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今有两个政权都选择了“夏”作为国号崛起于河套地区，但一个长达189年一个却仅存在24年，有关于此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尝试着提供一种新的思路，通过换一种角度重新梳理历史来探究其背后的发展规律和内在原因，以供参考。
一、大夏：匈奴重现河套地
公元391年，北魏发兵进攻袭扰其的南匈奴铁弗部，铁弗部首领刘卫辰在混战中被杀，其子赫连勃勃逃往后秦。
公元407年赫连勃勃袭杀岳父后秦高平公没奕干，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建国号夏，史称大夏。建国后不断侵扰后秦，先后击败后秦将领张佛生、齐难、王奚、杨佛嵩、党智隆、姚逵、姚谌等。
公元417年后秦王姚泓投降东晋太尉刘裕后不久，赫连勃勃便趁东晋留守长安文武诸臣爆发内乱一举拿下长安。
公元418年迁都花费五年时间修建的统万城。
公元425年赫连勃勃去世，第三子赫连昌继位。
公元426年长安被北魏夺取，公元427年北魏乘势拿下统万城。
公元428年赫连昌在安定城被北魏俘虏，赫连昌弟赫连定（赫连勃勃第五子）在平凉继位。
公元431年赫连定消灭西秦，随后准备渡过黄河攻打北凉时被吐谷浑出兵截击擒获，大夏亡，享国24年。
二、西夏：党项再起吕梁西
公元883年黄巢起义被镇压后，唐僖宗封党项族平夏部首领李思恭为夏州节度使（也称定难军节度使）。五代时虽称臣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中原王朝，但后唐时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曾三番五次击败后唐军，实现事实上的割据。
北宋建立后，公元982年，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归顺北宋，但族弟李继迁逃离叛宋。
公元1038年，李继迁孙李元昊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击败宋军，迫使宋仁宗签订“庆历和议”。
随后又两次击退辽朝入侵，巩固了宋、夏、辽三足鼎立的局面。北宋末年宋军曾攻克横山迫使西夏上表臣服，随着“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西夏实现扩张，领土达到巅峰，但夏仁宗执政末年西夏走向衰落。
夏仁宗逝世后蒙古崛起，西夏向金朝求援遭拒还遭到金朝进攻，多年的金夏战争进一步消耗了西夏国力。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发兵进攻西夏，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后夏末帝李睍投降蒙古，西夏亡，享国189年。
三、两者不同
既然大夏与西夏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两者建国后也都南征北战大力开拓，为何大夏的国祚会与西夏相差如此之大？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1、政治原因
政治上，大夏和西夏同样占据河套地区，两者国祚却大相径庭，既有两者自身政治制度的差异，也有外部环境的不同。
从两者内部来说，大夏所处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萌芽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才刚出现，大夏甚至还沿用了三公九卿制。西夏则学习宋朝，设立了中书司、枢密司与三司，政治体制的成熟程度比刚采用“三省六部制”萌芽的大夏要成熟不少。
从外部环境来看，大夏所处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后秦、西秦、东晋、北魏、吐谷浑等周围政权与大夏的互相攻伐使得外部环境相当不稳定。
而到了西夏时，宋辽两国已于西夏建国前33年通过“澶渊之盟”稳定了南北局势。再加上宋朝通过“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造成的“守内虚外”局面，使得西夏更不会像大夏那样因周围强权林立军事压力过大而面临不稳定态势。
2、经济原因
经济上，大夏和西夏的国祚差距同样有内外两方面原因。
从两者内部来说，大夏时，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较为低下，连提升炼钢技术的灌钢法和提升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齐民要术》都是在其后的北齐时才出现。
而到了西夏所处的两宋时期，火药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和城市由里坊制向街巷制转变、草市夜市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都增强了西夏的综合国力。
从外部环境来看，从唐朝后期因“安史之乱”导致的第二次经济重心南移使南方人口开始超过北方，到北宋的“苏湖熟，天下足”，再到南宋时通过第三次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宋代相比于五胡十六国时因为经济的缘故对南方的关注度也不断加大。
因而相对于大夏时期因为靠近经济重心而引起广泛争夺，西夏因此受到的压力相比而言要轻，也就更容易延长国祚。
3、文化原因
文化上，造成大夏和西夏国祚差距如此之大同样有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就内部而言，大夏所处的魏晋时期儒家遭受严重挫折，很多文人选择消极避世。玄学兴起，人们为了寻求精神寄托转而求佛问道。而到了西夏时期，科举制的出现扩大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
同时科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平竞争性，在西夏所处的两宋时代还能为封建政权输送许多实用型人才，有利于形成高素质文官队伍，从而加强和巩固了中央集权。
从外部情况来看，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正处在此起彼伏的群雄逐鹿时期，尚武气氛浓厚。而到了宋代由于奉行“重文轻武”国策而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从而给西夏造成的压力也就少了许多，客观上为西夏国祚的延长提供了可能性。
四、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而造成了大夏和西夏的国祚相差如此之大。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前进，同一地区出现的割据政权相隔六个世纪便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下将国祚延长七倍，从而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Mengqi Ren
参考文献：《晋书》《魏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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