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人认为它的产生就是文明的标志，然而，正是由于农业对人类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将它的起源当作了一种必然。但其实，农业起源充满了或然性。
由于语言的出现，人类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能够以“集体知识”的方式口口相传，这种知识让人类获得了一种额外的机会——能够不断尝试从环境中获得资源的方式，从狩猎、采集，最终到农业。很多学者认为，农业活动收获的食物，远比采集活动更高，所以一旦农业被“发明”出来，一定会迅速传播到各地。
最早尝试解释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学者，确实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他们将农业视为一项“发明”，认为因其特点优于人类的其他生产方式，所以会从一个中心散播到世界各地。然而，新的研究发现这类解释存在两大致命问题。
缺乏说服力的农业必然性
第一、秉持农业是“一个起源，全球开花”观点的学者，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农业是单起源中心，然后向四面八方传播的吗？即便不考虑人类迁徙的时间线与农业传播的时间线不吻合的问题，这个观点也无法解释农业出现的共时性，即它显然在世界至少三个地区的不同地方各自出现。我们如何解释在世界上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地区，却几乎同时发生了这些“发明”呢？
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马克·柯恩（Mark Cohen）写了一本《农业诞生之后的古病理学》（Paleopathology at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在书中他强调，“关于早期农业最惊人的事实就是……它无庸置疑地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
第二、我们不能再假定农业是一个必然优先选项，即采集族群一旦学会了农业技术，就一定会采用它们。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怀疑，原始农业的出现是否就是进步的象征？
虽然说比起采集生产方式，农业确实能够支持更多人口，而且从宏观角度来看，当这两种生产方式有所冲突之时，农业族群有较大的几率活下去。但很明显，很多采集族群即使在学会了农业技术后，却仍然拒绝使用它们。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早期农业的特点。
曾经有研究者采访过一些来自卡拉哈里沙漠（非洲中南部）的采集族群成员，询问他们为何不耕种。后者的回答干脆简练：既然有那么多现成的蒙刚果仁（一种油性植物）唾手可得，为什么还要像农民那样种地呢？
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特别是东北部的约克角，土著居民掌握了耕种的知识，然而他们却宁可不选择务农。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亦然，大约6000到7000年前，一大批农耕者进入这片平原区域，他们并没有完全农业化，而是过起了数千年的采集与农耕双轨生活。采集者将农耕视为一种可选项，并非一种必然。
保守态度的合理性
一些原始人对农业的保守态度也许是非常合理的。从兽骨遗留的考古证据可以发现，早期农业带来了新型的疾病与生存压力。在温暖的气候下，农民的食物选择比采集者更加单一，所以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不足，一旦气候不佳，他们更容易遇到周期性的短缺；采集者由于能从更多渠道获取食物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看，能够对抗饥荒。这里就产生了吊诡的一点：为了解决饥荒，人类发明了农业，但饥荒又是农业革命所带来的一项矛盾的副产品。
除了周期性的饥荒，农业族群更容易爆发由老鼠、细菌及病毒所传播的疾病，人类定居点是这些生物繁殖的完美温床。更重要的是，透过现代疾病的遗传比较得知，在驯养家畜的欧亚大陆，人畜共患传染病能够轻易地从狗、鸡、牛和猪等家畜家禽传播到人类身上。
疾病也利用了人类因农业而聚居的特点，完成了自己的更新。最成功的菌株，以及那些存活得最久而成为流行病的病毒，是那些让人类受到感染但不会导致族群毁灭的“死神”，比如天花和流感。
农业导致的健康衰退
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可以看出早期农业族群健康衰退的现象，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骨骼（尤其是股骨）平均长度，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社会相比，明显更短。此外，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早期农业出现后，人类的平均寿命因而增加或婴儿死亡率降低。
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能够存活至成年的儿童皆不到50%；虽然一些人可以活到50或60岁左右，但集体平均寿命不超过25至30岁。总而言之，原始农业的出现似乎是降低而非提高人类福祉的水平。
著有《剑桥拉丁美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的约翰?科茨沃兹（John H. Coatsworth）写道：“生物考古学家透过观察某地的人类遗骸，比较农业转变前后的人类福祉，结果发现转向农业与当地人口营养的大幅下降，还有疾病、死亡、过劳与暴力的增加都有关联。”
任何关于农业起源的叙述，都必须解释早期农业的不光彩历史，以及为何采集族群愿意使用农业这种明显有很多缺点的生活方式。在当时能够轻易采集到品种丰富、体型更大、取得方便的动植物的情况下，为何人类会甘愿选择辛苦地播种、耕耘、采收，只为了获得少数几类植物种子的生活方式？
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原动力
现代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试图提出对于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解释。
俄国遗传学家N. I. 瓦维洛夫（N. I. Vavilov）调查驯化植物的近亲物种，他相信可以证明那些遗传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就是该物种的起源地，而且还可能是这些物种最早被栽种的地区。
他考证出了8个可能是早期农业“发源地”的地区。瓦维洛夫列出的发源地名单，与现代研究提出的名单相仿，也符合现代古植物学的原则，亦即现代的植物研究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物种驯化的早期历史。
著有《欧洲文明的黎明》（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的历史学家高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主张，气侯变迁为人口稠密地区创造了若干“绿洲”，当地的居民为了生存而被迫必须采取集约化（提高亩产）的生产方式。虽然其原始主张里有若干细节已无法成立，但他的立场仍具有某些合理性。
人类学家罗伯?布莱德伍德（Robert·Braidwood）对伊拉克的早期农业进行了首次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他研究了两座村庄：卡里姆?萨希尔（Karim Shahir）与雅尔莫（Jarmo），前者居住的是采集族群，后者居住的是农业族群。
著有《农业和定居生活起源》（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d settled life）的理查德?麦克尼什（Richard MacNeish）是研究美洲早期农业的先驱，他自1940年代晚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以研究玉米早期历史。
在这些学者进行开拓性的调查之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农业之所以最终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其主要因素，或者说“原动力”包括：气候变迁；采集族群的集约化，也就是说人口增长，迫使某些地区的采集族群必须去开发较小的地域并更密集地使用土地；不同族群间的交换增加；以及最后一点，可用来驯化的动物比较易得。
关于农业起源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必须包含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否则就不具备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