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翻阅人类数千年来的历史，最让人吃惊的事件不是农业出现、不是发明文字、也不是发现新大陆，而是近三百年来欧洲国家的崛起。
论人口数量、商品产量，欧洲在近代以前完全落后于亚洲，甚至比不上非洲，但却通过大航海和工业革命，在短时间内以武力或经济征服了地球上大多数的地区，与此同时，发源于欧洲的思想和技术也随之传遍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持续至今的冲击。面对风云变幻的近现代史，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底子薄、起步晚的欧洲，为何能迈着大步子快速走向世界中心？
“先天禀赋”论
关于欧洲的文明，有些人认为因为“先天禀赋”优越，其崛起“理所当然”，从希腊城邦开始，一直到罗马帝国，欧洲始终在构建自己的文化，低调积攒实力，等待一飞冲天的机会，当条件成熟时，一切都水到渠成。
然而，欧洲的崛起在历史大势中果真如此“理所当然”吗？希腊城邦并非原生文明，而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次生文明，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在游历埃及后，提出了“世界源于水”的水本体论，不难想象泰勒斯的思想受到了埃及人崇拜尼罗河的影响。
罗马帝国建立时，它的敌人恰恰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最终，罗马也是被这批人毁掉了。罗马灭亡后，欧洲蛮族无法产出足够的文化，于是出现了文明真空，所以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如果将文明的“先天禀赋”作为一种论据，来论述其后天的发展。那么，埃及和罗马比欧洲更有资格走向世界中心，然而这两个文明都湮灭了，何况与它们“隔辈儿”的欧洲。
曾有人试图用欧洲与亚洲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来解释前者的崛起。简单来说，欧洲代表平民化与自由的社会，亚洲则是等级制度混合集体主义的“异邦”，企图用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来说明欧洲在竞争中的先天优势。
不过，放眼十八、十九世纪时的欧洲，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社会，换句话说，有些欧洲国家能享受文明优势带来的好处，但有些则与当时的亚洲并无二致。这种发生于欧洲内部的差异情况，马科斯·韦伯（Max Weber）试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加以阐释，其大意为：新教所产生的伦理观念独一无二，有助于资本的累积与投资，盛行新教的西北欧如英国、荷兰则成为第一批资本主义化的国家。
这种理论的基调尝试从外部与内部的比较中，寻求一种欧洲在近代“理所当然”崛起的理由，但从思想逻辑上说，韦伯实际上采用了一种反推法，用理想取代了现实。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对此已有不同意见。
为了搞清楚欧洲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走向了世界中心，我们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分析。
崛起前欧洲的经济模式
将人类历史放在同一时间轴上看，在以第一产业（农牧业）为经济核心的时代，地处欧洲一隅的英格兰、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地狭人少，土地贫瘠，实在看不出有角逐霸权的资格。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外乎从粮食产量、人口数量来计算。
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即便跨国贸易为这些邻近大西洋的国家带来巨额财富，但是以国家整体实力来看，控制欧洲高卢平原且人口较多的法国才是欧洲唯一的霸主。
如果说西欧霸主是法国，那么东欧霸主则是控制广大平原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以及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实事求是地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到十七世纪末为止，贸易所带来的利润仍然无法弥补国力先天上的差距。
为了抹平与生俱来的劣势，西欧一些国家采取了在道义与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的生财之道。
著有《贸易大历史》的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指出：从十八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将非洲黑奴贩卖到美洲殖民地，从而构筑了欧、非、美三角贸易网。欧洲人载着小商品到非洲购买、抢夺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运往美洲从事生产，最终将糖、烟草等运回欧洲贩卖图利。
这个贸易网所需的成本极低，但回报却异乎寻常的高，成为英国、荷兰等欧洲穷国翻身的资本。如果没有非洲供应廉价劳动力，没有美洲作为欧洲的生产腹地，欧洲难以快速累积资本，更别说将这些资本投入之后的工业革命。
简言之，欧洲崛起前的经济模式十分不光彩，抛却情感和道义而言，不得不说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足够有效，支撑起了欧洲崛起的经济基础。
崛起前欧洲的统治模式
欧洲在十九世纪所展现的“高效率”并非只在经济层面，政治体制上所采取的以国民为主体的方针，也使当时欧洲诸国在社会管理与军事动员上胜于传统的亚、非国家，从十八世纪流行的开明专制，到十九世纪的议会制，这些与亚洲相异的变革，将国家的政治目标由贵族逐渐转向全体国民。但是，这种转变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天才的设计”。
有一些史学家认为，在开明专制时代，启蒙思想家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是推翻当时政治体制的革命家和旗手，相反，他们往往充当的是欧洲君主有效管理国家的顾问。他们大多出身平民，也没有跻身贵族的野心，他们的任务是打通国王和平民之间被阻塞的言路。
