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人笔记，孙静庵（生平未详）在《栖霞阁野乘》卷上有《金圣叹之死》一节。
本文就以清人笔记为据，说说这位大文人、后世称之为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的金圣叹的死事。
农历辛丑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笔记作者误作庚午〕的“哭太庙案”中，吴下（泛指吴地）名士同时被清廷杀害的，有十八人，他们分别是：
金人瑞，倪用宾，沈琅，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姚刚，徐玠，叶琪，薛尔张，丁子伟，王仲儒，唐尧治，冯郅。
这一案中，除了这十八位名士死去以外；另外，他们的家财也被籍没入官；同时，因为此案株连，被处以充军、流放、禁锢的人，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早先，大明王朝覆亡之后，吴下讲学、建立学社的风气非常昌盛。当时，不同的学者，在讲学过程中，各有所持，各有体系，并各自建立派别、树立门户。这些不同的派别和门户之见，或者互相推崇，或者互相排斥。因为这是一种民间性质的学习组织，即便相互之间有所排斥，猜想，大多都体现在思想层面，是相互之间思想和意见的碰撞和交锋。
关于其时的吴下讲学之风，可概括述之如下：
一来，大清王朝初立，其根基尚不稳固，这些学习组织多有明朝遗民存在其中，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无论他们有没有政治意图，清廷对他们都心存戒备，这是掌权者的通性；
二来，异族统治之下，清廷在获取政权和行政的过程中，必有很多可议之处，立社讲学，过程之中，难免会谈及当下、难免会延及政治，清廷必然对其防范、对其心存忌惮，这也是掌权者的通性；
三来，满清的文字狱，在顺治帝时期，就已经有了具体的实践和案例，由此可知，他们对文人的管束、对清议的监督，已经开始着力。
基于以上，吴下讲学立社之风大盛时，按照常理，清廷不可能不会没有耳闻，也不可能熟视无睹。
当日，金圣叹因为才华惊人，文辞瑰丽，遨游吴下学林，为一时引领当地的翘楚人物。
而且，因为金圣叹的才气让人折服，他能在各个学社之间调和，故而，其名声更加显著。凡金圣叹所到之处，多能使仰募者为之倾倒。
因为金圣叹的个性之中，有棱角突出、锋芒毕露的一面，所以，在遇到权贵人等时，他都是嬉笑怒骂、无所顾忌，以逞一时之快。这也使得一些人对他记恨在心，为其后来的哭庙案遭祸种下了引子。
清廷最初意图构成大狱的缘由，主要就是想罗织吴下诸位名士，以杜绝地方上的清议。虽然清廷有此想法已久，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所以，就无从下手。正好哭庙案兴起，清廷就借机剪除吴下名士，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悖逆之罪。可以说，要罗织地方名士，似乎找不到比哭庙案更过分的状况了。清廷推断，以此为借口，不但可以将吴下诸名士连接起来，一网打尽，而且世人应当不会有不同的意见。
哭庙案的始末，大略如下。
顺治帝驾崩，满清遭遇国丧。按照当时的礼制，国丧期间，各省的抚按（明清巡抚和巡按的合称），都必须在地方上设立已故皇帝的灵位，并进行哭临。
所谓哭临，是指，帝后死丧，集众定时举哀。
按照朝廷的相关规定，国丧进行过程中，民间是禁止婚嫁、禁止乐事的；另外，无论老少，都不得喧哗嬉戏，都必须敛声静息。
这期间，朝廷的官员，爵位越是尊崇，越是要加倍地哀戚。
这一切，都是为了显示国丧的严肃隆重。这也是以官方政令的形式，要求民众必须从内心重视国家的大哀。
苏州在王土之中，自然也不能例外。
国丧期间，苏州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举办了哭临大典。
地方主政者，对于国丧一事，也是战战兢兢、深刻惕厉。因为，一旦在礼仪制度上有所欠缺，就可能要面对朝廷明文规定的法律制度的惩处。
在这个所谓人与神都缺少主上、亿兆的民众都没有依恃的时候，没有谁敢损坏朝廷的礼法，对国丧有半点的不恭。
但是，偏偏就是在这个举国临丧的日子里，金圣叹却率领诸位生员，进入苏州的哭临大典现场，并且递进了控诉案状的揭帖。
金圣叹带领诸生首先起来之后，接着，就有上千人也来到了哭临大典的现场。
那时节，因为人员众多，群情激奋，所以，后来对这一场面的文字记述，有“声如雷动”的形容。
金圣叹带领诸生进入哭临大典现场、民众千人以上跟进，究竟是所为何事呢？
原来，一切事出有因。
其主要起因是：
吴县的主事者，动用酷刑，预征赋税，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即，有致人活活被打死在刑杖之下的情况），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事发之后，经过了解，在得知抚按在苏州主持办理哭临大典之后，金圣叹便与诸生持揭帖进入哭临大典现场，为民请命。
在国丧期间，面对如此严肃隆重场面，先是看到金圣叹带领诸生进入，接着又有大批群情激愤的民众不断涌来，哭临的官员们都大惊失色。为了维护秩序，为了保住自己乌纱，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哭临的官员们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前来现场的一部分人械拿入狱。
哭临的官员们这样的操作，不但没有平息乱事、抚慰民心，反而使得众情汹汹、众议哗然。
事发之后，作为领头人之一的金圣叹，自然最先在现场就被械拿入狱了。
入狱之后，金圣叹还在狱中向朝廷上书。他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长文，继续为民请命。
