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亲历者:薛暮桥 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

谈到中国的价格改革,让我们想到了一位已经过世的老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薛暮桥(1904—2005),正是这位老人,当年以知识分子独立高洁的品质,孤言挺理,从而纠正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

今天,我们翻开薛老的回忆录,回看那段历史,不只是为了纪念前辈,更为了提醒:成功的改革是冷静、理性、有次序递进的结果,而不是头脑发热的产物。

198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前期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成为制约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障碍,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薛暮桥回忆录》一书中,曾对“价格闯关”前后经济工作领域相关各方的争论与思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理顺价格还是绕过价格改革?

据薛暮桥回忆,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就开始出现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物价自然难以稳定。其间,有经济学家数次向国务院相关领导建议,指出经济发展中的险情,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但他仍然听不进去,害怕增长速度下降。

《薛暮桥回忆录》中写道:“1987年4月一次会上,他发脾气,指责有人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他批评关于要创造宽松环境以利于改革的主张,认为这是幻想,‘等待出现宽松环境才改革是不现实的,不改革怎么会出现宽松环境呢?’他强调现在深化改革就是要调动企业积极性,‘要加强企业体制改革’。”

“当时,我们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坚决制止通货膨胀、遏止物价猛涨并努力理顺价格,从而使各项改革包括企业体制改革能顺利进行;另一种是漠视通货膨胀,看到理顺价格的困难,试图绕过价格改革,用推广企业上缴税利包干的办法,保持高速增长。1987年开始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年时间内,承包制推广到80%左右的工商企业。”

薛暮桥是主张第一种选择的。他认为,如果不理顺价格,企业改革这一大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试图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据他回忆,和他持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还有刘国光(编者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宾(编者注: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等。

而主张第二种选择的经济工作者则认为,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宣称货币发行政策第一是要促使生产上升,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甚至‘通货膨胀有益论’等也纷纷出炉”。

据薛暮桥回忆,当时,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内参,主张放弃宏观调控政策,受到时任国务院领导的赞赏。这篇文章,先在内部刊登,后在报纸上广为宣传。

制止通货膨胀才是釜底抽薪

1988年6月,国家计委邀请经济专家参加座谈会,主题就是物价问题。座谈会上,薛暮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稳定物价的经验谈起,又一次提出上述意见。“我说,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停止通货膨胀和逐渐消化过去几年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

薛暮桥指出,用增加财政补贴来稳定物价,则被迫增发货币,是“火上浇油”;用行政办法强行限价,会使物价体系更加扭曲,非常不利于经济机制的改革,而且无法保持经济情况的稳定,是“扬汤止沸”;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控制货币流通数量,即制止通货膨胀,这才是“釜底抽薪”。

“我建议用3年时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不惜因此而使工业增长幅度降到10%,甚至8%,这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高速度。与此同时,把每年的貨币增发量降低到100亿元以下,用3年时间来消化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使我们有可能放手进行价格的结构性调整,逐步做到把大部分价格放开,让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随后,薛暮桥的这次发言,发表在1998年6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

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绕过经济环境治理而加速物价和工资改革的方案。

据薛暮桥回忆,他的相关意见“和当时决策思想的意见不同,有的同志对我很不满意。但是这年夏季去烟台休假和调查时,陆定一同志(编者注: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等)来看我,对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赞扬,还有宋季文同志(编者注: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轻工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等也表示支持”。

“价格闯关”受挫

1988年夏季,在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推动的“价格闯关”,导致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风潮,引发严峻的社会问题。

“这年8月,加快进行物价改革的消息刚在报上透露出来,就在许多城市发生向银行强提存款、向商店抢购商品的危急现象。”

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迅速制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我国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

薛暮桥表示,这是由“超高速”转而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5年完成调整任务以后,后5年又宏观失控,被迫再来一次新的调整。“如果早3年加紧宏观调控,这次大调整是可以避免的,现在问题累积起来,只能用几年时间来治理整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每一项重大改革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尽量在经济形势不是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有时候甚至要牺牲一点发展的速度,给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宽松的环境,这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一条经验。

改革带来了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物质的极大丰富。1992年之后,中国政府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不仅是粮食,交由市场定价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生活资料。一度遇挫的“价格闯关”,在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波澜不惊地取得了成功。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张伟 zhangwei@ceweekly.cn 美编:孟凡婷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