村社会史的研究，而他一九三二年发表的《一七八九年大恐慌》，则使他成为法国革命心态史的先驱和奠基人。尤其是他做“大恐慌”研究时，和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这两位史学大师有很深的互动关系，因为他们当时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而且过从甚密，而费弗尔和布洛赫两人也都是年鑒学派心态史传统的奠基者。终于，通过一番结合着社会经济史和心态史的艰苦探索，勒费弗尔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勒邦之所以总把“革命群众”混同于偶然聚集的人群（“乌合之众”通常指的就是这种人群），是因为他没看到后者转化为前者首先需要有一个“革命集体心态”的预先存在。这个理论，是勒费弗尔在他的《革命群众》这篇一九三四年的文章里提出来的，而他的灵感，主要就来自他一九三二年关于“大恐慌”的卓越研究。
一七八九年七、八月间席卷了法国大部分地区的“大恐慌”事件，标志着占当时法国人口80%的农民的革命总动员，事实上它还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市民的总动员，因而是法国革命通过“全民动员”而成为“大革命”的关键因素。这期间，法国的村民们到处都在由集市上和教堂前的“乌合之众”，迅速演化为手执武器冲向贵族城堡的“革命群众”。勒费弗尔发现，这一情况的发生，背后有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偶然纠集，其中，有天灾、王朝战争、政府决策失误招致的国民生计的恶化，有众多疑似盗匪的饥民和失业者流浪团伙的四下流窜，有粮食骚动和抗税、反领主等种种反叛活动的此伏彼起，有首都三级会议政情的危象丛生，有国内军队的可疑调动和外国军队的陈兵边境，还有关于流匪、雇佣军和外国武装数百年侵扰的历史记忆，有农民对领主压迫的千年积怨等。总之一切都表明，中世纪以来一步步积聚起来的法国社会矛盾的发展，这时已经抵达了总爆发的临界点。也正是这一切，使村民们普遍感到“奋起一搏”的时刻到了，并暗暗把斗争矛头指向所有的领主老爷，一种“革命集体心态”就此成形。就在这时，一些有关“贵族雇匪徒烧庄稼要饿死农民”的流言开始不胫而走。为求白保，村民们随即白发地组织起来并拿起武器，尽管“匪患”的幻象后来烟消云散了，但在这个风波中增进了团结也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法国农民却没有就此罢休，他们顺势纷纷发起“叛乱”，摧毁领主城堡，焚烧封建文契——原本偶然聚集的村民人群这才演变成了“革命群众”。
因此说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的发生原来是要有些前提条件的，而这些条件中最首要的，就是农村社会对封建领主制度的千年积怨，是广大小农的苦大仇深。
在伯克、泰纳等一些保守派历史学家的笔下，这种“革命群众”全是些嗜血的暴徒、罪犯。勒邦在这一点上跟他们有所不同，他并不认为“革命群众”的暴行是通常意义上的犯罪，但他仍把“革命群众”的出现归咎于“非理性的”雅各宾党人，认为是他们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把人变成了狼。然而所有这些论点都遭到了勒费弗尔“大恐慌”研究的有力驳斥。首先，勒费弗尔表明，“大恐慌”事件的参与者们大都是很理性的——武装起来的村民们，无论是警戒、巡逻和盘查行人，还是驰援附近城镇或攻打领主城堡，都表现得相当克制;尽管事件几乎席卷了全国，领主城堡和封建文契也烧了不少，但杀人案查来查去也只有区区三起。不过我们也知道，大革命时代的“革命群众”远非都这么温和：事实上，随着大革命的激进化，“革命群众”也会变得越来越暴烈，直至变成一七九二年“九月屠杀”中的那群杀人狂。饶是如此，说“革命群众”天性残忍仍然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偏见，因为大革命中那些极端形态的“革命群众”，其实都是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出现的，或者说把“革命群众”中的人变成了狼的，根本上还是大革命所面临的那种极端强大而凶悍的国内外势力。
其次，勒邦把“革命群众”的出现归咎于雅各宾党人对社会秩序的不理性的人为破坏，其实就是要把大革命的发生归结为政治领袖的错误选择，而后来孚雷关于“启蒙思想引发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但勒费弗尔的研究却表明，“大恐慌”时期法国农民的发动，是没有任何人策划和操纵的事件。时人确实有过种种怀疑，有的说是贵族在搞阴谋诡计，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在玩鬼蜮伎俩，显见是两大正激烈较量着的政治势力在相互甩锅。虽然全都不靠谱，不过窃以为倒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革命派的精英层至此都还没有洞悉“大恐慌”的实质意义。这些“城里人”虽然也渴望革命，有些甚至还想当革命领袖，但此时终究谁都不曾动过一丝全民动员的念头，当然谁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事实上，根据勒费弗尔的观察，他们反倒觉得农民的这种发动很碍事，甚至很危险，所以在“大恐慌”期问和随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城镇的大资产阶级都曾不惜和特权等级联手，血腥镇压过起义农民——不过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一暴行立刻普遍引起下层市民的强烈抗议，进一步促成了他们的政治觉醒。这一切事实，应该说都是大革命白发性或必然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三
严格说来，勒邦这本书是算不上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专业研究的，甚至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而更像是作者的保守主义政治牢骚的一种带了点学术味道的宣泄，所以它的问世和流行，虽然也引起过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大家的注意，但本质上并不属于学术现象，而只能说是汹涌于十九世纪末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这个思潮简单说来，就是要精英不要大众、要改良不要革命，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也批评刚在西方主要国家确立的民主政治秩序——原因无非是这种“民主化”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开辟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因为敏感到民主化潮流的不可逆转，西方的保守派们当时的心情灰透了，纷纷发出“西方文明没落”的哀叹
