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爷们的姜文,神坛上的巩俐,都藏在《红高粱》的旧梦里

那里有暑气的残温,再无火红的高粱。

1986年夏天,北京332路老旧公交车上,张艺谋挤在人群中,凉鞋被踩断,一脚鲜血淋漓。

他艰难寻到北京西郊一学院筒子楼,在水房冲脚后,按指点,冲厕所边房间高喊:莫言,莫言。

莫言探出头,看他像生产队队长,他看莫言像队里的会计。人世间所有初遇,其实都是久别重逢。

那年张艺谋36岁,在山西山沟里演《老井》,把自己打磨得老态横生。

他在《人民文学》上读到《红高粱家族》,连读数遍,就像翻动一片片写意的色彩。

他坐火车进京寻授权,聊了十分钟莫言就同意了。故事怎么改不重要,重要的是,张艺谋读懂了包在纸里的火。

一切在1986年的夏天都顺理成章。

那年夏天,崔健在工体吼出《一无所有》,程琳在西北唱响《信天游》,马拉多纳在墨西哥世界杯上连过五人,所有梦想,都恣意到没有框架。

一个即将摇晃时代的剧组就这样潦草成立。

莫言等人成为编剧,张艺谋拉来同学顾长卫做摄影,姜文是当仁不让男主角。阳刚、野蛮、有爆发力,当时影坛姜文独一份。

向剧组介绍顾长卫时,张艺谋特意强调:这是北影摄影班第一名。然而,顾长卫很快失手了。

最初,剧组选定女主角是史可,因体态丰腴符合剧情。有副导演推荐了巩俐,中戏大二的学生。

剧组决定顺便见见,会面20多分钟,顾长卫全程摄像记录。回来后看素材,发现顾长卫全拍虚了,只有四五秒实景。

就是这几秒素材,让导演组决定选巩俐,“她更有味道,老天爷赏饭吃”。

剧组聚齐后,去山东莫言家吃了顿饭。张艺谋雄心勃勃,莫言则忐忑难安。

他觉得巩俐一点不像书中的“我奶奶”,学生气太浓,吃饭时还抱怨饼上没鸡蛋不好吃,“怀疑这部戏会砸在她身上”。

剧组决定把拍摄地定在高密,书中那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

张艺谋说,那片野生高粱地,就是电影第三个主角。

然而实际选景时,高密早无浓密高粱,农民小麦都吃不完,谁伺候糙米。

张艺谋连夜赶回西影厂求助。当时电影还没立项,送审拿证到开拍,最短时间要4个月,早过了高粱种植期。

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冒着政治风险,私下找厂里副业部门,凑了4万元,“出问题我抗,先种上再说”。

《红高粱》就这样埋下最初的灵魂。1987年初,张艺谋回到高密,用每亩200元的价格,雇农户种了两百亩高粱。

他时常于雨后蹲在农田边,说能听见高粱骨节伸展时的脆响。

那一年夏天,总有大片火烧云。巩俐每天练挑水,最后动作和农妇分毫不差。

姜文喜欢在莫言家门前的河中洗澡,脱得只剩短裤,洗完再晒,将自己晒得黢黑。

正式开拍时,酷暑降临。

白晃晃太阳下,热浪在高粱地中蒸腾着甘甜气息,拍摄间隙,人们自在地躺在地上,风慢慢吹来,一切忽然间就成了新的。

一个时代到了宣泄前最后的时刻。

踩倒的高粱间,规则是齑粉,放肆的颠轿中,礼法是玩笑,一切都回归生命野性。天不能拘,地不能束。

张艺谋仍觉不够,他在几千里外的银川镇北堡搭了一个造酒坊,把所有狂放,灌入那碗酒内。

古铜肌肤的汉子,端起泥碗,九月九酿新酒出自咱的手,好酒。

整部电影成本花费超80万,最终中影只愿花70万收购。

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张艺谋把拍戏时穿破的一双鞋,埋在镇北堡的黄土中。

他发誓,这部电影不成,以后再不拍电影。

《红高粱》拍摄时,名字一直叫《九九青杀口》,送审才改名《红高粱》。

张艺谋说,那片无禁忌的红,才是电影真正的主题。

后期剪辑,张艺谋和副导演,剪着剪着就扯起嗓子唱歌,吴天明拦不住,笑骂唱的像驴叫。

1988年1月,电影在复旦大学试映。张艺谋穿军大衣登台,拉顾长卫等人唱了《酒神曲》。喝了这碗酒,见到皇帝不磕头。

1个月后,柏林电影节,因陈凯歌弃赛,电影局临时选送《红高粱》。

火红的高粱前,所有观众目瞪口呆,电影结束,掌声长久不歇,最后无人关心接下来的影片,只等新闻发布会到来。

《红高粱》最终赢得11名评委全票支持,中国电影首夺柏林金熊奖。

最慌张的是台下的中国翻译:

