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中的国军高层众生相
1930年代，上海是中国工业、金融中心及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核心所在。“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全部动员全面抗战”，为了牵制、分散华北日军，唤醒国际列强干涉，蒋介石主动出击上海，从而打响了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本文主要关注淞沪会战中的国军高层是如何指挥运作的，从而揭开了派系龃龉的“幕后秘辛”。
张治中：“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要怎么样”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数个国防区，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京沪区长官。战备工作需要秘密进行，张治中用心良苦，在军校办公室的边上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对所有工作人员有一个很严厉的规定——绝对不许对外泄漏工作的机密。因而，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机构，竟是日后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部。秘密机构后来移驻苏州狮子林、留园，对外号称“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以继续掩入耳目。
卢沟桥枪响，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闻讯后急忙返回南京，出任京沪警备司令官。8月9日，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与水兵斋藤要藏强闯虹桥机场，被机场保安队开枪击毙。8月12日晚上，蒋介石电令张治中星夜进军上海，驻扎在京沪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等部顿时忙碌起来。宋美龄邀请来的空军顾问陈纳德碰巧遇上了这一幕：火车在驶往南京的半途中停下来，所有的乘客被赶下车，中国部队拥进车厢，火车掉转头折回上海。第二天清晨，上海居民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头戴德式钢盔的中央军，惊喜交集：“你们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
中央军的首要任务是“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结果事与愿违，几天进攻下来，收效甚微。军政部次长陈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视察淞沪战场，建议张治中改攻汇山码头，向敌中央突破，先截成两段，再分别扫荡。适逢第36师从西安赶到上海，第216团团长胡家骥身先士卒，连续冲过东熙华德、百老汇路，但无法摧毁汇山码头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再次受阻。8月22日，蒋介石调整战斗序列，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担任由京沪警备司令部改编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据陈诚日记记载，当晚他由南京、苏州转南翔，找到张治中“重商总攻部署”，次日又因前方通讯困难，“回苏州处置一切”。
令人不解的是，张治中似乎并不了解战斗序列出现的明显变化，8月24日从太仓赶至嘉定，反而引起第18军军长罗卓英的疑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据张治中的说法，仔细一问，他这才知道，“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陈诚指挥了”。于是又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情况，岂料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蒋介石在电话中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不在前线，跑到苏州后方？张治中本来就一肚子气，回复声音也不小：“罗卓英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陈诚指挥了！”蒋介石越发厉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再也按捺不住：“我到苏州是与顾祝同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要怎么样？”
怀着委屈的心情，张治中提出辞职。9月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文白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唯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成现在之局。职意用人在用其所长，可否使文白兄担任大本营总务部长？”张治中本人也给南京写了一封长信，恳切表示辞职的至诚，但总黾不蒙批准。原来蒋介石征询了顾祝同意见，顾保留自己看法：“现在乃整个问题并非某一人之过错，似可不必调回也。”军委会副参谋长白崇禧巡视前线，张治中托其转达辞职之意，最终以身体状况不适合为由，调离前方指挥岗位。回到南京，张治中提出回家休养一段时日，蒋介石和蔼地说：“好，但你先就了新职再走。”
