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国家会客厅的60年变迁
许多人对北京近40年的印象是，唯有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一点儿没变。但事实是，在公众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人民大会堂完成了大小礼堂、宴会厅、所有厅室的维修改造，全面更新了消防、电气、照明、音响等内部设备。就连外墙，都换过了。
建一座属于人民的“豪华客厅”，这个念头在毛泽东心里扎根了很多年。
195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为迎接新中国10周年诞辰，在北京建设一批重点工程。其中，能容纳1万人开会、5000人吃饭的大会堂成为重中之重。
这是个相当宏伟的目标。前后修建20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最大厅堂才能容纳6000人，英国议会大厦历时20年建成，最大厅堂不过2000平方米，而美国国会大厦历经55年建造而成，最大厅室只能容纳3000人。
包括梁思成、张开济、吴良镛在内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应加急文件召集，星夜汇集北京，当晚便接到了5天内提出第一稿方案的任务。
一版又一版的设计方案被推翻。但整体面积小，无论怎么精打细算，设计出的方案都难免显得拥挤局促，有些“小家子气”。
于是，北京市规划局年轻的设计师赵冬日及其同事壮着胆子提交了一个建筑面积超过一倍多的方案。没想到周恩来总理一看就拍了板，“就用这个！”
“一辈子光荣”
按照最终敲定的设计方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还要大2万平方米。人民大会堂建设亲历者李成仁记得，大会堂最高点约46.5米，比天安门城楼的33米最高点还要高。最大胆的设计是万人大礼堂，为保证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能不被遮挡地看清主席台，这个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有10层楼高的巨大空间里，没有一根柱子。
与“大礼堂”相配，这里还有很多大。
比如，壮阔的弧形穹顶上最大的那盏吸顶灯，重达2.5吨;铺在迎宾厅前8米宽、62级高的汉白玉楼梯上的，是一块面积达400平方米的巨型艺术地毯，天津地毯二厂在3个月里加班加点赶制完成，比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英国地毯还要大近10倍;小礼堂内摆放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三角钢琴，长达15英尺;门窗都很大，玻璃全部是长2米、宽1.8米的特殊型号，沈阳玻璃厂精选了70名工人，组建成突击队，由党委书记和厂长亲自担任操作手，连续战斗30多个小时，总算选出了42块巨大优质玻璃，用火车连夜运到北京。
当时，中国没有大型挖掘机、塔吊和大吨位载重车，全靠人海战术。
曾在大会堂建设时期担任钢筋工青年突击队队长的张百发后来回忆，当时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总经理站在高台上振臂高呼：我们要去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等于修皇宫”，参加这个工程的人，都将终身难忘，“一辈子光荣”。
铺花岗岩的是福建工人，做高级木工雕饰的是湖南工人……据统计，参与人民大会堂施工的人数平均每天1.4万人，最高时达到3.5万人，还有30万人次参加了工地的义务劳动。
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落成。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沈勃收到了一张精美的入场券。大会堂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一万名参加工程竣工表彰大会的建设者代表。这么“漂亮的大房子”，是他们一砖一瓦亲手搭建起来的。
沥粉贴金的墙面，点金石膏吊饰，金丝楠木做的楼梯扶手，花岗岩的台阶，还有闪闪发亮的水晶玻璃大花灯。地面像一汪碧绿的湖水，“让人不敢下脚”，就连陈毅来检查工作时，也是提着鞋、光着脚，在上面走。为了保护各厅室内铺的地毯，“不许穿带钉的鞋入内”的规定延续了许多年。
周恩来亲自站在万人大礼堂的门口，握手迎接每一位到场的工人代表：身体怎么样？辛苦了，请进吧！多年后，沈勃回忆起这一幕时仍在感叹：“那可是国家领导人啊，真像亲兄弟一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那天晚上，年事已高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应工人请求亲自登台，以一出《贵妃醉酒》开启文艺演出的序幕。那一刻，所有人都仿佛醉了。
但这场属于建設者的盛宴，并不意味着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画上句号。
“一年建，五年修”
设计方案敲定后，周恩来只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好看，二是“垮不了”，寿命起码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但工期也同样重要，可以“一年建，五年修”。
事实上，1959年9月30日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正式亮相的十周年国庆晚宴，众多幕后“操盘手”就是在担忧中度过的。
大会堂建筑时采用的是木龙骨吊顶，龙骨间安放着错综复杂的电线，消防验收时，这成为巨大的消防隐患，北京市委甚至一度考虑临时取消宴会。沈勃回忆，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无法接受：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建成的大会堂，连一场宴会也举办不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拍胸脯保证，绝对不会发生意外。
