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英国正处在帝国的“青春期”，傲慢自负，睥睨天下，与其他关山失路，日暮穷途的老帝国相比，英国显然足够健康，能够控制任何不利局面，但就是在这种文修武备的情况下，伦敦却匪夷所思地丢掉了北美十三州。英国人始终没弄明白，帝国为何会输给一群扬基乡巴佬。
在《英国为何丢掉北美：豪氏兄弟的立场、军官团的质疑、帝国的犹豫》一文中，我们讨论了豪氏兄弟、乔治·杰曼、查尔斯·福克斯、艾德蒙·伯克之间的冲突，以及英国议会最终强制关闭“北美战争行动”议题的态度。
虽然文臣武将想刨根问底，但伦敦不想继续将帝国的“伤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想用沉默来回避颜面扫地的失败。不过，一旦讨论开始，想要堵住人们的嘴可不容易，尤其是那些在“大失败”中身居要职的关键先生，他们急切地想证明自己没有犯错，理应受到更加公平的评价，亨利·柯林顿就是关键先生之一。
柯林顿的回忆
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议会的所作所为代表了最终决策，如果议会结束了一个议题，那么这就等于通过了一项强制遗忘政策，所有人最好闭上嘴。但这次关于“北美战争行动”的“闭嘴”活动却出现了一个例外，这就是亨利?柯林顿（Henry Clinton），他1782年从美国一回来，就伺机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
亨利-柯林顿
1778年，柯林顿从威廉·豪手中接掌英军，正是在他的指挥下，英军彻底失去了局面控制力，所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己在战争后期的决策辩护。
柯林顿声称，自从法国介入这场冲突后，他就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困境，康沃利斯的军队在约克镇的投降并非自己的过错。但是在他的回忆录的前面部分，柯林顿回顾了纽约的行动。在向作为总司令的威廉·豪致敬过后，他讲述了一个细节，这个小插曲暗示豪在战争一开始就错过了一次大获全胜的机会。
柯林顿详细讲述了豪三次拒绝了他的提议的经历。他宣称，自己始终被一种信念激励着，这种信念就是“尽最大之努力以迅速扑灭这场叛乱”。所以，每当机会出现，他就会向豪进言献策。
第一次，他提议对曼哈顿北端发起进攻，这样一来就可以将纽约岛上的大陆军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逃生的希望。
第二次，他曾争取过在布鲁克林乘胜追击大陆军的机会，那时大陆军在戈温那斯高地战败后正处于溃散状态。
第三次，他建议在国王桥而不是基普湾发起进攻，因为那样可以将大陆军困于曼哈顿。
很可惜，豪拒绝了他的每一次提议。尽管柯林顿还特意表明了对豪作为总司令的权威的信服，然而他的回忆录却营造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印象，那就是在纽约的行动中，存在数次机会可以全歼大陆军，但豪都莫名其妙地拒绝了，如果三次提议哪怕有一次被采纳，这场战争恐怕早就结束了。
柯林顿的回忆录并不是他个人的泄愤制作，而是反映了一大批英军军官对于豪的决策的消极评价，尽管军官团私下里怨声载道，但他们对那场关于“谁为英国战败负责”的大讨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可能跟柯林顿的去世有关。
在完成回忆录之前，65岁的柯林顿就离世了，他的回忆录一直未能出版，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经过后人编校，才最终面世。所有人都清楚，直到柯林顿去世为止，这位败军之将都认为北美失败的责任不在于他，如果当时在纽约指挥英军的人，是他而非威廉·豪，战争结局会完全不一样。
查尔斯-斯特德曼的证据
柯林顿的证词很明显是为了自己，但是1794年出版的一部从中层军官视角全面记述这场战争的书籍，却佐证了柯林顿的说法。这部著作的作者是一名战争期间的英军参谋，名叫查尔斯?斯特德曼（Charles Stedman）。
虽然英军最终战败，但是斯特德曼还是想要写出一些积极的东西。他的主要观点是——司令有责，英军无罪。英军士兵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作战勇敢顽强，不应该再为战争的遗憾结果而受到批评或是责难。
斯特德曼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威廉?豪，但他对纽约行动的叙述与柯林顿如出一辙，与柯林顿一样，斯特德曼认为豪在长岛和曼哈顿的决策大失水准，是“难以理解的”。
斯特德曼在威廉·豪的二哥——理查德?豪的部队中任职，他肯定察觉到了豪氏兄弟的军事决策并非出于战术目的，而是受到了和谈愿望，或是对北美人民的同情的影响。他为老长官留了面子，没有提及这一事实，而是倾向于将豪的决策形容为“战术错误”。
斯特德曼批评的重点是错失良机，即1776年11月，豪未能在华盛顿溃败的队伍穿越新泽西时追击穷寇，他认为那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全歼大陆军的机会。
斯特德曼失望地的表示，错失了最好的机会，英军就错过了取胜的可能。通过他的观察，具体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
首先，华盛顿采取“据点战”（a war of posts）的战术，崇尚反守反击的策略，这使得英军求决战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
其次，撤退后的大陆军有了更多的战斗经验，在此基础上锻炼了一批高职业水平的军官队伍。
最后，1778年的《法美条约》（the Franco American Treaty of 1778）为美国提供了大量财力和人力支援。
切萨皮克湾海战，法军打败英军
总的来看，这些情况的变化使得机会转瞬即逝，对于英国而言，尽管他们的军队有着英勇的表现，但帝国很难在这场鏖战中取胜了。
斯特德曼写出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受到英国政府和英国军队认可的叙事线索，它反驳了伯克、福克斯这些反对派领袖的言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误的行动。斯特德曼的观点与所有主战派一致，这场战争可以赢，但必须以一次致命攻击迅速赢得战争，这也是乔治·杰曼在1776年夏天极力想达成的目标。
诸种解释的影响
斯特德曼，以及柯林顿的解释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回避了英国政府和英王的责任，把大众的视线拉离了一个致命问题——英国那些引发战争的政策是否明智？很明显那些激怒北美十三州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且斯特德曼认为，英国失败的根源在于1776年夏天，威廉?豪错失了歼灭大陆军的最好时机。
把失败的责任甩给一位处在争议之中的军官，这样做的好处是伦敦不丢面子。人们会想，要是豪氏兄弟能够更“忠诚”一些，他们的行动能够更主动一些，大陆军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
柯林顿，包括斯特德曼的说法，编织了一条经得起推敲的逻辑线，这正是伦敦需要的，只要人们将怨恨撒在威廉·豪身上，那么就没有人怀疑支撑起整个帝国的某些核心理念了。当然，伦敦还是不愿意人们公开讨论这件事，毕竟英军司令的失败，也是帝国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