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几乎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谜题”。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GDP增速低于2.5%为低增长，西方世界在最近三十年都处于低增长时代。
1990年的泡沫危机终结了二战后日本持续高增长的经济奇迹。此后近3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持续低迷，GDP增速超过2.5%的年份只有五年，长期处于龟速爬行之中。
德国，是一个经济稳如狗的国家。但最近三十年，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增长轨迹几乎同步。从东西德合并（1990年）开始，罕有年份GDP增速超过2.5%。
英国，这个老牌帝国，在二战后失去了顶级强国的地位。1970年代经济陷入滞胀危机，一度患上“英国病”。1979年撒切尔夫人登台，铁腕改革，控制货币，大卖国企，放松管制，经济得以恢复。
不过，英国经济再无昔日荣光，增速难回中高水平。1970年至2007年，英国经济年均增长约2.4%。2008年金融危之后，英国经济几乎停滞。从2010年至2015年，经济增速骤降为0.2%，最近几年才稍有起色。
韩国，这个后发崛起的幸运国，自上个世纪1963年开始，经济持续高增长，GDP增速长期维持在8%以上，但21世纪后增速放缓，最近七八年经济增速接近低增长水平。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经济是一个例外。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终结了美国二战后的经济繁荣。但是1980年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并未像日本、德国、英国进入低增长。从1983年到2006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经济重现了二战之后的长期高增长，房地产和金融异常繁荣。其中，只有老布什执政及2001年互联网泡沫几年经济比较糟糕。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挣扎了十年，增速徘徊在2%左右。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又达到了2.9%。
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全球进入了低增长时代，世界各国需要做好应对经济长期低迷的准备，债务问题将面临考验。这就是经济学家汉森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提出的“长期停滞”。
2018年的数据显示，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速都低于2.5%，其中包括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如韩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其中欧元区在1.8%；还有部分新兴国家，如南非、俄罗斯、沙特、墨西哥，其中阿根廷经济遭遇重创，增速为-2.6%。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例外，都维持在3%左右增速水平。
与西方世界的持续低迷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兴国家经济持续高增长，典型代表是中国和印度。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GDP总量超越英法德日，跃居世界第二。美国经济虽然是西方世界的例外，经济增长率相对可观，但是似乎也经不起中国高增长的冲击。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规模差距不断缩小。自2008年开始，美国经济陷入挣扎，中国赶超美国经济总量的步伐加速。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美国的66%。很多人预测，按这个速度下去，中国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另外一项数据似乎对中国不利。从2010年开始，中国GDP增速持续下滑，2018年降至6.6%。而美国的经济这两年强劲复苏，增长率摆脱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低迷。
早在2009年，国发院的经济学家刘世锦、任泽平等研究了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有没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任泽平发出“增速换档”的警告。不过，当时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任泽平的观点。任泽平参加过业界三次论证，当时他还是属于少数派。
当年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0.64%，在货币及财政扩张的推动下，全国经济热火朝天。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维持在8%左右。
不过，任泽平一语成谶，2010年是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峰值，此后增速持续下滑，2011年破10，2012年破8，2015年破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2%。
任泽平在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在2017年提出“新周期”。按他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落在改革构筑的5%新增速平台上。
如今，降低增长预期几乎成为共识——不以过去高增长的经验，丈量未来经济的高度。未来，我们可能要面临一个不那么熟悉的经济增速及增长逻辑。
其实，增长与衰退，都是经济的常态。
从农耕时代到现代社会，人类经济大部分时间处于低迷状态。在18世纪之前，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1000多年里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长期保持极低增长。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经济才迎来了大爆发。过去300多年里，人类创造的财富总和，超过农耕时代的总量。
因此，有些学者提出，近代经济高增长，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的特殊现象，低增长才是常态。若此观点成立，那么西方国家是否已经回归到所谓的低增长常态？
就近代而言，全球并非所有国家都经历了高增长。非洲多数国家就长期处在低增长阶段。
曾经经历了高增长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英国是19世纪的霸主，美国是20世纪的领导者，两个国家经济都曾经长期领跑世界。
除此之外，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曾经创造过经济辉煌，然后从高速增长逐渐转入中低速，最后收敛到低增长。但是这一回落过程是一个平滑曲线，社会并未受到太大冲击。
与之相反的是新兴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亚洲四小虎”，以及俄罗斯、南非两个“金砖国家”，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曾经快速腾飞，但都在某个历史时期突然“折翼”，经济断崖式下跌，此后反复挣扎，麻烦不断，从此告别高增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非洲和美国之外，其它主要国家的经济在经历高增长后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低增长区。低增长，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宿命。区别在于，发达国家的低增长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低增长。