金圣叹的这篇上书文字当中，语言较为激烈，其中指斥了当时存在的很多不良现象。
其时担任苏州抚臣的朱某人〔即苏国治，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被吴三桂所杀。〕秘密向朝廷上疏具奏，其中说道：
“竟然敢在先帝驾崩，哀悼诏书刚刚下发的时候，聚拢成百上千的群众集会。这种行为，在上，惊扰了先帝的在天之灵；像这样目无法纪的举动，在下，让人深深忧虑，可能会动摇人心。”
其实，满清早就对诸位名士论说规讽朝廷的事情深恶痛绝了，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动手理由和机会。
在接到朱国治的密奏之后，清廷的主政者马上命令大臣，在江宁大狱中进行审讯，以耸观听。
大狱定谳，参与此事的名士，不分主从，皆判凌迟处死，没收其财产、妻女。
此案一成，名士凋零，士大夫的意气顿时萎靡。
自此以后，吴下讲学立社的风气，几乎完全就断绝了。
行文至此，很是对金圣叹的骨气和任事所感动。
金圣叹曾成一联，感题时势，其联云：
真读书人天下少；
不如意事古今多。
最后，就来再来介绍一下这位“真读书人”：
金圣叹，后改名人瑞，字圣叹，别号鲲鹏散士，自称泐[lè]庵法师，明末清初苏州吴县人，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主要成就在文学批评，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都有评点，曾修订《推背图》。
乩降才女叶小鸾，写下动人篇章，成为江南士人佳话，亦为曹雪芹构思和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
有“六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之说。
提高通俗文学地位，使小说戏曲与传统经传诗歌并驾齐驱，被推崇为白话文学运动的先驱，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三月初三，生于苏州。
幼年贫困孤独。
九岁入塾，刻苦勤奋，思想独立，喜爱阅读，尤沉迷于《水浒传》。
后考取秀才，因耗费无度，以致常处贫困。
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常结交僧人。
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
二十岁起，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三十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
明思宗（朱由检）崇祯朝（公元1628年～公元1644年，共17年）中期最为活跃，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钱谦益直言其似乎受某种神灵支配。
后绝意仕宦，埋首书本。
约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评点《水浒传》。
清世祖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
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8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
亦开堂招生讲学，旁征博引，颇受当地士庶赞赏。
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
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听说此事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三月初，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聚集士人十一位，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说是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廷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后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终年54岁，是为哭庙案。
临死前，看见家人，神色自若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他的家人一听，忍不住嚎啕大哭，围观的人也都为之鼻酸，而潸然泪下。
财产充公，家属发配满洲。
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悔恨交加，念念不忘、难以释怀的是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
死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
传说圣叹死后托梦给朱眉方，说他已成为邓尉山神。邓尉山在苏州西南七十里光福镇，又名万峰山，前瞰太湖，风景极佳。邓尉山多梅树，花开时一望如雪，如颂圣叹人品之高洁。
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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