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个把理学当真的王朝，对皇帝来说，物质的堤防坏了，可以修补，如果精神的堤防坏了，朝廷就国将不国了。跪拜的礼仪，看起来是个小事，实际上却是关系精神堤防的大事，头等大事。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
在英法联军用了一顿饭的工夫就攻下大沽炮台之后，直隶总督谭廷襄连天津也不打算守了，汇报皇帝说，英法联军就要准备进攻北京了。手头说起来虽然还有十几万大兵，但皇帝依旧心里发虚。这下，咸丰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他的老爹在十六年前英军兵临南京时才明白的道理，仗是打不过人家了，唯一的办法是坐下来谈。当然，谈的结果，大概只能是答应人家的条件。
于是，他派出了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来到天津，跟英国人和法国人谈判。第一次战争的交涉，钦差们还找长随来应付一下，现在情况紧急，合适的长随找不到了。两个新手，只能亲自出马，强打精神，应付洋人。还好，尽管咸丰对耆英印象不佳，但用人之际，只能从权，加派筹办夷务的老手、据说跟洋人有交情、但在朝中却名声不好的耆英，帮同交涉。
然而，英法方面，有一个态度十分蛮横的代表，名字叫李泰国。此人是英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之子，年幼即被父亲带到中国，是个中国通，汉语说得十分流利，长大以后就在领事馆就职。这回英法联军入侵，他成了随军的翻译和工作人员。此人一向看不起中国人，对中国官员那一套权谋伎俩，看得很透。在谈判中，经常把桂良和花沙纳弄得很狼狈。为了操纵谈判的方便，根本不想让耆英插手。
谈判的焦点，在外国公使驻京的问题上。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相继都派出了自己的使节前往中国，但都没有驻在北京。此前修约的交涉告诉他们，不逼迫中国在自己的首都，按照国际惯例接受西方使节驻扎（当然，他们也希望中国派出自己的使节，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不行的。所以，此番兴师问罪，除了更多地开放口岸之外，就是公使驻京。
然而，恰恰这个问题，清廷是死活不肯答应。咸丰皇帝比当年应付英国人时的道光年轻，但头脑却跟他的父亲一样冬烘。在他看来，别的都好说，开放口岸、赔款、赔军费，这一切都可以答应。中国地大物博，钱嘛，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但是，外国公使驻京，而且按照国际惯例，他们还必须见皇帝。最关键的是，他们见皇帝的礼节，不能是下跪。这个礼仪问题，从马戛尔尼到今天，朝廷已经纠结了几十年了，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没有妥协过。这回却非妥协不可，怎生是好？
中国的天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鸵鸟架构。理论上天下都是皇帝的，都该向皇帝称臣纳贡。但如果你不这样做，皇帝也不会跟你理论，除非你扯旗造反，打上门来，否则我绝不会兴师问罪。如果你像鸦片战争这样，打上门来，把我打败了，签了城下之盟，但只要你不来北京捣乱，我也可以只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假装我的天下还是完整的，关起门来，依旧万国来朝。
现在洋人硬是要扯掉这张遮羞布，把事儿摊在面上，活生生把鸵鸟埋在沙子里的脑袋揪出来，还要对这个脑袋喊一嗓子——喂，我在这里！对皇帝来说，等于是不仅毁了我的天下，而且公然上门，在众人面前公开打我的脸。皇帝担忧的是，即便我的脸可以不要，但此例一开，此后有人效法，我这个皇帝还怎么做呢？其实，这种时候，太平天国带头，举国遍地烽火，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已经有太多的人不把他这个皇帝当回事了，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学的洋人。咸丰却还假装天下的完整，硬绷着，真是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清朝是个把理学当真的王朝，对皇帝来说，物质的堤防坏了，可以修补，如果精神的堤防坏了，朝廷就国将不国了。跪拜的礼仪，看起来是个小事，实际上却是关系精神堤防的大事，头等大事。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
