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变成中国评书
最近几年，袁阔成、刘立福、单田芳等评书表演艺术家相继辞世。人们集体回忆着评书为伴的时光，同时一次次追问，在当今社会的文化格局与传播环境下，评书这门古老的艺术将何去何从？
一
事实上，相比很多曲艺曲种，评书的生存境况尚不算恶劣。至少在北京，尽管面临诸多困难，评书以书馆现场演出的形式，稳步走向复苏。连丽如、马岐两位年近耄耋的评书名家坚持每周登台，演说传统书目，将深厚家学尽情挥洒;王玥波守正创新，注重将相声元素运用到评书表演，渐成中生代评书演员之中流砥柱;更为年轻的武启深、郭鹤鸣等演员也通过持续的书馆表演和网络播放，拥有了固定的观众群体。
继承传统之余，在这批年轻演员的舞台实践中，外国文学成为他们拓展书目的重要来源。郑思杰的《白夜行》，叶蓬的《霍比特人》，郭鹤鸣的《哈利·波特》系列，武启深的《十字军骑士》《犬神家族》《冰与火之歌》系列……他们不是以评书形式演说外国文学的开先河者，但如此大规模地把不同类型的外国文学改编为评书作品，在评书艺术发展史上绝对是破天荒的。有些书目由于种种原因半途中断，而有些长篇大书仍在更新之中。郭鶴鸣从2012年开讲《哈利·波特》，辗转几个书馆，时至今日已说至第五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所谓“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听书总图个新鲜。把外国文学改编成评书，题材上先占了便宜。可这便宜只是一时的，评书作为口语艺术自然不同于文学写作，如果不能按照评书艺术规律重新架构故事情节，并辅之以丰富的表演手段，新鲜恐怕会变成隔阂。传统评书分长枪袍带、短打公案、神怪三类，各有所长也各有套路，以革命题材为主的新编评书亦形成了一定的艺术范式。外国文学的内容远非此几种类型所能涵盖，纵然有相似之处，如《哈利·波特》与短打书、《霍比特人》与袍带书，但迥异于古代中国的西方社会、特别是类型文学构建的非现实世界，确实是评书艺术绝少面对的未知领域。
二
随着评书艺术的与时俱进，评书演员早已不拘泥于传统的讲书方法，但对于《冰与火之歌》这样的鸿篇巨制，如何开讲仍是个麻烦事。乔治·马丁笔下的已知世界庞杂宏大、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开讲时不能不对书中的种种设定进行必要的说明，否则情节无从展开。可长篇大论的非情节性介绍，又非评书演说所长。
评书的定场诗本为“压言”，深度介入到书目内容的并不多见，以定场诗统领书中设定更是绝无仅有。当然，武启深需要对定场诗逐句批讲，但他不求面面俱到，把更多信息留待后文倒笔。在叙事技巧上，小说《冰与火之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轮流交换视点的叙事方式。《冰与火之歌》每章均以一个人物命名，此人就是该章的视点人物。小说通过不停的视点转换推进故事进展，交织出不同的人物命运。传统评书多以书胆为主要视点架构全书，将轮流交换视点的叙事方式沿用到评书表演，是对评书叙事技巧的补充与发展。
开掘新技法的同时，评书的传统结构程式仍是说书人最可倚仗的艺术资源。这批演员虽然年轻，但舞台经验并不匮乏，新编些开脸、赋赞儿、定场诗不是什么难事。武启深为《冰与火之歌》创作的一系列定场诗，叶蓬给《霍比特人》里的咕噜等角色的开脸，郭鹤鸣以快板演绎的“哈利·波特勇闯密室”，都让人连呼过瘾。一些耳熟能详的曲艺作品甚至成为他们用来类比、戏仿的对象。比如咕噜和比尔博·巴金斯猜谜一段，就被叶蓬有意引向传统相声《打灯谜》。
借助这些传统资源，他们对外国文学的改写，不仅要打通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把曲艺的审美原则和中国的历史现实作为改编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对中西差异进行辨析，以中国文化心理为基础赋予西方故事全新阐释。在这一过程中，评书之“评”的魅力得以彰显，而浸染于曲艺之中的中国市井文化与民间智慧也显现出强大的普适性。以一个细节为例，说到哈利·波特买魔杖时，郭鹤鸣用“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来解释巫师和魔杖的双向选择关系。这一类比不能说完全恰如其分，但魔法世界规则与中国江湖艺谚的“短兵相接”，一下拉近了曲艺观众对魔法世界的心理距离，又带来了发现新大陆般的快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曲艺等传统艺术或长或短、或多或少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个核心原因在于，那些传统的艺术语汇对于表现新生活、塑造新人物力不从心。唯一让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缺席状态。相比影视、戏剧从《红高粱》《活着》《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文学经典中获益，曲艺从当代文学中汲取的营养实在太少了。这些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与思想内涵，同样是曲艺行业可深度挖掘的宝库。
（摘自《北京青年报》栗征）
来源：《读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