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德国经济奇迹”，离不开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但单以德国自身经济体系来看，瓦尔特·欧根和路德维希·艾哈德是两个关键人物。
德国的经济复苏以及快速崛起，根本上来自欧根和艾哈德设计和推动的社会市场经济。欧根是德国弗莱堡（又译“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是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及理论的创立者；艾哈德是战后德国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是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被称为“德国崛起之父”。
二战后，德国满目疮痍、断壁残垣、四分五裂，经济已崩溃，政治被接管，国家被肢解，很多德国人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绝望。
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托尔佩尔曾经这样形象地描述当时的境况：
“一个生物实体上不可救药的残缺不全的民族；一个聪慧的但却是残废的民族；一个由于拆散家庭而在道德上被毁坏的民族；一个其城市几乎全部成为废墟、其工厂变成瓦砾的具有城市和工业文明的民族；一个没有食品和原料，没有有效的交通体系和有效货币的民族；
一个其社会结构通过大规模逃亡、大规模迁移、通过大规模地强使外来者定居而被撕裂了的民族；一个拥有巨额国债，其银行存款或被没收，或者通过货币贬值对工业和生产性资产进行大规模剥夺并被作为政治报复行动的民族；一个在失去构成其食品来源的四分之一的各省后，处于其过去的东西方敌人的第二次瓜分危险之中的民族；一个在热爱和平的制度胜利后仍无个人自由保障，没有人身保护和没有民主的民族。”
这就是当时欧根、艾哈德、阿登纳所面临的德国。
他们经历过德国历史上巨大的民族苦难和经济忧患。从德意志帝国、一战、战败后的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二战，到战败后的联邦德国，这一连串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短暂历史，极大地冲击了这代人的思想灵魂和民族情感。
日耳曼，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这个国家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及文化精神，诞生过尼采、叔本华、黑格尔、康德等一批杰出的哲学家，他们不喜欢人云亦云、鹦鹉学舌。
在一战前，即欧根求学时代，德国经济学界流行李斯特开创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否定亚当·斯密建立的古典主义，漠视经济学的普适性以及经济的一般规律，强调“德国特殊论”，推崇德国道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用国家手段干预经济。
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显然在“独立自主”道路上玩脱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工具，最终走上了支持国家主义扩张的庸俗之路。
欧根在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期间，也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一战后，欧根发现德国历史学派将德国经济带入灾难性的误区，且对当时历史罕见的恶性通胀束手无策。于是，欧根果断地抛弃了历史学派的传统，赴波恩追随当时德国极少数反对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海恩里希·迪策尔。
在迪策尔的指导下，欧根大量吸收了古典主义理论，并形成了一套折中主义的经济主张。他在调解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大论战中获得了启发，最终提出了“竞争秩序”理论，走了“中间道路的经济政策”。
1939年，欧根发表《国民经济学基础》，标志着竞争秩序理论的形成，以及弗莱堡学派的成熟，也奠定了他作为弗莱堡学派主要创始人的地位。欧根的“竞争秩序”理论，便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欧根解释，竞争秩序是一种“有运作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秩序”。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求遵循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只是竞争秩序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在于同时要实现一种社会和伦理的秩序要求，将两者紧密结合正是竞争秩序的优势。”这种秩序既符合市场规律，又关照人的伦理。
欧根认为，公权和私权都可能滥用，从而危害经济自由。他强调，要维持竞争秩序，就必须制定一部经济宪法，通过经济宪法来约束公权和私权的滥用。
实际上，欧根的竞争秩序，试图超越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第三条道路”，即通过经济宪法约束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所以，概括起来，竞争秩序的首要前提是制定一部经济宪法，其次是维护市场自由竞争。
欧根对经济宪法的强调，与弗莱堡学派的构成有关系。弗莱堡学派是由欧根代表的经济学家阵营和欧姆代表的法学家阵营共同组成的。这一跨界组合，促成了“经济宪法”主张，强调用法律来约束政府，保障自由经济。
在欧根看来，市场自由竞争的关键是“有运行能力的价格体系”。欧根极其提倡价格机制，欧根制定了经济宪法的七大原则，其中第一原则、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价格体系。
欧根认为价格机制正常运行，才能保障自由竞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失败。欧根吸收了古典主义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欧根对自由的定义是“无权力依附关系”，自由受法律保障，而非公权力干涉。
在纳粹统治期间，欧根就是一个反纳粹主义者，他深刻的感受到纳粹政府的强权对自由市场以及个人自由的破坏，极其渴望通过法律来保障自由。欧根的秩序竞争，也因此被称为“秩序自由主义”，或叫“联邦德国奥尔多自由主义”。