通常说，怎么涨上去的，就怎么跌下来。破解低增长之谜，可以从高增长出发。
“经济是如何增长的，又为什么会衰退”，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问题。
经济学诞生300多年来，经济学家都为此困惑不已。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小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才彻底破解经济增长之谜。罗默也因其内生增长理论，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亚当·斯密及古典主义先驱们，当时执着于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以及探讨财富之谜。财富是什么，财富如何增长，成为古典主义的核心命题。
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是哲学家大卫·休谟。休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不少原创性的洞见。休谟洞察到，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是贪婪和获利的欲望，以及“快乐”、“快活”的欲望。这被后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休谟看来，产出是劳动、土地和制造业的函数；劳动和土地的生产力取决于制造业的规模；制造业的规模则取决于国外内交易的规模。休谟的意思是，市场交易规模决定制造业规模，制造业规模刺激劳动及土地扩张。
休谟注重土地和劳动的价值，但忽略资本与技术。在休谟年代（1711-1776年），英国尚未完全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他并未意识到技术这一重要的增长动力。
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过：“1700年至1760年期间，英国没有发生任何革命，不管是生产技术，产业结构，还是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休谟，是亚当·斯密最亲密的朋友。斯密是一个善于博采众长的学者，在经济学方面半路出家的他几乎接受了休谟的经济思想，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理论。
一般认为，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是斯密开创的斯密式增长，或叫斯密模型。
斯密模型中，产出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函数。与休谟不同的是，斯密非常重视资本的价值。但其逻辑与休谟相同，资本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可以扩大劳动需求及增进分工。他认为，分工是人类的天性，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精细，经济增长率越高。
所以，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带来规模递增，资本是促进劳动分工的动力。在《国富论》中，劳动分工举足轻重；在资本主义中，资本至关重要。
但是，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些矛盾。与休谟相比，斯密更多论述技术，却否认技术带来的规模递增。斯密意识到，火器等重要变革，是“哲学家”（科学家）的贡献，但这是一种不规则的、不确定性的情况。
在论述分工时，他又强调熟练技术带来的价值。在《国富论》第一章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与休谟及古典主义先驱的观点类似，斯密认为，技术进步是相对稳定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技术进步极为缓慢。斯密比休谟年轻12岁，其后半生，英国正在爆发工业革命，但斯密对此察觉有限。
1776年，休谟去世，《国富论》出版。在《国富论》中，斯密将土地和技术设定为常量，用劳动分工解释经济增长，但是否定规模递增。主要原因，规模递增必然导致市场集中，这与斯密的理论前提——自由竞争相背离。
斯密为了避免逻辑框架的自相矛盾，却导致了另外一组矛盾——分工促进规模递增，规模递增促进市场集中，市场集中阻碍自由竞争，妨碍劳动分工。后来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将其概括为“马歇尔悖论”。
斯密增长模型的缺陷导致古典主义未能深入经济增长的本质。长期以来，经济学家都不清楚经济为什么会增长。他们只知道，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将劳动、资本、土地输入市场这个“黑箱”，出产自然就提高了。
现实确实也是如此，但“黑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增产？为什么会产生利润？这些要素如何组合产出更高？哪些要素其决定性作用？古典主义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休谟及斯密式增长都属于古典增长模型（斯密意识到分工带来的熟练技术，但未推开技术的大门），强调的是数量型增长，而非效率型增长；注重劳动、资本的数量累积，而不是知识、技术的进步。
斯密认为，工资上升可以促进人口繁衍，更多的人口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口和土地数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农耕时期，土地与人口捆绑，其规模是国力的象征。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以及古罗马帝国，都是人口及疆域大国。
明清时期，中国的GDP总量是全球第一，主要来自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土地规模。在农耕时代，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呈正相关。
劳动力数量是数量型增长的第一个要素。工业革命之后，劳动力依然是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16世纪以前，英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均低于西欧平均水平。18世纪前半个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农耕时代的低增长一样。但工业革命爆发后人口增长率开始上升，1755年到1775年，英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0.5%。这个数据看似很低，但与过去及同期他国的零增长相比，已经非常突出。
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医疗水平，改善了居住条件，提升了人口生育率、存活率，以及劳动人口的数量及年限。大量廉价的棉纺织品，让英国人彻底摆脱了千年严寒，降低了风寒病及相关疾病的发生率。
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记录：“18世纪英国人口飞速增长，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人口迁移，是英国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