“我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担当翻译十几年,虽然有无数中国电影来参加过电影节,但获奖这可是第一次呀。”

消息传回国内,票房飓风开始酝酿。

在山东高密,政府特意印了顺口溜宣传单:《红高粱》、《红高粱》,故事真实又荒唐。

《红高粱》4月公映,票价两毛五,大城市票价被炒到10元,仍供不应求。

全中国都在排队。影片在31万人口的银川上映9天,观众超23万。

当年其他热门电影,最终卖出拷贝不过六七个,而《红高粱》卖出拷贝两百多个。

那年,《红高粱》票房4000万元,1988年的4000万。有人按照今天模式换算,相当于电影观影人次超4亿。

时代加上了火红滤镜。银幕前的人们,亢奋,喜悦,悲伤,释放,他们如醉酒般走出影院,摔下虚拟的酒碗,仿佛一下就伸展开了。

在北京南城城乡结合部,16岁陆川看完电影,说“感觉像洪水决堤”,他以前理想是当诗人作家,那天后,他想做导演。

夜晚空荡长街上,人们拎着啤酒,高唱一嗓子: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歌声掺着粗糙的颗粒,马路都变得宽敞。

也有人不喜欢。电影播出后,有高干认为不合传统,有教授认为色情低级,还有评论家上升到电影“辱华”。

作家和学者开始声援,生活的真实才是传统的根基,批评者其实缺自信。

张艺谋说,那个年代,老百姓真的关心艺术,笑骂都随心,“看完感觉痛快,心里扑腾扑腾的,就够了”。

电影刚杀青时,有人给张艺谋邮了一颗子弹。他扔了。

那个月在北京,车道沟10号,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中国人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正文八个字: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高粱熟了。

1988年最流行的歌,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清冽嗓音中,有些故事,忽然就属于昨夜。

一年后,诗人海子在山海关一段轨道上躺下,等待即将碾压而来的九十年代。

内燃机车的长笛驱散寒风中最后的理想主义,商业时代足够粗犷,也足够功利。

1993年,张贤亮在镇北堡开发西部影视城。成立那天,他挖出了张艺谋埋下的鞋,放入展览室内。

莫言在90年代,拼命写剧本赚钱。因为红高粱的名声,他写一集电视剧能赚15000元,别人只能赚5000元。

他不开心,他说每写一部电视剧,人格总要经历极大侮辱,“每次你都会被低劣的电视剧导演横挑鼻子竖挑眼。”

他还是坚持写了许多部。201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风传一时的新闻中,他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

两个月后,瑞典斯德哥尔摩一电影院内,莫言与众人一起看《红高粱》。入场时,观众大声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人们问《红高粱》讲的是什么。

他沉默一下说:长期压抑的人们,内心深处有很多东西需释放。

银幕上晃动的高粱,像一场破碎的旧梦。

散场时,莫言说:

“如果让我抛弃我得到的所有奖项和荣誉,回到我当时的青春岁月,我将义无反顾。 ”

大家都回不去了。

1995年拍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后,张艺谋和巩俐黯然分别,九年的恋情,最后只余桥下凌乱的水波。

巩俐穿行于红尘中,像走下娘娘庙的泥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神龛。

两人直到2006年,才再度重逢。巩俐参演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发布会上,张艺谋说,十四年前,他曾在长城上许愿,让巩俐演一回女皇,没想到今天才如愿。巩俐扭脸拭泪。

那部电影中,到处都是商业时代最闪耀的金黄,可再没有红。

两年后,张艺谋执导奥运开幕式,贵为国师。鸟巢上巨大脚印破空而来,又疏忽消散。

此后的故事庸碌平常。当你不再翻越规则,终会成为规则的囚徒。

2016年,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上映,排片寥寥。

出品人下跪哭求排片。围观者众,又很快散去。

人人都快进的年代,人人都在遗忘。

去年秋天,张艺谋推出新作《影》,颜色只剩黑白,票房输给周润发的《无双》。

人们说看见发哥,就想起那个恣意的八十年代。

张艺谋也在想念,和许知远的对话中,他说,那时人人都渴望了解新世界。

新世界是那般单纯,每个生命都有一个出口。

“那时候谈恋爱,你就拿一本弗洛伊德,你就谈成了。

他坐在那里,向极远的时间张望,那里有暑气的残痕,再无火红的高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