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喝酒，中国人有一种心理情结，认为能喝的人豪爽、大气、义薄云天，把喝酒当成了一种生活仪式，其实，在喝酒这方面，日本人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幕府将军专门颁布了数道禁酒令，限制酒徒的肆意妄为，但还是挡不住日本群众的喝酒热情，酒徒们甚至举办了“大喝会”来比拼酒量。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深刻的历史逻辑，日本的酒文化根植在武士文化之中，有一种特殊的无可奈何的悲凉感。
江户人的酒量——正史与野史
根据日本史料记载，19世纪前期，江户（东京）市民每年喝下超过90万桶的清酒。装酒的桶叫“四斗桶”，实际容量约为三斗五升，因此90万桶实际上是56700升。假设当时的江户人口是一百万人，每人的平均消费量约为一天155毫升。
跟过去相比，现代日本人酒量如何？根据日本政府统计的2011年度“酒类销售（消费）数量等情况表”，可以发现东京人喝酒最凶，成人平均一天消费301毫升（全国平均是224毫升）。
相较之下，似乎现代日本人的酒量涨了。然而这是以成人人口计算的数字，以所有居民来计算，人均每天255毫升，和江户时代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不过，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只喝清酒（日本酒），酒精度一般6度；而现代人消费的酒类将近一半是啤酒或发泡就，它们的酒精浓度只有清酒的三分之一，单论酒精度数，江户人没有输给现代人。
但还应该注意一点，江户的市面上流通的不只清酒，还有大量的浊酒，而这部分酒的数量没有被记入历史。始于天保四年（1833）的大饥荒导致米价攀升，为了抑制米价，幕府命令降低酿酒量，减少至原本许可量的三分之一。
由于幕府的限制，江户市面上流通的酒大幅度降低，但是对于酒的需求市场还在，于是出现许多酿造浊酒的人，利用浊酒填补清酒需求。根据天保七年（1836）的纪录，原本“以酿造浊酒为生者”共330人，到了天保八年（1837）增加了1533人，合计为1863人。如果将这部分不载于正史的浊酒产量一并计算，江户市民消耗的酒量就很大了。
出现于1796年的笑话集《轻口笔彦咄》就记载江户人的酗酒情况，书中描写三都（江户、京都、大阪），分别介绍到“江户重酒”、“京都重穿”、“大阪重吃”。在所有人眼中，江户是个泡在酒罐子里的城市。
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发布《禁止酗酒令》
江户市民酗酒的毛病，在西方人的眼中也是一种匪夷所思的奇景。公元1563至1597年到日本传教的葡萄牙人路易斯·弗洛伊斯在其著作《日欧文化比较》中写到：
“我们不会喝酒喝到超过限度，也不会有人一直劝酒。日本人会不断互相劝酒，有人因而喝到呕吐，有人因而酒醉。”
“我们觉得喝酒喝到不省人事是一种耻辱，十分丢脸。日本人却以此为荣……”
路易斯·弗洛伊斯提到西方人与日本人饮酒的差异，其实存在于整个东亚的生活习惯中，日本人互相劝酒，一直到喝醉，而且只有喝醉才算是到位了。面对这种不体面的情况，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决定加以管制。
德川纲吉于元禄九年（1696）八月十七日发布公告，主要说了三点：
第一、很多人喝醉后，虽然处于无意识状态，但做出了违法乱纪之事，一律按清醒算。
第二、不得强逼客人喝酒。如果有人发酒疯，灌酒的人同罪。
第三、减少卖酒者，减少酒类供应。
德川纲吉禁止的正是弗洛伊斯指出的不良饮酒习惯：喝多了发酒疯和强逼他人喝酒。
德川纲吉
德川纲吉在历史上素以爱护动物出名，他颁布了“生灵怜悯令”禁止日本人杀狗，但其实除了讨厌日本人杀动物，他也不喜欢日本人喝酒。所以日本官员当时都互相提醒：将军讨厌酒，须各自克制，同时告知部下克制。