当然，派去谈判的大臣都明白此理。别的都可以让步，就这个不行。桂良和花沙纳谈不明白，耆英出马来谈。但是，耆英一露面，刚想套交情，李泰国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弄得他灰头土脸。李泰国拿出英法联军攻下广州时缴获的文件，引述耆英在做两广总督时上皇帝奏折中对英国人的种种蔑视和侮辱的词句，说他两面派，一面当着英国人说种种好听的话，反过来，却根本没把英国人当人，种种应付英国人的词语，都是哄人的。
其实，谙熟中国官场的李泰国知道，当年像耆英这样的人，就算开明的了。给皇帝的奏折中，话只能那样说。比起态度蛮横的叶名琛来，耆英还算是好打交道的大员。李泰国这样做，就是要让耆英张不得口，因为他明白，比起桂良他们，耆英还算明白。此时李泰国要的，就是天朝大臣的糊涂。
中国官场，从来没有这样当面揭短的事情，活生生被揭穿了“伪君子”面目之后，年届七旬的耆英，一时之间，有点下不了台，在张口结舌之余，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迷迷糊糊地逃回了北京。他这一走，这边的谈判，当然就只能按着人家划的道儿来进行了。咸丰一怒之下，找不到出气的，就以不完成使命，擅自回京的理由，令耆英自尽。可怜，这个老人为了朝廷的夷务，操了十几年的心，最后，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桂良和花沙纳无计可施，后面受皇帝训斥，前面遭英法代表的挤兑，几近崩溃。在这个当口，俄国人扮演了一个骗子的角色。他们跟中国代表套磁，说是老关系，可以帮中国跟英法调停疏通。作为回报，桂良他们跟俄国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承诺对所谓两国未加勘定的边界，加以勘察。
后来战端重启，俄国人假意调停，随后就先后借机掠去了清朝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费一兵一卒，就成了此次战争的最大赢家。其实，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人根本没有起到任何调停的作用，也没有从事过这样的调停。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个小小的跪拜问题，让中国吃了大亏。
1858年6月25日，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所有的条款跟当年的《南京条约》一样，均按照侵略者的旨意落实。中国全面开放，虽说开放的口岸只增加了十个，但从此以后，任何地方不再有外国人不能去的禁区。外国兵船，可以来往长江各个口岸。在中法条约上，还特意加了一条，要惩治那个广西西林杀了传教士马赖的西林县令张鸣凤。当然，最重要的条款是外国公使驻京，也希望中国派出驻外使节。至此，十年前英国修约的期待，全部落实。
事到如今，英国人和法国人还有俄国人、美国人都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逼中国开放这件大事大功告成，但是，在紫禁城的皇帝，却一颗心悬在了半空。条约签订，他虽然也批准了，但完事之后，却后返劲儿似的一阵阵心里发毛。以至于，后来双方在上海谈实施细则的时候，咸丰皇帝再一次要求桂良他们对英法方面提出，能不能以外国商品关税全免的条件，换取外国公使不驻京，以及外国人不到内地游历这两条。结果遭到英法方面的严词拒绝。说来说去，咸丰最在意的，就是一个下跪的问题。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也铁了心，就非要公使驻京，非要不跪拜不可。
小小的礼仪之争，背后是两个世界的最惨烈的碰撞，一个世界，要吃掉另一个，而且非吃不可。中国的天下不毁，中国就没法被纳入到西方世界的轨道里去。被逼，或者感觉被逼到墙角的咸丰皇帝，最后，不得已出了邪招儿，这个邪招，不是马桶阵，也不是火攻或者求神仙下凡，而是耍赖。于是，有了战事的再起。
跪还是不跪，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礼仪上的一点小事，从马戛尔尼开始，一直闹了将近70年，最后居然非得用一场更惨烈的战争才能解决。当然，到死，咸丰皇帝也没有看到眼前下跪的洋人，但是代价却是他的死。
▌摘自《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著），重庆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