结合相关文献，蒋介石主要是反感张治中过于“注重宣传”“屡向新闻界发表意见”，为此还专门通令前方各军官不得任意发表言论。曾振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科长，他说：“张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战时，喜欢在报纸上发表战况。委员长见报，便屡次告诫，不要发表谈话。他哪里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记者，偏偏每天必来。委员长来电话斥责，张在电话中答复说，报告委员长.我明天不说了。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仍然有张发表的谈话，这样一斥一答有好几次。”曾振同时认为，张治中一腔热血，确实尽心尽力，“整日忙于指挥作战，也没有理发，夜间睡眠不足，蓬头垢面，甚是狼狈”。
陈诚：“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1937年盛夏，軍政部次长陈诚兼任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8月15日，蒋介石打来电话“催即回京”，交代了三个任务：“即拟整个战斗序列，调整华北部队之部署，至上海一行，计划解决日租界之敌。”事不宜迟，陈诚、熊式辉连夜乘汽车由南京赴南翔，“与文白商扫荡上海之计划”。8月18日深夜，两人又同车返回南京，熊式辉问：“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诚不加思索就说：“各就所见报告，可使委员长多得一份参考，似可不必一致。”翌日上午，熊式辉“极言将领及部队之不能战”，建言蒋介石“不能打”。而陈诚意见相反：“沪上官兵之不能战，诚然！但此时非能战不能战，问题是在当战不当战。若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蒋介石则态度坚决：“打！打！一定打！”陈诚很兴奋：“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当时援沪大军早已上路，陈诚系统第18军原本计划参加保定方面作战，先头列车驶过郑州时，军长罗卓英突接蒋介石电令：“原车南下，开苏州待命。”日军不甘落后，亦从国内调兵猛扑狮子林至吴淞口一线，凭借舰炮掩护和空中优势，第3、第11两个师团登陆首日仅仅死伤40余人，损失相当轻微。随着第18军的全线投入，战场情势陡变。8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日记显示，伤亡数字急剧攀升：“第11师团自登陆以来，已伤亡人员约四百余名。师团参谋下坂少佐也在登陆后即被敌军飞机击中身亡。第3师团死伤总数达三百余名。”松井石根报告东京：“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使用了中国军中最精锐的陈诚指挥的第11师、第14师，我军兵力最小限度要五个师团。”
尽管难度极大，陈诚立场仍然坚定：“淞沪在战略上对我极为不利，但在政略上绝不能放弃，亦不可放弃。 欲达持久战之目的，只有取积极之手段（以攻为守），与抱牺牲之精神，断然攻击。以全盘情形观察，敌除海军炮舰及飞机炸弹外，其陆军绝难发展，其困难情形只有比我为甚。”9月6日，日军攻占宝山县城，第98师第583团第1营自营长姚子青以下大部阵亡。陈诚痛心之余批评国军人事：“此次组织之不健全，系统之不清楚，各级因人设位，而应负责者仅挂名而已，实际负责者则无名义。”
应负责者系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虽居名义，事实上无法得心应手指挥中央大军作战。实际负责者是指自己，明明独当一面，麾下部队远远超过一个集团军，却无合适名义。都说“名不正，言不顺”，蒋介石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有意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陈诚反倒犹豫起来，“余以现在情形以不居名义为妥”。9月2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左翼总司令仍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在符合淞沪战场实际态势的同时，又同步解决了“名义”难题。
上海战事持久不下，日军再增三个师团，其中第9师团于10月8日突破了蕴藻浜南北两岸国军阵地。蕴藻浜原属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指挥，顾祝同认为朱甚少把握，提出左翼军和中央作战军均归陈诚指挥。陈诚有些担心“侵犯权限”遭人嫉妒，但想到“不能负责、不肯负责，则又将如何”，遂挑起重任。适逢广西军队开到，顾祝同、白崇禧、陈诚会商使用办法，决定“先占领大场至陈家行之线（守势待机）”。10月16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抵达苏州，强令取消“守势待机”，蕴藻浜必须主动出击。促使蒋介石不惜牺牲的重要因素，或许来自美国方面的关切，陈诚日记明白写着：“下午三时（10月17日），谒委座，谈如何使上海战事维持至明春（因罗斯福有问及此）。”
11月5日，日军登陆杭州湾北岸金山卫，淞沪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指定陈诚赴青浦临时指挥右翼，顾祝同“以系统不明，恐责不专，报告委座，以陈诚任前敌总司令”，倚重之深，跃然纸上。11月9日拂晓，孙元良、桂永清等部先后撤至昆山，陈诚从容不迫，命令孙部暂守铁桥，前敌总司令部人员取水道往宜兴。而他本人并不着急先走，“独与少数官佐分别至各要路口，令各部队长至指定地区收容整顿待命”，等到一切部署妥当，“则至昆山一宝塔内坐镇，又三日，始乘小艇绕道回苏州”。
冯玉祥：“我曾作一月无言之司令长官”
8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区域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全省。张治中和冯玉祥是安徽巢县同乡，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冯复电：“此后共在一区，抗敌救国，互相策勉，尤愿一致在大元帅（蒋介石）领导之下，牺牲小我，而谋民族复兴。”
仅仅过去几天，抗战热情高昂的冯玉祥就把所见、所想和盘托出：“此次对日作战，恐非短期间所能结局，即预备一千万后备军，亦不为多，至少应先成立二百万方能足用。各地环境不同，人才因之而异，各有长短，各有需要。例如江苏一带财富之区，人文蔚起，谋略有余，对于征兵，反有所惧。最好北由冀、鲁、豫、皖等省，南由滇、黔、桂、湘等省，迅速招兵，不至误事。各地方因军事长官开往前方应战，以致后方多负责无人，防空、防奸，及后方医院，均未能周备，极应指定专员办理。”蒋介石曾有一次从南京打电话给冯玉祥：“前方的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气。”冯说：“决不客气，现在我们前方的各将领都是有血性、有良心、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前方拼命、流血，我在后方的任务就是作几首歪诗，再一个就是等死罢了。