由于这道公告没有引起重视，第二年幕府再度颁布《酗酒禁止令》。为了降低饮酒人数，这次增加了饮酒成本，幕府开始向江户的酒厂“抽税”（营业税）。这笔营业税一则是用来填补当时已经恶化的幕府财政，同时也希望通过增税来调高酒价，以降低市场对酒的需求量，抑止百姓酗酒。
营业税不仅针对江户，最终扩大至全国的酒厂，据《正宝事录》记载，酒的“售价高于当时市价的五成，多出的五成作为营业税上缴国库”。营业税完全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引发了众多酒徒不满。德川纲吉在宝永六年（1709年）一月薨，同年三月营业税就被废除了。
《酗酒禁止令》是基于德川纲吉个人对酒的厌恶所颁发的命令。因此尽管酗酒禁止令并未撤销，但还是随着德川纲吉的死而名存实亡，后代的将军也不再颁布相同的命令。
幕府再次出手，酗酒武士没收双刀
德川纲吉死后，幕府虽然放宽了对酒的禁令，但并未放松对醉汉的管理。针对发酒疯的醉汉而引发的治安问题，当局制定了严格的法规，下重手惩戒。
德川吉宗
在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授意下，特别创制了针对醉汉的法律，特别说明了武士喝醉后杀伤人的处罚办法：
第一、“发酒疯杀人者”死罪。
第二、“发酒疯致人受伤者”，高低级武士有不同的处理办法，越是高级的武士受罚越重，如果没钱支付伤者的医药费，则需要把长短两把刀交给伤者。刀对于武士来说就是脸面和生命，从这里看，对于武士酗酒闹事的处罚不可谓不重。
第三、“发酒疯而殴打人者”的罚则与第二条伤人条款相差无几，唯一不同的是武士如果无法支付罚款，无须交出长短两把刀，而是将持有的其他财产交给受伤者。
这项法令虽然严格，但却治标不治本，没有禁止饮酒。日本有句俗话说“江户的特色是火灾和打架”，所以，基本上一有人喝醉，就会当街打架，治安问题很突出。
江户饮酒浮世绘——武士的没落
虽然当局三令五申，不准酗酒，不准酒后闹事，但当时的人不以为意，反以酗酒为荣，甚至还举办了比较酒量的“大喝会”。大喝会出现时间很早，根据《近世奇迹考》（1804年）记载：庆安年间（1648—1652）频繁举办酒战。喝酒的人分为两方，邀请酒量大的人担任双方大将，酒徒们充任酒兵，以大杯喝酒，比赛酒量，最终分出胜负。
大喝会这种奇葩的活动到了19世纪又再度流行。根据当时人的笔记，所谓的大喝会邀请酒豪与不善喝酒的人分坐左右两排，由主办人记录双方吃喝的数量，并张贴出来，供看热闹的群众观摩。
笔记还记载了一场大受欢迎的大喝会，中屋六右卫门为庆祝生日，举办了一场“酒战”，邀请了各路酒豪。当天参赛者约一百多人，准备了六种酒杯，最大的一杯容量将近三升。比赛结果是下野小山的佐兵卫喝了七升多，吉原的伊势屋原庆喝了三升多，大阪屋长兵卫喝了四升多……
虽然数字有些夸张，不过也证明了江户是一个酒徒聚集的地方。为什么日本人如此热衷于饮酒呢？这个问题得从武士阶层的没落说起。
日本武士的古典称为“叶隐”。《叶隐闻书》是江户时代流传的武士修养书，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武士言行举止的“论语”，所以又称《叶隐论语摘抄》。“叶隐”一词源于古诗，意指武士就应当像树叶的树荫，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奉献终生。这本书一开始就写“武士道者，死之谓也。”要求武士为了主人的事业慷慨现身。
武士是为主人征战的附庸，问题是江户时代日本闭关锁国，武士毫无用武之处，于是他们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混乱——如果不打仗，还要武士干什么？同时，由于地位和作用的下降，武士们的收入也一落千丈，吃喝都成问题。虽然自己身份很高，但生活还不如“低贱”的商人体面。
时代的抛弃和生活的艰辛，造成了日本武士大量酗酒的问题，由于武士酗酒，很多模仿武士言行的平民也开始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全社会的自发行为，最终造就了日本的酒文化和酒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