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界对农村衰落的原因看法不一，部分人认为农村的衰落是被动的，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这种观点的论据很简单：工业和城市“挤占”了本应属于农村的资源和人口，导致农村不可避免的衰落。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我们以19世纪的欧洲农村为例，多层分析。
19世纪欧洲农业的宏观情况
因为工业革命，欧洲开始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凭借先发优势，欧洲将这一海啸似的变革化为层层巨浪，推向世界各地，将全世界的经济纳入自己的产业结构中。仗着领先的科技和资本，欧洲稳坐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区，充当全球游戏的“发牌员”，整个19世纪，几乎可以视为“欧洲的百年”。不过，即便在欧洲内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完全一样。
由于工业化，人口开始流动，资源被重新分配，导致社会形态在空间和时间上重构，这就是城市化。19世纪时，欧洲各地并非整齐划一地完成了城市化，18世纪残留的以农村为基础的社会，以及农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消失。
率先进行工业化的西欧，与经济上、政治上都处于欧洲核心区之外的东欧，发展状况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欧洲东西两端农业的差异
18世纪起，以英国为首的西、北欧诸国完成了“农业革命”，简单说就是“圈地运动”，强行将农民赶出土地，进行效率更高的集约化农业生产，进入19世纪后，由于引入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改良饲料，在科学技术的保驾护航下，农业发展日新月异，生产效率急速攀升。
19世纪中叶后，除了爆发高烈度的战争之外，西欧正式告别粮食危机。另外，铁路形成网络后，先进的运输手段提高了农产品的流通速率，加速了农业的变化。
西、北欧农业的欣欣向荣，衬托出中、东欧农业的凋敝。
当西、北欧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运营规模化农业时，19世纪的东欧则饮鸩止渴一般，用强化农奴制的方式，推广大规模农业。农奴没有议价权利，在领主或地主的胁迫下，不得不从事生产劳动。
即便同样采用农奴制，普鲁士东部或波兰的状态，和俄国的状态又不尽相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采取由上而下的顶层改革路线，结果并不成功，但他们试图摆脱落后状态的尝试，对国家精神仍有积极影响。
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Josef II），于1781年颁布了农奴解放令，承认农奴的权利，给予其流动与迁居的自由。但是农民必须花钱赎身，一般农民根本没有积蓄，因此这项政令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约瑟夫二世去世后，守旧派卷土重来，奥地利关于农业改革的尝试前功尽弃。
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颁布了农奴解放令。与奥地利的情况类似，农奴可以获得自由，但必须花钱买地才能继续当农民，但是俄国又不存在自由的劳动市场，所以脱离了农奴身份的人，如果没有地，将寸步难行，从这个角度看，俄国的农奴解放也没起多大作用。但客观上说，这次尝试对肇始于19世纪末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依旧起了一个精神和物质的铺垫作用。
各国农业人口的情况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农村有各自的特殊情况，无法一概而论。但在农村衰落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承认，衰落最直观的现象是农村人口的减少，那么，欧洲农村人口减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最早实现工业化，最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英国，农村人口下降最快，19世纪初期，农业人口还占其总人口的一半，而一个世纪后，农业人口已经低于10%。与英国势均力敌的法国，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人口占比才低于10%。发展速度晚于英法的德国，得益于国家性的政策，于19世纪末突然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农业人口随之降低。
19世纪的欧洲，从统计数据上看，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实际上，这个时代欧洲的总人口也在快速增长。因此，19世纪农业人口比例降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减少。
事实上，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量降低，并非由于工业化的挤占效应，而是由于二三产业的发展。
从农业本身来说，农业人口的减少是板上钉钉的事，因为机械化、集约化的农业，并不需要密集的劳动力，强行将人口束缚在农业中，只会降低这些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从整个社会的职业构成来看，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商业和服务业正如火如荼的发展，这些产业能够提供更好的报酬，以及更体面的生活，所以大量农业人口主动投身二、三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并不是说农业不受重视，或者农村正在衰落，而是表明了一种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
除去环境的压力，农村的根本变化，来自农民的选择。现代动员体系下的兵役制度，对于农村的年轻男性而言，可能是一种福利，得以让他们体验与乡下环境截然不同的生活，当他们意识到农村并非世外桃源时，很可能义无反顾的离开家乡。
虽然人口对农业很重要，但在某些农村，人们有意识地降低新生儿数量，这是为了防止孩子们分割继承土地，造成农业经营的碎片化。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认为孩子越少，分配到每一个孩子身上的爱就越多，这样会提高整个家庭的幸福水平。由于农民的选择，整个农村的人口也在稳步下降。
打破思维惯性，农村的改变并不是衰落
关于农村衰落的现象，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领导者之一，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现代人深信不疑的，认为那些传承自远古传统的农村文化特征，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新的”，只能追溯到19世纪，至多算到18世纪。例如，保留有地方特色的服装样式、房屋结构和家具外形，又或者是带有地方特色的小吃。
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
在现代“农业革命”之前，农村根本没有资源进行“特色”建设，世界各地的农村都差不多，人们千篇一律地努力活着。现代人眼中正在消亡的“农村文化”，恰恰是借助工业化和集约化之力，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并依靠市场经济互相连接，才被“制造”了出来。拉迪里谦虚的表示，至少在法国，情况是这样，最灿烂的农村文明，产生于19世纪中叶。
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祖传”农村文化，所有那些被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的“传统”，其实本来就来自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农村的繁荣来自工业，所谓的衰落，是自我更新过程。农民们参加学校教育、参与政治活动，与现代行政、税收系统打交道，都是一种打破本地固化，积极接触“变化中的宏观”的过程。再加上新闻报纸与邮政服务下探到农村，使得农民能够及时掌握来自城市的信息，铁路等公共交通系统的建立，使得农村与城市不再分属两个世界。以上诸种变化，并没有毁灭农村，更没有让农村衰落，反而使农村变得更加适应它所在的历史节点。
综上所述，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兴未艾，农村在这种大环境下的改变，并不是衰落，而是通过改变“惯性”的生活方式，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时空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