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低温，危害比想象的大
根据《英国医学杂志》2018年10月31日发表的环境温度与死亡风险关系研究，“冻死人了”可能并不是开玩笑，这项基于中国272个主要城市的研究发现，以22.8℃为最低点，环境温度与死亡率呈现出反“J”形关联，即大于或小于22.8℃的话，死亡风险都会增加。相比较而言，低温的死亡风险大于高温。随着气温降低，死亡风险明显地升高了。这个最低点也被称为最适宜温度、最低死亡温度。
审稿人、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田林伟认为，这项跨越中国不同气候带和人口、社会经济因素的疾病风险研究能够为中国公共卫生政策和相关弱势群体保护提供借鉴。
温度与疾病相关吗？
温度具体有怎样的风险呢？研究发现，14.33%的非意外死亡率可以归因于非最适宜温度（该研究中最适宜温度显示为22.8℃），沿袭早先研究中用前2.5%和后97.5%来区分出极端温度和适度温度的分类方法，分到不同温度段的话，适度寒冷（-1.4℃到22.8℃）占比最高，达10.49%，说明因温度带来的疾病风险中，-1.4℃到22.8℃适度寒冷的天气造成的风险最大，其次是适度炎热（22.8℃到29.0℃），占到2.08%，极冷（-6.4℃到-1.4℃）和极热（ 29.0℃到31.6℃）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1.14%和0.63%。
这项研究利用的是中国疾控中心疾病监测点系统在全国272个主要城市的特定原因死亡率数据，时间跨度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结合国家气象信息中心记录的各城市的日平均温度和相对湿度，对温度导致的特定原因死亡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共有近182万例非事故死亡被纳入分析。
区分具体疾病的话，主要分析的是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其中，冠心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中各有18.76%、16.11%和12.57%可以归结为温度原因。总体上，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各有17.48%和10.57%可以归因于温度。
关于低温所带来的风险，研究还发现，相比极热（温度达到29.0℃）天气出现之后风险会持续两三天，极冷（温度低于-1.4℃）天气的死亡风险可以持续超过14天。
该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仁杰说，这意味着对于个体防护而言，在高温或低温结束后一定时间内仍要注意维持消暑和保暖措施。
而对于疾控中心、医院这样的公共卫生机构，他建议在天气预报有高温或低温时，适当增加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并酌情发布预警信息。
适度低温更容易死人？
其实相比极端高温、低温所受到的关注，适度低温的风险容易被忽视。
早在2015年7月，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一项跨国研究就指出了适度低温的风险。当时共有7422万死亡案例被纳入分析，泰国可以归因于非最适宜温度的死亡率最低，为3.37%，中国15个城市的数据显示可归因于温度的死亡率达11%，是最高的。
总体看，低温引起的死亡率为7.29%，显著高于高温引起的死亡率0.42%，至于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所引起的死亡率，一共也只有0.86%。研究认为大多数与温度相关的死亡率负担其实归结于适度寒冷的天气，而非极端天气。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极端天气本身影响小，《英国医学杂志》最新的研究分析，只是因为适度冷或适度热的天数要比极端天气多而已。较冷的温度导致了更多的死亡则不仅与最适宜温度（22.8℃）偏高，导致了更多的适度冷天有关，也与低温更具持续性的影响有关，而早期的研究表明，这种持续性可能是因为流感感染。
至于22.8℃，这个基于全国272个城市计算出来的最适宜温度，鉴于中国跨越的纬度较广，各地气候差异较大，对各地的参考意义其实不一样。
2018年3月，中国疾控中心的周脉耕等人利用2008至2013年的类似数据，曾对中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省会城市最低死亡率温度进行过分析，最低的是石家庄17.4℃，最高的是海口28.4℃。这一结果发表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上。
而从其他一些地域来看，北京为24.9℃，上海24.4℃，广州24.3℃，成都26.4℃，拉萨21.5℃，兰州17.5℃，重庆、福州相对较高分别为27.3℃、27.8℃，纬度较高的哈尔滨为20.5℃，位于中部的长沙最接近此次发现的全国22.8℃的温度，为22.6℃。这也意味着从死亡率角度出发，各地在界定温度高低时基准是不太一样的。
结合272个城市的气候类型，温带季风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死亡率负担更突出。陈仁杰解释，“季風气候区因为四季变换明显，温差较大，所以导致的健康影响要强于其他气候带。”但同时也指出，这两个气候带刚好对应中国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死亡统计资料更完整、更可靠和稳定，所以也可能会因此在统计学上出现偏差。
较长供暖降低死亡风险
类似的社会经济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并不少，在按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温度与死亡率关系继续探究时，研究者发现，女性的风险高于男性，在年龄上，大于75岁的人群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而在教育因素上，教育年限小于9年的人受温度影响的死亡风险显著高于教育年限大于9年的人，近乎是后者的三倍。
“低教育程度的人，由于家庭收入、营养水平、医疗保健、住房特征、保暖消暑措施等方面可能不及较高教育程度的人，显得对有害环境因素更易感。”陈仁杰说，教育因素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主要衡量手段，反映的是人对有害因素的反应能力。
除此之外，人均GDP和城市化率也可能会影响温度和死亡率关系，城市化率每增加10%会轻微地增加与极热天气相关的死亡率。
暨南大学环境与气候研究院副教授杨军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拿到博士学位，曾发表多篇温度与健康关系的论文，他解释说，城市化对温度与人群死亡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热岛效应，由于城市中人類活动向外界释放大量的热量，以及建筑物、道路等高蓄热体的增加与绿地减少等因素，导致城市气温明显高于郊区，极端情况城郊温度差可达到5℃以上，因而会增加高温对城市人群健康的影响。除此之外，城市空气污染对人健康风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供暖带来的大量空气污染物。
而对于人们冬天普遍关心的集中供暖问题，在考虑了各地供暖情况后，272个城市的研究发现，在寒冷温度下，增加集中供暖天数，能提高人们抗冷适应能力，死亡风险会有一个适量的降低，供暖时间加长还会降低最低死亡率温度。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健康与社会行为学系教授马骁等人仔细看了272个城市的温度与死亡率关系研究后，称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还发现22.8℃恰好处在人体正常体温的黄金分割点上（22.8÷0.618=36.89℃）。
不过杨军指出，22.8℃指的是室外的最适宜温度，数据来自于气象监测站，不能完全代表个体实际暴露的温度水平，因而不能简单地将这个温度引申到室内，作为室内的最适宜温度。
那对于个体而言，如何评估周围温度的风险呢？每个人的身体和外部条件都不太一样，个人实际的感官可能更关键，这些不是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所能解答的。而且，由于这个研究的数据仅有3年，一些混杂因素可能也并未得到控制等，相关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结合以往的多项类似研究，对于低温，而不仅仅是极端天气给人们健康造成的影响还是应该受到足够的关注。
对于此前经常成为冬季热门话题的供暖问题，相关的研究通过建立起温度与特定死亡率的关系，其实提供了一个认识的角度。
以最低死亡率温度为界，过低过高的温度都应该受到人们关注，尤其是随着温度变低而显著提升的死亡率风险负担，更应受到人们的重视。温度是没有严格的南北地域限制的，只是由此造成的相关风险会受到各地具体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条件等因素影响而不同，简言之，供暖需求其实不分南北。
（韩慧荐自《南方周末》）
作者：王江涛
来源：《东西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