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看到本文题目，您就会想：
清廷的官员评价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肯定是感恩戴德、山呼颂圣，别无他言了。
因为，按照自古及今的一般的惯例，本朝官员评价本朝最高统治者，肯定多是谄媚奉承了。
其实，不然。
本文出自清人何刚德的笔记《春明梦录》卷上。
按照何刚德在文中的描述，在他写作这本笔记时，大清王朝已经倾覆了；所以，自己笔记中这一节的内容，即关于慈禧太后的记述，是没有太多对朝廷的顾忌的。
这个时候，何刚德的写作，基本上是忠于事实；或者，准确来说，他基本上是忠于自己所认知的事实的。
另外，还必须知道。
作为曾经的清廷官员，何刚德食过朝廷的俸禄、受过朝廷的优遇、他还曾被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帝召见过三次，被慈禧太后召见过两次。按照对当时读书人的一般思维来判断，何刚德对清廷肯定还是有着深深的感情的。这种感情的存在，可能会让何刚德在评价慈禧太后时，怀着敬仰、怀着感恩，怀着尊重……这也是必须清楚、需要说明的。
相关情况，需要说明的，总体上已经交代清楚了。
下面，就展开正题。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京师震动。
咸丰十一年（农历辛酉年，公元1861年），清文宗在热河崩逝，终年31岁。
这个时候，孝钦太后（即慈禧太后）才二十八岁。
根据何刚德的记述，说是咸丰帝驾崩之后，端华、肃顺图谋不轨，醇亲王奕譞奉了太后的懿旨，在客邸之中逮捕了肃顺。
端华，即爱新觉罗·端华，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26年）袭爵郑亲王。咸丰帝死后，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八大臣）。
肃顺，即爱新觉罗·肃顺，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咸丰帝驾崩前，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
奕譞，即爱新觉罗·奕譞，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封为醇郡王。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被加封亲王衔。
醇亲王奕譞奉了太后的懿旨之后，那一天，天色极早，肃顺所住客邸的屋门还没开，醇亲王领人，捶门大声传话说：
“有旨意！”
客邸里面回应到：
“如果是后宫旨意，我不接！”
听里面这么说，没有办法，醇亲王遂领人，破门而入，当场拿下肃顺，法办治罪。
进行了这样的处理之后，太后一方已经掌握了朝廷的局势，随后，才安排咸丰帝的梓宫（指皇帝﹑皇后或重臣的棺材）返回京师。
此时，新的君主也已确定，由同治帝继承大统，成为清朝的第十位皇帝，是为清穆宗。
在新旧交替的政治斗争中，太后一方取胜，于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自此成型。
这一次两宫的成功掌权，虽然说是恭亲王奕訢与各位王大臣翊赞，但是，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碰到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都不敢自专，都是要奉请懿旨之后，才根据旨意进退、开展工作的。所以，不能说，这次权力交替的整个斗争过程中，两宫皇太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奕訢，即爱新觉罗·奕訢，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
掌权之后，就两宫皇太后论，虽说孝钦太后比孝贞太后（慈安）精明很多，但是，刚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朝廷的各种事体，她毕竟没有亲自治理过，所以，处理起来，并不娴熟。
关于垂帘听政初期，孝钦太后不熟悉政务的事实，当时，曾文正（国藩）被召见后，他曾在日记中有所记录，说是：
“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蘅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馀更碌碌，甚可忧耳。”
也就是说，就曾文正慧眼看，两宫皇太后的才能平常，见面问询，一句切中肯綮的话都没有。
想来，作为朝廷的臣子，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至高无上”的主政者两宫皇太后，如若被发现，一定会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幸好！
幸好！
不信，可以想想满清治下的诸多文字狱。
其实，猜想曾文正通俗的说法，应该是这样才是：
两宫皇太后才具平庸，见面说话，半句话都说不到点子上，尽是些不关痛痒的闲言碎语。
其实，两宫接见曾文正的时候，她们才执掌政权三年。猜想，一来呢，她们的确对政务还不熟练；二来呢，那些拥戴她们上位的大臣，都替她们处理了很多事务（当然肯定也有不愿意她们插手枢机事务的心思）。基于此，我在引用曾文正的日记时，特别加长引用了他对当时朝臣中手握重权的几位人物（恭亲王奕訢、文祥、宝鋆、倭仁）的评鉴。
关于曾文正对两宫皇太后的评定，笔记作者何刚德的说法相对中允。
后来那些评论慈禧太后的人，每每引用曾文正的日记作为资料，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日记的时间和相关背景。
何刚德对于曾文正的日记表示肯定，认为曾文正的记述，的确是真是可信的。
同时，何刚德对于两宫皇太后召见曾文正时的讲话不多、言辞敷衍也表示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何刚德对于召见一事，很有发言权。何刚德在官场时，曾经被皇帝（清德宗光绪帝）召见三次，被孝钦太后召见一次（时光绪帝在座）。关于此事，我已另文详说过了，此不赘述。
想起自己曾经被孝钦太后召见时的情景和谈话内容，何刚德感叹说：
“自垂帘听政到庚子之乱后的再次主政，慈禧太后前后掌权四十多年，期间，她经历了很多的事变、政变和世变，为了江山社稷，她备尝艰辛，多历险难，对于下情，她均能知悉体恤。”
“关于这一切，我在座师宝鋆处多有耳闻，周知甚详。”
“关于孝钦太后召对大臣的情景，我早有所知。”
“我在甲午（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年外放苏州时，孝钦太后召见我，那时，她已完全能够侃侃而谈。谈话之中，她的英明之处，不能不令人钦服。”
“当然，孝钦太后也有她不是的地方，主要如下：
一是平常在宫中，她对下属统驭太过严厉。
二是她的个性喜欢观赏游乐。比如说，关于重修颐和园这件事，我的座师宝鋆曾经在谈话中间有所提及，并且对孝钦太后在这件事上的做法颇有微词。
第三，自从英法联军入侵、两宫（皇帝和太后）仓皇出逃，从西安返回京师之后，因为宫中旧有的器物大半已经散失，所以，她难免喜欢接受各处的贡献。虽然说，这种喜欢贡献之物的行为可以解释成她晚年的无聊，但是，这些举动，还是大大地对她的高大品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最后，总结一句，就孝钦太后一生的政治履历来看，四十多年之中，她支撑江山社稷危急局面的功劳，也不会因为一两件事情被全部遮掩。”
（全文结束）
作者：史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