欧根主张的自由竞争，与其好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相近，但经常被人误解。人们不小心将这类市场自由主张，等同于亚当·斯密以及古典主义推崇的“自由放任”、“小政府主义”。
其实恰恰相反，欧根与哈耶克（详见哈耶克的《自由宪章》）都反对“自由放任”，他们强调用“宪法”来保护自由市场，管控私权和公权作恶；同时倡导有为政府。
二战后，即1947年，欧根、哈耶克、弗里德曼等30多名学者在瑞士成立了著名的蒙佩勒兰学会（又译“朝圣山学社”），这是一个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世界性组织，欧根为第二任会长。
第二年，欧根在国内创办了《奥尔多，经济与社会秩序年鉴》，以宣传“竞争秩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聚集了当时德国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艾哈德。
1950年，欧根应伦敦大学之聘赴英讲学，但不幸感染风寒病逝于伦敦。所以，欧根没有实际参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但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以及施政方法。
欧根之后，弗莱堡学派重要成员——艾哈德，成为“自由秩序”理论最关键的执行者。
艾哈德，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人物之一，另外一位是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阿登纳擅长政治与外交，艾哈德负责经济改革，这两位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奇迹”的缔造者。
二战后，艾哈德历任德国巴伐利亚政府经济部长、德国英美占领区经济署长、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副总理、总理。在这个连续、完整、持久的政治生涯中，艾哈德一手设计并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充分地执行了欧根的主张，做到了欧根强调的“经济政策必须保持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艾哈德第一个成就就是，在担任德国英美占领区经济署长期间，推行了货币改革，成功终结了市场价格的混乱以及市场交易的僵局，为德国经济改革及复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一改革，恰恰是欧根“竞争秩序”中最核心内容：一套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保持货币价格稳定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优先原则。
欧根、艾哈德这代人经历了一战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大通胀。一战前，1美元兑4.2德国马克，但在1923年（战后5年），1美元可以兑4.2万亿马克。这次恶性通胀，几乎刻在了那一代德国人基因里，改变了德国经济历史，也改变了欧根的学术生涯及经济思想。
德国人从此谈通胀色变，欧根对通胀深恶痛绝。他在1923年就出版了《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一书。这本书是竞争秩序理论的开端。换言之，欧根的理论正是从货币制度开始的。
在欧根的理论体系中，维持货币价格稳定，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央行必须把稳定货币作为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任何宏观经济目标以及其它目标，都要让位于货币政策目标。
他还强调，“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
纵观经济学300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将货币价格稳定提到如此高度，也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以货币政策优先原则为核心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但现实中，稳定货币价格，恰恰是化解经济危机、解决经济难题以及重大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二战后的德国经济秩序混乱、价格瘫痪，艾哈德推动货币改革，稳定德国马克价格，犹如在乱麻从中找到突破口，击中问题的要害。
马克改革的成功，是欧根思想最伟大的实践，也是整个德国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复兴的关键。从此，德国与通胀基本绝缘，除了1970年代滞胀时期，德国经济一直在低通胀的环境下稳定增长。欧根的货币价格稳定及货币目标优先原则，是德国经济几十年“稳如狗”的根本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期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不顾一切地紧缩货币，强势压制通胀，实际上与欧根币值稳定及货币政策优先的主张不谋合而。当时，沃尔克为了控制通胀，很大程度牺牲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但当通胀率降低，物价稳定后，美国经济、股市、楼市在最灰暗时复苏，从而开启了几十年的大牛市。这恰恰印证了欧根的理论。
艾哈德对欧根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深度贯彻，很大程度来自对稳定货币价格的高度认同。在德国恶性通胀期间，艾哈德正好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其父母多年辛苦经营的店铺被通胀无情摧毁。这场通胀对德国经济及无数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艾哈德与欧根一样对通胀深恶痛绝。
1948年，按照美英军政府的指示，对双占区进行经济改革。承担议会职能的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下设经济管理局局长，负责具体改革任务的执行。由于前任“出言不逊”激怒了美国占领当局的领导被免职，艾哈德意外地接任了这一职务。
这时，弗莱堡学派经济学家莱昂哈德·米克什，作为艾哈德的助手，主要负责价格和工资政策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货币改革的主要负责人，艾哈德和米克什非常坚决地将推行新马克、稳定物价作为第一目标。在推行货币改革时，艾哈德和米克什很好地执行了欧根两大思想：一是建立经济宪法来约束市场和政府，即通过法律来推行改革，而不是相对随意的政府政策；二是必须建立一套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