冯玉祥觉得“对敌抗战，非唤醒民众不可”，草拟了“抗日救国问答十条”供蒋参考，文字通俗，极具推广性，比如：“不抗日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了。怎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呢？只有信仰我们的政府，信仰我们的军队，信仰我们的军事领袖，大家一致抗日，才能不当亡国奴。”民国时期教育普及程度很低，文盲、半文盲比比皆是，粗浅的大白话比起深奥的大道理，容易灌输给大众快速接受。蒋介石想想蛮有道理：“所陈各节甚当，已令饬各有关机关，参酌情形，负责进行办理。”
然而无需讳言，因为历史和地缘的关系，冯玉祥与中央军将领素少渊源，指挥调度并不顺畅。白崇禧往来淞沪前线，据其观察，冯玉祥“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150华里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就把私章交给顾祝同，公事由顾处理”。公开场合，冯玉祥胸怀坦荡：“我们只要能抗日，不必军队一定要听我的指挥;我们只要能救国，不必一定自己处很高的地位。此间军队，我都不甚熟悉，若必处处听我指挥，必致败了大事。”但私下不免流露郁闷心情：“三战区为人家（指蒋）直属部队，我曾作一月无言之司令长官。”
白崇禧察觉其中微妙，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十五万人以上。”蒋介石采纳建议，但自己不方便出面，便委托白崇禧问问冯玉祥的意思，冯倒挺爽快：“在抗战的时候，只有唯命是听，统帅有什么命令，我都是遵从。”9月11日，军事委员会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正式任命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北军旧部已集体“变心”，都不欢迎冯玉祥光临指导，也就一个多月时间，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只好继续当他的副委员长。
顾祝同：“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统帅的意旨”
张治中无法完成既定任务，冯玉祥又名不副实，8月24日晚上，蒋介石毫无预兆地任命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一切。顾祝同感到无比诧异，一来早先预定他负责徐州方面的作战任务，二来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之外，又设立副司令长官部，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不寻常的组织。
事出突然，身边的幕僚人员尚未到齐，大部分还在重庆行营和西安行营，顾祝同只好一面电话通知，一面先行赴沪就任，“我来战区，只是临时决定，仅带有随从一名，只得暂借张治中总部的人员及设备。我的办公室，也就暂设在张治中办公室的隔壁，只装了两部电话机，以应付前后方联络的需要”。
其实，无论谁居名义，毋宁说都是高度重视上海的蒋介石亲自担任总指挥，顾祝同心甘情愿扮演传聲筒角色。史说时任第9集团军作战科长，晚年记忆犹新：“顾祝同每天早晚与蒋介石通电话，报告情况，由蒋在电话中指示，某师调往哪里，某师如何作战，顾作了传令兵。”
冯玉祥调离之后，蒋介石干脆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顾祝同亦不嫌烦，报备战况，乐此不疲。不过也有史料说明，顾祝同并非一味言听计从。10月下旬，国军主力退守沪西，蒋介石要求留下第88师死守闸北，唤起国际列强同情。师长孙元良意见相左：“我们孤立在这里，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不值得。”参谋主任张柏亭面陈顾祝同，强调第88师老兵所剩无几等种种难处。顾祝同反问：“那么，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统帅的意旨呢？”张柏亭说：“既然是出于政略考虑，似乎不必硬性规定兵力，也不必拘泥什么方式，不如授权部队自行处理。”顾又问：“孙师长电话中，也曾提到这些，但没有说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守备何种据点？”张胸有成竹地答道：“部下认为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最后落实的方案是，由中校谢晋元带领第524团一个加强营，固守苏州河畔靠近租界的四行仓库。由此可见，顾祝同倒也不失为蒋介石沟通前方将领的合适人选。
11月14日黄昏，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开始撤退。顾祝同与曾振等人同时离开苏州，只见“一路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晚年撰写回忆录，顾这样写道：“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面，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11月15日晨，顾祝同赴京述职，司令部同仁则经溧水转往皖南。
蒋介石后来检讨淞沪会战，坦言自己犯下大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平心而论，金山卫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淞沪鏖兵三个月，国军疲惫不堪，如果能够适时撤至江苏境内的既定国防工事线，或许更有利于持久抵抗。可惜，蒋介石过分考虑政略，迟迟不愿意放弃上海，导致撤退阶段狼狈不堪，这才是真正应该检讨的地方。
作者：冯杰
来源：《读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