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也就是农历的甲午年。
这一年，清廷与日本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关于甲午战争，可简要介绍如下：
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西方国家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此次战争，以公元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公元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结束。
甲午战争的结果：在中国一方，清廷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给中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在日本一方，战争使得日本的国力更为强大，使日本得以跻身世界列强的队伍。
虽然，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把满清看作是外来政权；虽然，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极力否认这个国家和满清的历史联系。但是，无论如何挣扎、无论如何抵制，历史毕竟还是历史。
历史，不会因为狭隘者的偏颇而厚度收缩，历史，也不会因为看似宽容者的无原则迁就而失去公正。
无论怎么否认，那些绵延至满清以后的中国人，只要不是移民进来的，其祖先，都在满清的治下做过顺民；其祖先，都曾受过满清政府的统治；无论怎么否认，至少，这一历史事实，他们是无法割裂、没有本事扯断的。
无论满清对汉人做过什么，无论怎么不认同满清政府的所做作为，我们都应该坚决承认：
满清是中国的历史朝代，满清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因为满清是中国的历史朝代，所以，我们学习中国历史时，学到满清与日本之间的甲午战争，都会为之痛心。
想来，这种痛心，凡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都会有同感。
那么，清代人关于甲午战争，他们是如何反思，他们的痛心又是怎样的呢？
清人汪诗侬的笔记《所闻录》中有《甲午余痛》一节，将甲午战争之后的余痛，总结成了三条。本篇，就依此为据，说说清人关于甲午战争的三个余痛。
余痛之一：
清廷与日本刚开战的时候，日本作战的舰队还在朝鲜的仁川港。
（现在的仁川港是韩国第二大港，是韩国西海岸的最大港口，也是韩国首都首尔的外港。）
当时，丁汝昌致电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请求封锁仁川港。
对于丁汝昌请求封港一事，在战端已开、情势危急的情况下，总理衙门的官僚机构习气仍然未改，竟然花了两天时间讨论，才得出结论。
两天才回复丁汝昌，让他见机行事。
战事过程中，时间就是生命啊！
战情瞬息万变，两天的讨论，然后给了个回复，贻误了多少时机，可想而知。
两天之后，丁汝昌得到总理衙门的复电之后，马上统领军队赶往仁川，准备封锁港口。
可是，日本军队当然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也懂得获取战争的先机。
当日，丁汝昌还没来得及封锁仁川港，日本舰队早已经出港了。
日本军队出港之后，见清廷的部伍姗姗来迟，他们自然大为欢欣，觉得非常庆幸。
官僚机构积习已久，议事缓慢，贻误战机，此第一大余痛。
余痛之二：
战争过程中，因为日本军队抢占了先机，所以，清廷的北洋海军就吃了大亏，遂被围困在威海港之内。
尽管如此，当时，清廷其实还有转圜的余地，那就是：陆路炮台还没有失守。
炮台的战力如果全部发挥，也可有很大的用处。
另外，距离山东荣城三十里处有一座小山，是军港后路的要地。如果此处有重兵把守，也还可以阻断日本军队前进的道路。
可惜的是，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此人后在义和拳运动爆发时，被召进京城，继续主战，准备在通州抵御外国联军，不战而溃，服毒自杀身亡。）就派了一个小官吏，仅仅带了二十名兵士守卫。
战略地位这么突出的军港后路要地，竟然认识不到，竟然如此轻忽，真是不可思议啊！
日本军队探知情况后，就带领军队登岸，从这座小山处推进行军，一路行进，没有遇到强力的抵抗，通行无阻，丝毫没费力气。
日本军队由此进军后，轻松夺取了陆路的炮台，然后，他们就用清廷的炮台，攻打清人的航船、舰只。
北洋海军全军的最终覆没，可想而知。
忽略己方之长，不用地利之便，导致日本军队以清廷炮台，攻击清廷船舰，此第二大余痛。
余痛之三：
清廷海军致远舰的管带是邓世昌（谥壮节）。
话说邓世昌身材短小，头发早秃，因为其外貌特征，军中都叫他“邓小辫子”。
邓世昌平日里不苟言笑。他有一只钟爱的猎犬。
清廷与日本黄海大战，致远舰被击沉。
致远舰的管带誓与舰船共存亡。致远舰沉没，邓世昌落海身死。
邓世昌死时，他的爱犬也跟着跳入海中，叼着邓世昌的“小辫子”，欲救主人，一同殉难。
等到邓世昌的尸体被打捞出来时，它那死去的爱犬还死死咬着它的“小辫子”，没有松口。
想想那些不顾朝廷安危、民族存亡而争先恐后逃命的士兵、官员，真是让人纳闷：
怎么万物之灵的人，还不如一只猎犬呢？
邓世昌与船舰共存亡，其钟爱的猎犬至死不弃主人，为何人竟不如一只猎犬，此第三大余痛。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