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国共敌后游击战为何一盛一衰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了开晨敌后游击战，作了诸多的努力。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坚持了5年左右。结果几十万国军近一半被日军消灭，约一半降敌当了伪军。仅剩极少数撤回了后方。相较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为何会出现如此糟糕、狼狈的结局呢？
开展敌后游击战，蒋介石不得不求助于中共方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抵抗日军的进攻主要靠“一线式”的阵地防御战。1938年底，在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近百万兵力的大会战后。国民党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此时，受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执行一种新的抗战策略。
193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蒋介石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争取一年之内把全国军队轮训一遍。但蒋的这一计划直到数年后战争结束都未能完成。
此外，在敌人后方还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敌后游击战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加上收编当地一些杂系武装。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人数一度大大超过中共领导的部队。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民党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当时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以八路军为例，现身说法回应：“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亦能打游击。”
为了成功开展敌后游击战。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但国民党对敌后游击战是外行，因此，蒋介石致电中共。要求派一批干部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讲授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李涛、边章五等30多人随叶剑英前往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但他们在讨论教材教案时。出现了分歧。有人提议，蒋介石研究游击战，除了要对付日军之外，恐怕也是为了摸透我们，对付我们。我们要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李涛等人认为。对蒋介石的“小算盘”应当心中有数，但不要顾虑太多。国民党学习游击战术。用于抗战是有意义的;如果用来反共，那他就行不通。我们打游击的“十六字诀”，蒋不知研究了多少遍，可是他对我们照样奈何不得。叶剑英也认同这一观点：“一定要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去讲。因为這有利于团结抗战。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军民鱼水关系。只有紧紧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才能运用好和开展好游击战争。我们希望国民党改善军民关系，以利于抗战。他们如果不抗战搞反共。那就无法改善军民关系。”“同志们不用担心，国民党一向是脱离群众的，只顾扰民，不讲爱民。军民鱼水关系这一条。他们就办不到。他们无法用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
事实的确如此。蒋介石也十分清楚，共产党的游击战“真谛”国民党不但学不来，也学不会。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蒋介石敌后游击战的设想和计划都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
相较中共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游击战绩很糟糕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经历了一个兴起、鼎盛和衰败的过程。最高峰时，国民党在敌后投入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百万。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敌后战场建立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
然而。这些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绩却糟糕透顶。他们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之所以战绩不佳，因为这些国民党军没有真正发挥游击战的特殊性。实际上他们依旧沿用正规战在与日军作战。
比如，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5月，日军调集6个师、2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旅，从三面围攻中条山。为守住中条山，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战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1944年6月22日，时任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1941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
日军在比较了与中共的游击战之后，也评价说：“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
更令人无语的是。国民党敌后战场，竟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先后投降日军当了伪军。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县花一现的原因何在？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是导致国共敌后游击战不同结局的最根本原因。
这一点从日方的评价中可窥一二。日本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记载。日方认为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是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而对国民党的评价则是“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得不到民众之信仰”。
国民党颁布的《游击战纲要》中虽然也规定了“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亲近而信仰而合作”“使全体民众游击队化”等相关内容，但由于受军队阶级特性与服务宗旨的制约，再加上国民党一些部队自身纪律松弛、风气败坏，他们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合作，群众基础极差。比如，为了搜刮民脂民膏。阎锡山在山西滥发晋钞八千万元，沈鸿烈在山东滥发“民生券”，借机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指责他们“以游击为名，抢劫是实”“抗敌不足，殃民有余”。
对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衰落的原因，白崇禧说：“唯共军宣传共产主义。挑起阶级斗争，‘以穷人翻身’为口号，利用十分之八的农民清算少数地主，组织苏维埃政府，自此，原为国军控制的广大农村逐渐变为共军所控制。”其实，抗战期间，中共并未清算地主，而是实行“减租减息”，也未建立苏维埃，而是实行“三三制”。不过，白崇禧倒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人民群众支持与否，是敌后游击战兴衰的关键。
（摘自《团结报》徐世强、高美红）
来源：《读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