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谈到中国的价格改革，让我们想到了一位已经过世的老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薛暮桥（1904—2005），正是这位老人，当年以知识分子独立高洁的品质，孤言挺理，从而纠正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
今天，我们翻开薛老的回忆录，回看那段历史，不只是为了纪念前辈，更为了提醒：成功的改革是冷静、理性、有次序递进的结果，而不是头脑发热的产物。
198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前期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成为制约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障碍，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薛暮桥回忆录》一书中，曾对“价格闯关”前后经济工作领域相关各方的争论与思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理顺价格还是绕过价格改革？
据薛暮桥回忆，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就开始出现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物价自然难以稳定。其间，有经济学家数次向国务院相关领导建议，指出经济发展中的险情，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但他仍然听不进去，害怕增长速度下降。
《薛暮桥回忆录》中写道：“1987年4月一次会上，他发脾气，指责有人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他批评关于要创造宽松环境以利于改革的主张，认为这是幻想，‘等待出现宽松环境才改革是不现实的，不改革怎么会出现宽松环境呢？’他强调现在深化改革就是要调动企业积极性，‘要加强企业体制改革’。”
“当时，我们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坚决制止通货膨胀、遏止物价猛涨并努力理顺价格，从而使各项改革包括企业体制改革能顺利进行;另一种是漠视通货膨胀，看到理顺价格的困难，试图绕过价格改革，用推广企业上缴税利包干的办法，保持高速增长。1987年开始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年时间内，承包制推广到80%左右的工商企业。”
薛暮桥是主张第一种选择的。他认为，如果不理顺价格，企业改革这一大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试图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据他回忆，和他持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还有刘国光（编者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宾（编者注：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等。
而主张第二种选择的经济工作者则认为，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宣称货币发行政策第一是要促使生产上升，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甚至‘通货膨胀有益论’等也纷纷出炉”。
据薛暮桥回忆，当时，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内参，主张放弃宏观调控政策，受到时任国务院领导的赞赏。这篇文章，先在内部刊登，后在报纸上广为宣传。
制止通货膨胀才是釜底抽薪
1988年6月，国家计委邀请经济专家参加座谈会，主题就是物价问题。座谈会上，薛暮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稳定物价的经验谈起，又一次提出上述意见。“我说，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停止通货膨胀和逐渐消化过去几年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
薛暮桥指出，用增加财政补贴来稳定物价，则被迫增发货币，是“火上浇油”;用行政办法强行限价，会使物价体系更加扭曲，非常不利于经济机制的改革，而且无法保持经济情况的稳定，是“扬汤止沸”;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控制货币流通数量，即制止通货膨胀，这才是“釜底抽薪”。
“我建议用3年时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不惜因此而使工业增长幅度降到10%，甚至8%，这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高速度。与此同时，把每年的貨币增发量降低到100亿元以下，用3年时间来消化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使我们有可能放手进行价格的结构性调整，逐步做到把大部分价格放开，让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随后，薛暮桥的这次发言，发表在1998年6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
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绕过经济环境治理而加速物价和工资改革的方案。
据薛暮桥回忆，他的相关意见“和当时决策思想的意见不同，有的同志对我很不满意。但是这年夏季去烟台休假和调查时，陆定一同志（编者注：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等）来看我，对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赞扬，还有宋季文同志（编者注：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轻工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等也表示支持”。
“价格闯关”受挫
1988年夏季，在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推动的“价格闯关”，导致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风潮，引发严峻的社会问题。
“这年8月，加快进行物价改革的消息刚在报上透露出来，就在许多城市发生向银行强提存款、向商店抢购商品的危急现象。”
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迅速制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我国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
薛暮桥表示，这是由“超高速”转而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5年完成调整任务以后，后5年又宏观失控，被迫再来一次新的调整。“如果早3年加紧宏观调控，这次大调整是可以避免的，现在问题累积起来，只能用几年时间来治理整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每一项重大改革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尽量在经济形势不是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有时候甚至要牺牲一点发展的速度，给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宽松的环境，这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一条经验。
改革带来了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物质的极大丰富。1992年之后，中国政府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不仅是粮食，交由市场定价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生活资料。一度遇挫的“价格闯关”，在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波澜不惊地取得了成功。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张伟 zhangwei@ceweekly.cn 美编：孟凡婷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