18世纪，英国通过了《公有地围圈法》，这项法律推动了圈地运动的爆发，进而促进了人口迁移及城市化。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走350多万英亩公有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移居城市以及工业的发展，使英国的城镇数量大量增加。
圈地运动期间，居住在1万人以上的城镇居民占英国人口的比例从3.1%上升到8.8%。从1755年到1775年，苏格兰五大城镇的人口因此上升了30%。
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人口及劳动力出现最稳定、最大规模的增长及迁移。
从1751年到1801年，英国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89%，其中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17%，农村为0.51%。
从1801年到1851年，英国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8%，其中城市人年均增长率为4.42%，农村为0.67%。
以上两项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英国人口快速增加。
二是这个时期，城市人口暴增，增速远远大于农村人口。
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
工业革命之后一百年间，英国经济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数量是当时英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
时至今日，劳动力规模，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2018年日本GDP规模为5万亿美元，德国为4万亿美元，为日本的80%。但是日本的总人口达1.268亿，德国只有8290万，只有日本的65%。德国经济规模一直都没能超越日本，但人均GDP德国是日本的1.15倍。
从全球经济增长史来看，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出生率呈正相关。经济增长最快时期，也是劳动人口及城市化膨胀之时。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及维多利亚时代（1760-1900年）、美国镀金时代（1860-1920年代）、韩国江汉奇迹（1962-2002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1978-2018年），二战后的德国、日本、英国，都是人口及劳动力增长最快时期，都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其中，二战后的德、日、英，主要劳动力来自大规模的退役军人，而不是新增人口。
中国的情况稍微特殊。过去四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但是期间劳动人口大幅度增加。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1962-1976年的婴儿潮。
这波婴儿潮的年出生率基本都在2%以上。这群人在20多年后（9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这群人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持续高增长的主力军。
二是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迁移大军。
过去四十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城市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58.52%，提高了40个百分点。人口迁移，是人口红利的重要构成，中国数量型增长的关键要素。
资本数量是数量型增长的第二个重要要素。我们称之为“资本红利”。
在资本主义早期，原始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济学家，一直将设备列入实业资本的范畴。
“资本红利”来源于三种，一是金本位货币，二是国际资本流入，三是货币超发（短期红利）。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的资本量快速增加。从1744年到1772年间，银行资产和钞票发行分别增加了十倍和十六倍。
这一时期英国已经建立了金本位货币，摆脱了过去金属货币时代的长期通缩问题，货币流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摩根、洛克菲勒等金融财团，凭借托拉斯组织，控制着铁路、钢铁、航运等重要实业。
第二次工业革命到1920年代，是西方世界经济最快的时期，法国、德国崛起，日本加速跟进。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铁路网络、钢铁工业、房地产及股票市场大规模扩张。
这时大量的资本流入美国、德国、法国，进入铁路、航运、钢铁领域。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享受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的红利。
资本数量，尤其是货币数量大规模扩张时期，还是1980年代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扩张带来的资本红利是短期效应。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利用信用货币简易的发币机制，严重透支国家信用，大规模扩张货币，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快速膨胀。
1983-2006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股票、房地产史诗级大牛市，与大规模的信贷、国债扩张直接相关。
人口大规模增长及迁移，推动城市化高速增长。人口涌入城市，土地及居住变得稀缺，城市化演变为房地产化。在人口增长及人地矛盾的推动下，资本蜂拥而入，房地产快速增长，并迅速成为支柱产业。
在工业经济早期，人口增速、房地产增长、城市化率、货币增速、经济增长率，五大数据几乎都成正相关。典型代表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国镀金时代及香港八九十年代。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央行释放大量流动性，促使西方国家房地产、股票快速复苏，并迎来十年大牛市。过去十年，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没有跑赢货币增长率。反过来，不少国家的房地产、股票、债市及金融市场繁荣，都来自货币超发的数量型增长，或叫泡沫型增长、债务型增长。
数量型增长，一直是过去几千年来的主要增长模式。人口及资本的大规模扩张，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数量型经济增长面临一个本质问题：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即在技术水平恒定前提下，劳动力、资本不断投入到一定量的土地、工厂之中，人均经济产值会长期持续下降。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数量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提高技术水平，光靠大量投入人口、劳动力、货币的国家，必然会遭遇增长递减的局面。这也是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根本原因。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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