于是，由20多名工人和30名消防官兵组成的消防队提前爬进了宴会厅吊顶，人手一件棉袄，随时准备着，一旦出现火星，就用棉袄扑灭。
沈勃、张镈等人也参加了这次特别的国庆宴会，但他们其实都没有吃饭，心思全在吊顶里。自那以后，凡重大宴会，北京消防都会派30名官兵拿着简易的消防器材，在狭小的顶棚内完成这样的特殊执勤。
这个安全隐患成了心病。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就多次指示要“彻底解决”。但那时的中国一直动荡，不具备大规模改造的条件。
1980年8月，曾参加大会堂设计的工程师阮志大专门写信给曾经的十大工程总指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赵鹏飞：“礼堂顶棚内，方木林立，因此我很担心，万一有星星之火，即可引起一场灾害，如果在重要会议期间，更是不可想象。”
1984年，北京友谊宾馆礼堂因电路自燃，被大火焚毁。大会堂总设计师张镈又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联想人大礼堂、宴会厅的钢架、木吊顶的隐患未除，坐卧不宁。盼立即行动，以免后患。”
这两封来自建设大会堂的设计师、工程师的信，终于使中央和北京市正式将人民大会堂的全面修缮工程纳入考虑。
据原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1992年人民大会堂维修改造总指挥陈书栋回忆，人民大会堂的维修改造，从论证结束开始施工，接连进行了三期工程，直到2013年才算基本完成。按照批示，对大会堂的维修集中在几方面：抗震加固，解决消防问题，解决材料设备老化问题，并对各厅室重新装修改造。
白纸上作画容易，要在维持大会堂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作大规模的维修改造，远比10个月建成更加困难。
以大会堂的“水天一色”穹顶为例，当时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数不清的圆弧曲面是能工巧匠们在现场用手工造就的，却无法为更换吊顶提供图纸参考;同时，整体维修要在党代会和人代会召开间隙施工，可用时间极为有限。
专家小组最后运用激光技术，扫描了穹顶各个点的数据，又用数据相机拍下所有局部特征，通过计算机绘制出造型图，最终将穹顶切割成2730多个不同区域，再分别制成金属模具，制出吊顶面板。
最让室内设计高级工程师冯颖玫大开眼界的，是室内国画的翻新。她在接受《建筑创作》采访时回忆道，之前她以为扫一扫、重新装裱一下就行了，谁知竟然是把国画裁下来，拿面筋一点点揉、一点点蘸，“还真就见新了”，“第一次知道国画是这么洗的”。
消防改造，是重中之重，但对于大礼堂，又遇到了难题。大礼堂这么大的空间，如严格按照消防规范，必须做空间隔断，但这显然无法完成。考虑到大礼堂最大的火灾隐患是电线跑火，建筑师与消防部门讨论出了解决办法：用最好的电线，所有电线穿铁管，电线的线路接头处采用特殊的不燃材料架空，再安装一套监控设备，确保不产生明火，有了火也着不起来，有个别地方冒烟，也能及时发现。
许多人对北京近40年的印象是：北京的变化极大，唯有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一点儿没变。但事实是，人民大会堂在公众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在20年里完成了大小礼堂、宴会厅、所有厅室的维修改造，全面更新了消防、电气、空调、电梯、照明、音响等内部设备，力求先进、现代、安全。比如，早在2008年前，大会堂里就增加了恒温恒湿、空气质量保障、防毒等保障措施，后来普遍被关注的PM2.5，也在改造过程中考虑到了，增加了新风、能源管理等先进的保障设备。
就连外墙，都换过了。颜色、风格都保持了原样，不仅外行不知道，连内行都看不出来。
在维修过程中，人民大会堂形成了一个规矩，从设计、材料到施工，每一块砖，都要留有记录，一旦发生问题，都能够追溯到全部过程，每位参与者，都是终身责任制。
人民的，时代的
大会堂内每一处细节的变化，都印证着时代的变迁。
1975年，中断10年后，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主席台上念出“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时，背后的幕布上悬挂的，是毛泽东像。1979年7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当时出现在主席台后方的，是毛泽东像与华国锋像。
这次会后，刚刚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冲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彭冲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彭冲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
1982年，大会堂基建处接到任务，要制作一批轮椅。原来，为解决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新老交替，既保证党和政府的年轻化，又让一些老同志退下来后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邓小平为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同时还产生了172名委员。这批轮椅，就是为了方便中顾委老同志们出入大会堂使用的。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开创了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进程。这批中央老同志的垂范，也带动了全国几百万超龄的在职干部陆续退下来。10年后的1992年，在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后，时任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向中共十四大汇报工作时建议撤销中顾委，并获得一致通过。
电子计票箱，也是1982年进入人民大会堂的。据中国人大网报道，曾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刘水生亲历了从木头票箱到电子计票箱的变化。