这方面最有名的可能是斯宾格勒，但勒邦的影响也非同小可。这种保守主义也的确命运不济，在“一战”时代一直被边缘化，“二战”后还由于和法西斯运动有些干系而不得不继续低调潜行，并改头换面演变为一种“新保守主义”，基本主张是经济上重效率轻平等（推行私有化、排除国家干预、削减社会福利、加强自由竞争），政治上则是所谓要以“自由民主”取代“专制暴政”（实际上是要由美国来主导世界）。该思潮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终因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形势恶化而开始得势——首先是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上台为标志在英美得势，然后不同程度地蔓延到西方各国，并因其更符合强势资本集团的利益而迅速站稳了脚跟，至今仍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而这种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就和勒邦这本书在当下我国的火爆很有些关联。何来此说？关键是因为此书牵涉到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不容小觑。事实上勒邦的研究兴趣就是由法国大革命中史无前例的“群众现象”挑起来的。而法国大革命本身也是“保守主义之父”、英国历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灵感之源，他一七九一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反思录》被公认是保守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中对“革命群众”的痛恨情绪无疑撬动过勒邦的心灵。后来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对勒邦影响不小，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写《现代法国起源》的伊波利特·泰纳——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之一，他对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的咒骂几乎用尽了最恶毒的词汇。总之，没有法国大革命就没有保守主义思潮的发生，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勒邦的群体心理学了。而且，直到老保守主义变成了新保守主义，“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识形态里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影——尤其是在十九世纪里发展起来的经典大革命史学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學，这东西太妨碍新保守主义政治纲领的落实了。于是，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勃兴，从法国史学界左派阵营里叛出的弗朗索瓦·孚雷披挂上阵，打响了“修正”大革命经典史学的攻坚战。其实最初的修正尝试还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做出的，但附和者寥寥而批驳者甚众，显然不成功;二十多年后孚雷接棒，时过境迁，一下子做得风生水起，一本部头不大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九七八年问世后，竟迅速俘获了大多数青年学子，经典史学的大厦一时问摇摇欲坠。
尽管大革命经典史学并没有就此垮掉，但舆论界还是失去了不少对大革命的传统敬意，一种诋毁法国大革命乃至所有暴力革命的声音开始流行，而这种“诋毁”的理由，实质上就来自勒邦的理论，也就是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里反复表述过的这一说法：大革命时代人们用抽象的理念、空洞的口号煽动了群众，把他们变成了嗜血暴民，也把革命领袖变成了专制暴君。
勒邦这本书在当下中国的“火”，看来多少跟新保守主义泛滥带来的这种思想混乱有一些关系，而且这种“火”，或许还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这种思想混乱？更严重的是，它是不是还有可能起一种误导作用，让人们稀里糊涂地被新保守主义思潮裹挟而去？这些问题理应引起重视。
细想起来，那些否认大革命的自发性并仇视“革命群众”的人，从伯克、泰纳到勒邦，也包括了后来的孚雷，其实都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的忠实拥趸，也就是希望全世界的现代化都能走英美路线的人。这些人恪守片面的经验主义思维，根本看不到在法国这种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的革命，从来就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历史越悠久，阶级的分化和固化就会越严重，社会矛盾就会越尖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就越难免会有一场剧烈的革命。也正因如此，他们对英美的革命何以比较“小”（实际上相对于法国革命那可能只属于某种改良）的原因也完全不摸门，其实那无非是因为英美的历史比较短的缘故：英国阶级分化的历史严格说来只是从一0六六年诺曼征服才开始的，而美国革命只是一场独立戰争，当时美国移民社会的阶级分化其实才刚刚开始。应该说，前现代历史短一些的国家的确拥有某种特殊优势，起码它们的现代转型要少很多磨难，它们的“温和革命”也的确与政治精英的自主选择有较大的关系，但那显然不能成为我们抱怨和责备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没走英美路线的理由。
看来，随着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泛滥，勒邦一个多世纪前对“革命群众”的贬抑在今天的世界仍颇有市场，但凭借着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宏大而深刻的影响，对立的论点也不可能偃旗息鼓。在我看来，对于“革命群众”的这两种不同评说，实际反映的还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一对对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左右对峙，是法兰西政治文化与盎格鲁一撒克逊政治文化之问的传统对立。只是理智的人们都应该拒绝偏狭，应该承认这些观念性的东西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事实上它们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相互之问也应该多多求同存异、互补共融。而勒邦在这本书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那些批评，其实多少也反映了一些法国人天性中的那种对“实质民主”的向往，这似乎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有互补共融的可能。
作者：高毅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