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胖的中国人
据2016年《柳叶刀医学周刊》的数据，中国的肥胖人口已近9000万，其中男性4320万，女性4640万。2016年，中国的肥胖人数超越美国，正式成为世界上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世界肥胖人口中，有16.3%的男性和14.2%的女性为中国人。北京大学公共健康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至2030年，每4个孩子中，将有一个是超重的。届时，中国将有5000万儿童的体重被列为超重或肥胖。
似乎不知不觉，世界第一次进入了胖子比瘦子多的年代，也就是说，如今营养不足的人数还不及超重的人多。
要知道，50年前的我们还深陷饥荒围困之中。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的时代正在疯狂制造肥胖———这一切，不仅仅是个人健康意识的问题，背后还涉及着社会阶级、“富态”文化传统，以及以食物弥补精神虚无的现实。
肥胖成了一种社会疾病
“要么瘦，要么死！”“连体重都控制不了，还怎么控制人生？”“人在吃，秤在看！”这种充满鸡血、励志的标语频繁出现在健身房、减肥产品的广告语中。除了刺激痛点的能力，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把肥胖归结于个体的“努力”与否———如果你体重超重，一定是因为你又懒又馋。
可是，人们的肥胖真的仅是因为好吃懒做吗？
并非如此。如果你看过一些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孩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肥胖率几乎为零。而在80年代后半期，开始以迅猛的速度直线增长。可以看出，肥胖早已不是个体现象，而成为了一种“时代病”。美国人类学家Laren Berlant曾发表过一篇叫作《慢死亡》的论文，谈论到肥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美国，底层劳动阶级的肥胖率普遍比中产阶级高。主流话语常对那些肥胖的人颇为不屑，指责他们不爱运动、爱吃垃圾食品、没有“身材管理”的意识等等。Berlant对这个观点提出了质疑，提出在如今这个时代，肥胖已不再是个体的错误，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疾病。
因为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着生存的人们，往往有着更长的工时，更艰苦的工作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拥有中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去锻炼。而若想吃得健康一些，就得花比炸鸡、汉堡等速食产品高出几倍的价钱来。
体重和富裕程度不再成正比，也就是说，那些没钱的人往往更容易发胖———这与财富状况决定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密切相关。
在美国社会，阶级壁垒出现在方方面面的生活之中。健身房里挥洒汗水的人群，不会是辛苦奔波的劳动工人，而是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在餐厅里转一圈，沙拉轻食、有机食品总比廉价的炸鸡汉堡昂贵许多。
中国亦出现了如此端倪，食物的选择不仅出于个人喜好，更是阶级划分的符号。出入的餐厅、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就连外卖套餐的名字，都可能带着“白领”这样充满阶级意味的字眼。
于是，在这个充斥着垃圾食品、健康成本越来越高的时代，拥有健康、匀称的身体不再是常态，而成了特权。当人们在责怪胖子不努力时，需要意识到：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需要付出比曾经大得多的努力。
我们对“垃圾食品”的理解还常停留在KFC、麦当劳这样的“洋快餐”上。事实上，自外卖行业急速发展起，中国已在近几年，沉默而迅速地制造着“中国式垃圾食品”———速食包。速食包的危害，比洋快餐大得多。
并非是说炸鸡汉堡比速食包健康，而是在认知层面，速食包有着更大的迷惑性。想想看，鱼香茄子、土豆牛肉一直是我们餐桌上最常出现的家常菜，人们很少会把它和速食联系在一起。而商家隐去速食包的制作流程，把精美的成品图往网站上一放，谁能分辨出它是厨师精心准备的，还是速食包做的呢？
这些速食包做出来的食物，成本只需几块钱，定价十几元，而在物价颇高的北上广，在超市里买一份新鲜的排骨，很可能就不止二十元。动动手指就能买到一份看起来有荤有素的饭，很少有人能够不心动吧？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一书的作者庄祖宜在采访中曾批判过中国的“食品加工”热潮：因为今天中国的专业厨房的制度化，就是纯粹要能够大量和快速地生产，所以就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现在有很多大型的食品公司是做酱料的，这些公司赞助了很多厨艺学校，还有餐厅、企业。他们提供你设备，然后他们花钱，他们出场地，让你去上食品安全、食品卫生的研习课，所以很多年轻的厨师就感觉这个公司是先进的，是正当的，是好的。很多小厨师从他们在厨艺学校里面就接受到这一套。
这些公司甚至开了网站或者公众号，有几百万的厨师是他们的粉丝，上面就帮你提供一些菜谱，开发新菜。你去看那些菜谱，都不是在教你用简单的葱姜蒜、豆瓣酱、甜面酱，都是加这个麻辣汁、酸辣汁、鸡粉、鸡汁，全都是用汁，你不用那个的话根本做不出来了。
这是最让人遗憾的地方。食品工业的巨大浪潮中，“便捷”帮我们节省了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而无法取代的，却是最重要的一环：健康。
