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1号碑”为何在中缅边界
2019年2月1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徒步沿边界线踏勘中缅边界，查看新中国第一块界碑。
被称为“共和国1号碑”的中缅1号界桩位于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
王毅一行徒步从石城垭口出发，冒着漫天风雪，踏勘位于海拔2900米以上山脊峡谷的中缅边界线，直至抵达海拔3214米的尖高山主峰中缅1号界桩。
王毅仔细勘查这块新中国第一块界碑保存情况，亲自为界桩上略已斑驳的“中国”两字描红添色，并向当地的界务员了解边界日常维护情况，向基层边界工作者致以问候，表示感谢。
除了亲自为中缅界桩描红，王毅还实地察看了边界设施、瑞丽口岸、中缅油气管线和“一寨两国”边境社区，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单位和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他表示，中缅边界是两国友好的重要纽带，直接关系我国西南边陲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进程。
他强调，要充分认识中缅边界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与缅方和国内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共同做好边界管理工作，维护界线清晰稳定。切实维护边境秩序，确保我国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继续为缅甸国内和平进程提供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中缅边境地区长治久安，为两国边民生产、生活营造和平友好环境。
800斤的界碑硬扛上山
我国的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复杂，气候条件恶劣，很多边界线远离村寨，往来道路极为困难。划界、勘界、竖立界碑等工作的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介绍，界碑一般由一块完整的花岗石刻成，预计使用寿命至少100年。我国所立的界碑一般分成大、中、小三种类型。确定立哪一种型号的界碑，需要双方协商。在交通通道、口岸等边境来往频繁的地区，一般会设立大型界碑。为了美观庄严，这种界碑还要镶嵌上两国的国徽。中型界碑立在边界上比较普通的地方，小型界碑则往往立在人迹罕至的偏僻地方。
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原司长宁赋魁曾介绍，有一位外交官在中越边界工作时遇上过地雷。
“那地方根本没有路，野草没到大腿，工作时在那个地方来来回回地走了多次，还动用仪器进行测量。第二天挖土竖立界碑的时候，一铁锹下去就挖到一枚地雷，赶紧叫来边防官兵给引爆了。幸亏这颗雷有点发锈，要不然一脚踏下去早给爆掉了。”当地群众唏嘘，“真是捡回来一条命”。可在这位外交官的脸上却看不到半点儿恐惧。
中国与尼泊尔、塔吉克斯坦等国的边界多是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在这种地方竖立界碑可是个“体力活”，花岗岩的界碑有的重达800斤。
扛着800斤的重量，外交官们与测绘人员、施工人员齐声喊着“加油”的号子，一步步往前迈。对他们而言，竖立起来的每一道界碑都仿佛是自己的孩子。
每一次勘界谈判或者实地调研都是一次打拼和考验。工作起来经常要连轴转，可谓“黑白颠倒”。
一位年轻外交官回忆说，有一次勘界会谈，从当天上午9点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3点。其间，中方没有一人休息，只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专家趴在谈判桌上打了个盹儿。
“野外风餐露宿，谈判据理力争。外交官作为文装解放军的特点在边界人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宁赋魁这样总结。
第一个与中国划定边界的国家
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时，继承的是一条与很多邻国都有争议的边界。当时情况十分复杂：有的边界从未划定，仅依靠传统习惯线或实际控制线进行管辖;有的边界虽有旧界约规定，但由于条约文字、附图和实地情况存在矛盾，形成了众多争议地区。
率先解决争议、第一个与我国划定边界的就是缅甸。
1954年12月12日，中缅两国总理在会谈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然而，就在1955年11月，正当中缅双方为边界问题的商谈分别进行积极准备的时候，双方的前哨部队在两国的边境上由于误会发生了冲突。经过中缅双方的努力，这次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理，同时也使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和紧迫。
1956年初起，中緬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开始频繁接触。同年11月，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吴努主席应邀来北京商谈。我国政府根据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中缅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向缅甸政府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
经过几年的友好协商，所有争议问题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双方于1960年10月1日签署了《中缅边界条约》。
中缅边界是新中国成立后与邻国划定的第一条边界。1960年划定的中缅边界开辟了新中国与邻国和平友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先河，巩固深化了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情谊。
近60年来，“共和国1号碑”历经风雨、守望祖国边疆。如今，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王毅亲手“添彩”，令人深感祖国强大来之不易，更需要我们竭尽所能去捍卫维护。
来源：《读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