通过经济法律来推行改革，与建立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战后德国的纺织品、鞋、收音机、自行车、钟表、汽车、打字机、缝纫机、木材、玻璃制品、农业机械等都受到严格的行政命令管制。而通过立法推动货币及价格改革，就意味着基本上要废除这些管制，即法律管理替代行政命令，法律的严肃、稳定替代行政的随意、僵化。
艾哈德认为，任何一项货币改革，都要回到自由市场经济之中，通过法律保障自由竞争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只有放松价格管制，法律规范市场，商品随行就市才会增加供给，才能解决物资奇缺的问题，新马克才能发挥作用。
1948年6月17日，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艾哈德和米克什共同起草的“关于货币改革后管制经济和价格政策的指导法律”的草案，即“指导原则法”。当时，议会党团总体上支持艾哈德的立法主张。但社民党从行政管制的党派利益出发，批评艾哈德获得过度授权。
艾哈德在会上回应说，这不是关系到授权法，而是关系到“保护德国货币的法律，一个重建民主自由和基本法权利的法律，一个经济重建的法律。”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最终经济委员会以52对37的多数票通过了“指导原则法”。其实，这部法律远远超过货币及价格问题，它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总纲领，是经济政策改革的总路线，是欧根主张的“经济宪法”，推动德国管制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保障了自由竞争。
19日，艾哈德便迫不及待地通过电台宣布，一大批商品将取消价格控制和管制，只对主要生活资料和煤铁等原料进行管制。
其实，这部法律这还需要州际委员会和美英军事当局的同意。艾哈德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或是政治博弈的手段）让美英军事当局的克莱因将军极为恼火。同时，艾哈德放开价格管制也损害了英美军政府的配给利益。他以解除职务相威胁，愤怒地质问艾哈德：“你怎么竟敢在普遍缺粮的时候放松我们的配给制？”
艾哈德回应克莱因将军说：“我把配给证取消了，以后唯一的配给证是西德马克。他们会努力工作以赚得这些马克的。”不过，莱克因将军也算“深明大义”，明白艾哈德的改革最终有利于德国走上自由市场经济，允许艾哈德放手去干。
20日，“指导原则法”下的第一项法律货币法，即《关于货币新体系的第一项法令》生效。这标志着货币改革正式开始。
货币法规定，德国于21日开始停止使用帝国马克，采用新马克，即“德国马克”；每个公民允许以1:1的比例兑换60个德国马克；所有存款准许以10：1的比率兑换成德国马克；存款中一半列入自由账户自由支取，另有一半进入固定账户予以冻结；被冻结存款中的70%作废，20%转入自由账户，10%强制购入国债。
改革以后，市场流通的货币量从700亿帝国马克急剧地降为60亿德意志马克，货币量削减了93.5%，这是德国历史上削减货币量最大的一次货币改革。
所有人都在期待这次货币改革以及新马克来终结糟糕的经济状况。
当时的德国，由于受到价格管制，物资奇缺，正常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于是黑市猖獗，物价大涨，通胀大爆发；市场上充斥着700亿帝国马克，帝国马克泛滥成灾、犹如废纸，美国的香烟成了最坚挺的货币，不少交易重回最原始的物物交换的状态。市民想办法获得美国的香烟，然后在黑市上购买面包、黄油以充饥。
德国人意识到饥饿、堕落似乎不可避免，一场一战后的恶性通胀噩梦又开始了。
当时，德国记者非常敏锐地指出，德国马克的成败，就看6月21日那天商店货架上、橱窗上是否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
6月20日，德国所有城市的银行门口都聚集着大量忐忑不安的市民，他们排着长龙兑换新马克。
次日早晨，大量市民拿着昨日兑换的新马克走进商店时，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各种各样的商品堆满了货架，这些商品仿佛从天而降，商品奇缺突然消失，黑市突然消失。这简直就是奇迹，一场货币改革的奇迹，一场自由经济的奇迹。
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经济学家亨利·瓦利希，在货币改革时还在美占区军事当局任职。他是这场货币改革的亲历者，他说：
“……币制改革使德国的面貌日新月异。1948年6月21日，商店里又有了货物，货币恢复了正常的功能，黑市和灰市的作用缩小了……一夜之间，国家的精神面貌大变样。过去人们忧愁苦闷，面露饥色，死气沉沉，终日流浪街头，觅食糊口，现在却生气勃勃，四十新马克（首次兑40个）使他们第一次能够放手采购商品。”
法国经济学家柴克·罗夫、安德烈·毕埃脱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货币改革后的变化：
“商店柜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工厂里的烟囱里开始冒烟，汽车开始在公路上奔跑。不管在什么地方，建筑工地上的喧闹声取代了废墟上死一般的沉静。
如果说这种崛起已经使人感到震惊的话，那么这种崛起的突然性更加使人惊讶。随着货币改革这一天钟声的敲响，这种崛起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就开始了……还在前一天晚上，德国人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到处游荡，以便再找到一点点食品。而一天后，他们只想去生产这些产品。前一天晚上，他们的脸上布满失望愁容，一天后整个民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于是谁也不怀疑，随着货币改革的实行，德国经济决定性的重新崛起开始了”。
货币改革后的第一年，联邦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第二年就超过了1938年的最高纪录，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物价大幅度下降，中间虽有一些商人囤积货物抬高物价，但商品自由流通很快又让物价恢复正常。1952开始，生活物价指数只增长了2.1%，此后完全处于低通胀水平。失业率也随之大幅度下降，从1948年的42%迅速下降到1950年的10.2%。
解决通胀问题后，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很快又成为了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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