无法克制的肥胖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崇尚一种“富态文化”。“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富态”、“发福”，这些老话无不强调着食物和富裕间的紧密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人对胖是有着神往、羡慕的心态。
如今在饭桌上饕餮的我们大概很难想象，我们距离曾经的饥荒也不过五十多年。上一代人对食物有着近似伤痛的记忆，到了今日物质富足的时代，当年的伤痛却未曾消失。
也许是曾经疾苦的记忆太过鲜明，人们依旧留存着对食物“体面”的向往———在许多地方的传统习俗中，请客吃饭的规则之一：便是点比正常食量更多的菜，以至于在饭局结束时，桌上还有足量的食物剩下，从而体现自己的好客之道。
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对克制食量的推崇。而中国的富态文化却恰恰相反，我们对食物有着很高的容忍度。梁文道在《味道》一书中曾说，中国人也倡导克制欲望，但却很少有人觉得“暴食”是一种罪。
除了富态文化的历史渊源，当今社会人们暴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待食物的方式。在食物稀缺的年代，吃饭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因为来之不易，所以吃饭时，总是会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地享用。而在今天你会发现，我们很难再专注于吃饭本身：吃早餐的时候看手机，边吃下午茶边工作，吃晚餐的时候看“下饭剧”，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的常态。
来自伯明翰大学的研究表明，饥饿感不仅取决于我们吃了多少食物，更和人的记忆、注意力有关。
一般情况下，人在吃完饭后的20分钟，大脑才会接收到“我饱了”的信息。而如果你在吃饭时做着其它让你分心的事，大脑就更不容易接收到饱腹的信息，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吃多了”。
“肥宅快樂”文化
虽说肥胖现象和如今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但把吃归咎于“我减不了肥是因为万恶的资本！”也实在说不过去。毕竟，肥胖问题的根源相当复杂，除了社会结构、基因的问题，现代人的个体情绪、心理，都悄悄决定着每天我们吃什么、怎么吃。
范晓萱那首《失控的胖子》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地大吃。”
疯狂大吃，是的。如今现代人追求的早已不是吃饱，而是吃得“过瘾”。在压力越来越大，人人为“社畜”的时代，过量饮食已成为一种缓解焦虑的方法。
若你想了解城市人生活的现状，可以看看《2017中国外卖发展研究报告》。它从人类最不可或缺的食物出发，反射出人们方方面面的生存现状———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团闪购以年轻用户为主，30岁以下用户占比达67%。晚7点后叫外卖到公司的加班族有2322万人；晚9点后的有1433万人。有1.3亿单身人群曾在美团叫过外卖；393万人年度订单数量高于100次，平均每周叫两次外卖。
宅、急、忙———这三个字精准地概括出现代人的生活现状。在这个晚上7点后还有2000多万人都在加班的时代。想象一下，回到家精疲力尽的人们，会有心情和精力准备一顿晚餐吗？还是躺着吃点让人兴奋的食物吧，至少可以抚慰一下自己疲惫的身体和心灵。
为了这些食物，我们心甘情愿为它变成“肥宅”。而这些肥宅快乐食品，又以含糖量高、油炸、速食产品为主。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人的总体肥胖率小于5%，却在一些城市超过了20%。很明显，肥胖是一个“城市病”，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千禧一代开始逃离宏大，追求这种简单的、确确实实的幸福。可乐、甜甜圈、奶茶中让人兴奋的糖分，和披萨、炸鸡、水煮鱼中让人欲罢不能的脂肪，都是疲惫生活中最好的抚慰。
比起社交、培养爱好所需的精力，肥宅快乐水的快乐成本太小，效率太高，太触手可及。
问题是：在追求肥宅快乐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味觉不断退化和麻木———忙多了、宅多了、急多了，我们渐渐习惯了只被这些充满刺激的食物打动，而简单的食材变得寡然无味。宁愿吃牛油火锅拉肚子，也不愿再吃清淡的豆腐。越疲倦，就越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如今的商家为了增强“刺激”，在本已多油盐的中国菜上继续加重口味、加重兴奋源。
庄祖宜曾说：现在的师傅，（做完菜）还要再加一勺红油，让它更油更香更辣更亮，视觉味觉各方面的刺激要做到最高点。这种方法在餐厅里面已经成为常态。
“好奇实验室”曾调查指出：奶茶店里的“无糖”选项依旧有糖，而“少糖”、“三分糖”更是市场营销的策略：事实上，“少糖”和“多糖”间的区别非常之小，并且，“少糖”的含量就已达到约50克方糖。
这是什么标准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人体每天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50克。喝一杯“少糖”奶茶，你一天中摄入的糖分就已接近超标。
也就是说，当你为了“不必太罪恶”而点了低糖的奶茶时，依旧落入了商家的陷阱。
资本可不管你的腰围和健康。一方面，它找到现代人的需求然后迅速下手，加重口味、加糖，让消费者对产品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它也明白人们对健康问题的担忧，把速食包食品装成精心烹调出的作品，用“少糖”、“健康”、“有机”等字眼安抚人心。
最终，用一句话来概括：“人们比以前吃得更多了，却没有比以前吃得更好。”
身处于制造胖子的时代，我们也许都该更关心自己的腰围、每日入口的食物，和其背后匆忙、焦虑、欲望交杂的世界。
（李响荐自瞭望智库）
作者：看理想
来源：《东西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