他回忆说，木头票箱时代，每次投票后，一群算盘高手就在江苏厅噼里啪啦地忙开了。即使是这些特意组织来的算盘界顶级人物，计票通常也要耗费两个多小时，如有意外，还要从头再来。每次换届大会，他都要准备很多点心，为等候在会场内外的代表和委员们加餐。
这套由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信息公司”）研发制作的中国第一代电子计票箱系统，第一次正式应用，是在人民大會堂宴会厅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上。谁知一亮相却出了“故障”，邓小平刚把票放进去，票箱就把票退了出来。原来，那时的电子计票箱还不完善，一次最多只能投两张选票，并且必须正面投入，否则系统无法识别。
后来，这套系统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投入使用。
但到了党的十三大，票箱投票已没有这些局限了，主机开始使用微机，投票结果开始用大屏幕公布。这套系统仍在更新。到了党的十六大时，系统从硬件、软件和结构全部更新，采用高速图像扫描技术，选票一旦投入票箱，选票结果数据就自动传至后台，当即汇入计票结果，计票程序实现了与投票结果基本同步。
1989年3月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发生的一幕又催生了新的变化。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孔祥义回忆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内对一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反对和赞成的代表人数不相上下，当时采用代表举手、工作人员查数的方式统计，导致代表举了半天手，数量也没有点出来。会议结束后，代表们纷纷提意见。委员长会议于是决定，立即建造一套电子表决器，第二年开会即投入使用。
中科信息公司接下了这个任务。这套表决系统看似简单，只是在每位代表的座位上加装了红绿黄三色按钮，却因为要同时记录3000多位代表的表决，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表决系统。
中科信息公司研究员崔喆在接受采访时曾解释说，看似简单的投票、表决过程，其实面临着复杂的情况。比如，选举中的“另选人”一项，每名代表都可以提出另选人，系统必须能识别出代表手写的另选人姓名，并迅速发送给监票人复核确认。
十余年后，这套“姐妹”系统运转速度和识别精度都有了极大提高。崔喆说，如今的技术已经实现了“几乎同步出结果”的要求，即最后一位代表的选票投进票箱后，但在科研人员看来，快速、准确只是对这套系统的基本要求。中科信息公司办公自动化事业部副经理彭程表示：“我们追求的不是最尖端的技术，而是最可靠的技术。”
由于选举、表决工作的重要性，这套系统全部采用有线传输，人民大会堂中表决系统使用的传输线路最长达数百米。为保证在这么长的传输过程中，克服环境电磁干扰，克服传输中的信号衰减，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30多年来，每有投票、表决环节，中科信息公司都要派50余名技术人员驻守在大会堂，确保系统运转“万无一失”。
近年来，两会召开期间的人民大会堂，更成了“黑科技”的集中秀场，芯片识别、智能快速安检系统、人脸识别等先进的智能科技，都逐一被引进。
“两会”的筹备与服务也在发生着变化。
最紧跟潮流变化的，是北大厅进门后的那段长约百米的“部长通道”。起初，部长们被成群结队的记者团团围住，寸步难行，有的甚至被围堵在厕所门口接受采访。从2013年开始，“部长通道”升级换代，在北大厅设立了临时的“部长发布台”，安放了音响，设置了方便摄影记者拍照的阶梯台。
2017年，“部长通道”旁又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二维码，记者们可以在公众号中留言向部长们提问。有人评论称，过去是记者们排着队采访部长，如今是部长们排着队等接受采访。2018年两会，则在“部长通道”之余，又增开了“代表通道”和“委员通道”，邀请代表委员主动面向媒体，面向公众。
但另一方面，人民大会堂又在做着“减”法。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严沛曾在2004年时介绍，为筹备两会，人民大会堂近千名工作人员，要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忙碌，清洁面积达7000平方米的地毯、擦4000块玻璃、给1000个门把手上桐油、更换500个沙发网扣。
在电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光是各式各样的灯全部拆下来擦洗一遍，就要花费一个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电工组组长的徐荣财回忆说，当时，除了每天晚上要值班的人，其余所有人都在擦灯。如今，在精密仪器的帮助下，这类工作有专业团队进行日常维护。
人民大会堂服务员为主席台就座人士倒水的画面，曾经常出现在报端。那时，为了保证不影响大会，人民大会堂服务员们练就了“整个倒水的过程不发出一丝声音”的本领。但2012年“八项规定”出台后，茶水都变成了矿泉水;2018年两会上，矿泉水瓶上又增加了一款绿色标签，上面印有中英文提示：“给水瓶做记号，并请喝完”。如果没有笔，用指甲也可以在标签上做出记号。这个简单的创意，被许多网友要求“全国推广”。
过去，每年两会，大会堂要准备多达数万盆鲜花绿植来装饰。如今已“縮水”大半，只在遮挡电线、话筒、闭路电视等必要的位置有所保留。
但无论如何改变，这座建筑在中国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是汇聚了数十万普通人的智慧与力量创造出的建筑“奇迹”，另一方面，它又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机关所在地;在人民心中，它是永恒的尊严与辉煌的象征，但如果深入大会堂内部，就会发现变化如此之多，就连它自己，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
（曲卓阳荐自《博客天下》）
作者：吴岩
来源：《东西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