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诸国之所以广设议会，放在这种观点中看，就是让中下层百姓得以与统治阶层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让政府能适时调整政策以应对飞速发展的国家情势。
因此，启蒙思想标榜的“理性”或是“民主”，其实都是在实践成功后，才成为时代趋势，而不是反过来，因为有了指导思想，才开始实践。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价值观上的“理所当然”，我们可能就无法理解欧洲的“文明”从何而来。
以美国独立及法国大革命为例，这两者在过去的历史论述中，总是作为欧洲进入近代阶段的标志性政治事件，因此充斥着马科斯·韦伯式的解释，比如将两者视为西方文明争取自由、建立现代体制的基石，然而美国独立运动的起点并不高，最初是因为英国议会在没有殖民地代表的情况下，通过了增加关税的决议，导致北美人们愤而反抗。
法国大革命一开始也没打算推翻王室，没人想让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一般民众只是希望透过陈述理由，请求政府解决因农业歉收导致的饥荒与经济的持续下滑。
这两个事件并没有“预先设计”，基本可以断定为“意外”，就其结果来看，十八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是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当时还没有美国联邦政府，各州在战争结束后只是回归自治形态。法国大革命结束后，拿破仑崛起反而终结了共和制度，开启了法兰西帝制时代，开起了“历史倒车”。由此来看，欧洲在近代的成功，仅从政治角度来说，完全是一种“实践”主义，一种因势利导的做法。欧洲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巨大影响力，完全来自风起云涌的人民实践，而非“天才的设计”。
欧洲的问题与挑战
在走向世界中心后，欧洲并没有高枕无忧，形形色色的压力使其疲于应对，尤其是20世纪初，他们的制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由于经济的发展，资源和市场愈发紧张，欧洲各国之间开始互相敌视，由于国际间的竞争，民族主义开始抬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外侮的时候，国境内的人或许能团结一致，但国内资源分配与社会权利一旦出现问题，民族主义的脆弱框架就会失效。
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失利，就是因为奥地利既无法将当地群体纳入一体化的民族框架中，又不愿像匈牙利一样给予其自治权利，最终导致奥地利王储被愤怒的塞尔维亚人刺杀。
从这个观点来看，欧洲在十九世纪既享受着民族主义所带来的高度凝聚力，但同时民族主义也在各自国内产生压力，逼使欧洲王室们不得不下放权力，促使议会与地方逐渐掌控国政。
然而，即便国政开始扁平化，还是无法解决欧洲各国的问题。
此时，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排外性，加上工业化后需要市场倾销产品，使欧洲大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难以调和，终于因为奥地利王储的意外，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级大战，当时欧洲各国对于战争的态度却耐人寻味，人们对于从军参战这件事并不排斥，从微观视角来看，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人就像机器一样重复单调的工作，生活异常乏味，而大战的爆发让普通人找到了一种逃离单调生活的机会；从宏观角度看，当时各国政府普遍误判了战争的规模，决策者纷纷认为这仅是一场短时间的战争，没有人会想到战争会持续四年之久，更不会想到战争的惨烈程度超越了以往的常识。
破而后立
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规模的鏖战，其结果必定会摧毁旧的秩序，是一种“破”的行为，这体现在：
首先，战后欧洲一蹶不振，青壮年男性人口大为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
其次，欧洲政治秩序洗牌，奥地利与奥斯曼两大帝国的解体，催生了众多东欧、巴尔干的国家，但这些新生的国家并没有缓解民族之间的冲突。
最后，美国登场，不仅成为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毫不掩饰挑战欧洲霸权的企图。
所谓“破而后立”，有“破”就有“立”，战争结果的“立”体现在：
首先，女性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由于在战争期间肩负起男性原本的生产工作，女性从而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更多发言权。
其次，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使得所有人深刻意识到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依存关系，此后政府的施政手段下探到了民间，更加注意民众的声音，这可以说是欧洲国家走向管理扁平化与高福利制度的因素之一。
文明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离开了“主席台”，坐回了世界文明的“大圆桌”之中，与其他文明平起平坐。
在回顾欧洲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这一段“文明大冒险”时，不难看出，底子薄、起步晚的欧洲，自信地迈着大步走向世界中心，靠的就是两个法宝。在经济上，找出一条适合当时经济环境的利润最大化的致富之路，于十六世纪而言，那条路是三角贸易，于二十一世纪而言，这条路叫科技。在政治上，大胆地进行政治实践，构建一个充分释放人类创造力和精神动力的平台。当年这个平台叫议会，现在这个平台有各种表现形式。
文明之路又宽又长，岔路众多，欧洲走过了其中一条，后人没必要踩着脚印继续走那条老路，举目四望，还有无数条新路等待后人去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