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爱拍照？
晚清时期的中国人，恐怕难以预见拍照在今日世界的流行程度。如果我們以路易·达盖尔发明银版法作为当今摄影术的起点，中国落后世界的时间，其实不过5年。这项当时人们看来神圣又神秘的新技术，重新定义了百余年间中国人的行为模式。
有闲阶层的专属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照片来自法国人于勒·埃及尔。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埃及尔经澳门抵达广州，参与起草和签订中法《黄埔条约》。中方代表、两广总督耆英应邀拍摄肖像照，成为史上第一个被拍的中国人。
英国学者泰瑞·贝内特在《中国摄影史》中写道：“业余摄影师拍摄了很多记录性的照片，这让拍照在中国迅速成长为有闲阶层和上流人士的业余爱好，摄影在清末与娱乐、游戏活动常常联系在一起。”
恭亲王奕 是最早主动拍照的王公贵族。他是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负责洋务活动，因此结识了意裔英国人费利斯·比托。比托则是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的战地摄影记者，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但记录了北京皇家园林被破坏和英法联军占领天津等事件，还是第一位拍摄中国皇室成员的外国摄影师。
慈禧太后和溥仪皇帝也是摄影爱好者。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份原始档案，上面便翔实登记了慈禧太后拍摄的时间、地点、掌镜人、冲印张数等情况。在一张照片中，她还与李莲英等人cosplay成观音菩萨和韦陀，借此向世人展示其开明善良的人设。溥仪的照片则高度生活化，在16岁大婚当天他还四处拍照，留下了大婚时的乾清宫、洞房的宫殿等地方的影像，反而漏了他和皇后婉容的结婚照。
但下层民众对待摄影术的态度截然不同。晚清时期，摄影术被污名化为“摄人魂魄的妖术”，在他们面对新技术的想象之中，照片之所以能成像，全是因为传教士挖人眼珠制成照相药水显影。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就提到，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洋鬼子腌眼睛的谣言和恐慌：“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摄影如奇遇
“摄影如奇遇。”作家罗兰·巴特如是定义拍照的价值。
假如你在搜索引擎敲下这行字，你很可能找到一个名为“1416教室”的个人博客。“摄影如奇遇”像slogan一般，标记在博客名称的正下方，向所有来访的网友宣告自己的热爱与信仰。
从2012年开始，“1416教室”发起了“还乡计划”摄影项目。项目效仿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热的纪实拍摄思维，旨在“以档案的方式留存一个城市的面貌”。不过说是“城市”其实不够准确，项目对焦的是城市化过程中变动的、失去的、被排斥的土地的面目和记忆。
当所有故乡都向着一个规整的样子进发时，拍照则是个人层面上最大限度的挽留。
这是拍照的其中一层哲学：关于单张照片和拍摄的对象/客体之间的时空关系思考。艺术评论家伊斯雷克夫人说：“摄影是时间轨迹的目击者，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不能对事物的重要性加以选择或排序。”更进一步地，我们视照片是死亡的象征，作家苏珊·桑塔格认为：“所有的照片都在凝结某个刹那的时间，见证了时间的无情流逝。”
对记忆的眷恋贯通在我们的照片之中。疾行的社会里，我们从照片中寻觅过去的影子，在各种零碎的场景中重新建构自我的存在感，确认生活的意义和愿景。
在一切都无力时，照片，是我们最安全的遇见和归宿。
我来了，我看见，我拍照
但是，今日的世界不只在意记录，也在意创造和影响。
拍照成为我们自设的生活仪式，通过它，我们得以体现仪式感。“我来了，我看见，我拍照”，我们试图新设计一套标准化的图像创造流程，来对抗同样标准化的流水线社会。
用法国哲学家朗西埃的话来说，照片已经失去其作为一种再现式图像的功能和使命。我们将照片限定在图像的既定讨论框架内，将其视为某种现实或事实的再现，已经完全不能解释照片在今天的命运了。
后工业社会中的休闲时间和工作时间被紧密整合在一起，微信信息随时回复，朋友圈点赞维护客户关系。休闲时间被置入更大的工作时间范畴之中。我们无法庆祝休闲，我们只是消磨时间。
工业风装饰、极简主义家具、大理石茶几、粉红火烈鸟、莫兰迪家居配色、彩虹小马、马卡龙下午茶……社交网络用一套象征着高级、精致、品质的美学话语让全世界千篇一律。
幽灵的意识形态披着审美的外衣向我们传达塑造“完美”自我的要求，样貌颜值、身体管理、性别气质都需要严格限制。这是一种冠以“生活方式”之名的、全维度的打击。
玛格南摄影师马丁·帕尔抱怨自己在中国“拍到的大多数照片都不怎么好”，却碰见无时无刻不在拍照的中国人，“报纸上几乎所有的照片都是宣传，旅游景点总是它最美的样子，食物总是鲜艳可口，模特们光彩照人——这些跟真实情况实在是相去甚远”。
知乎上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旅游喜欢拍照？”其中一个回答恰恰可以回答马丁·帕尔：“在数字时代来临后，一切似乎显得有些本末倒置。摄影应该是我们感知的延续，而绝不能替代感知。旅游时我们时常可以见到某游客站在某景点前举着旅游手册中的宣传照在那比对，然后或满意或失望地点头摇头。究竟照片是真实，还是你眼前的景物是真实？”
真实感退居第二位，认同感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拍照的另一层哲学：照片给人的慰藉并不是因为其能再现某种现实或事实，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拍照和照片将重新构建我们的身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喜欢在健身房中对着镜子自拍。
微博上的段子：据一个老外观察，中国的婚礼照片大都不是在婚礼上照的。中国人拍照只是为了创造照片，并不是为了当下的体验。中国人并不体验生活，大概是因为生活太糟糕了，创造“历史”“记忆”更重要。
媒介哲学家维兰·傅拉瑟强调，图像之间是互相引用的。照相即世界和人类之间的中介，现实不再被观看，我们需要理解技术图像背后交织的文本。
当我们说“我来了，我看见，我拍照”时，我们创造的是一种与现实、真实和记忆平行的“别的价值”，这也是我们难得喘息的自由。
（秦浩荐自《新周刊》）
作者：钟慧芊
来源：《东西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