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中正，1937.7.17，庐山
1937-1939
山河沦陷后方奇缺
1937年7月，北平失守。日军在随后短短几个月内就控制了北至绥远、南至浙江的大片领土，占领了中国最富裕的农业区和工业区。
同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中国失去了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对外港口。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逐渐封锁了中国沿海的贸易进出口通道。
1938年底，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控制了40%的农业产值和92%的工业产能。
自洋务运动以来，东南沿海就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大企业和众多民族小企业，光上海就集中了中国30%以上的大企业。
淞沪会战后，上海乃至整个东南几十年苦心经营的民族企业被日本毁于一旦、抢掠一空。除了几百家内迁工厂幸存外，全国85%以上的工厂被日本人摧毁和占据。
“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在天津和南京的产业遭到日本人破坏。除了少部分设备转移到大后方外，范旭东的永利碱厂被掠夺，南京铔厂被炸毁。
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经营几十年的棉花、面粉产业也毁于敌手。除了租界内几个工厂未被破坏外，上海和无锡的几十个工厂、几千台织布机被炸毁，工人死伤几百人。
大片沦陷区工厂被毁，导致物资奇缺、供给不足，立即对后方经济产生了通胀影响。
后方产能供给严重不足，大量化工、电气、五金等依赖于进口的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日军在1938年下半年占领广州和汉口期间，就导致进口品价格上涨了72%。
1939年整个大后方的批发价格较1937年上涨了3倍左右，陪都重庆的进口品上涨了7倍左右，重庆本地生产商品的价格上涨了两倍多。
由于税源大部分丧失，国民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1939年国民政府收入比战前下降了63%，政府赤字上升了三分之一。
国民政府试图发行公债填补亏空。1937年底，国民政府发行了5亿元救国债券，但是民众只认购了2.5亿。第二年发售了14.5亿公债，只有1840万被公众认购。
此时的国民政府没有盲目地扩张货币来为财政融资。1937年6月法币规模为14.1亿，一年后增加到17.3亿元。
由于上海沦陷，中国金融中心和信贷市场被摧毁，同时后方兴建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国民政府鼓励私人银行及企业扩张信贷。1937年国家银行提供的工商业贷款余额为14.71亿，到1939年增加到25.78亿。
信贷扩张为通货膨胀上升埋下了隐患。
打仗根本上打的是钱。日本方面很快在沦陷区对中国发动了经济战。
1937年12月，日军控制华北后，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银行”。此后，又开办了承担“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及“华兴商业银行”。
这些日伪银行在沦陷区发行了“满洲国券”、“联银券”、“华兴券”等纸币。这相当于日本在沦陷区向中国的后方发起了货币战争。他们采取各种办法驱赶法币，给后方带来相当大的通胀压力。
日伪钞票严重扰乱了上海外汇市场，大量法币外逃，国民政府在1938年前后半年内就损失了1000万英镑，接近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外汇市场损失惨重，直接威胁到公共信用。国民政府最后决定限制外汇卖出数量，法币快速贬值，到当年底，对美元贬值了87%。
外汇贬值反过来又加剧了内部通胀。
其实，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体系刚建立不久，根本经不起外汇市场的大面积冲击。
在十八世纪中期，世界货币历史处于大分野时代。科学家牛顿负责皇家铸币厂期间将英镑推上了金本位，汉密尔顿在美国建立了金银复本位，后来西方世界基本上走上了金本位的道路。但是，中国却建立了银本位货币体系。
由于金和银之间的价格是浮动的，中国银本位货币与世界金本位货币也就呈现浮动状态，这导致外汇市场长期不稳定。与金相比，银价更不稳定，更易受到波及。所以，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货币体系都不够健全和稳定。
1905年，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轨，成立了户部银行，这个中央银行掌握大清货币发行权。在奏请皇帝成立户部银行的奏折这样写道：
“银行为财政之枢纽，而纸币又为银行之枢纽。各国银行之设，平时发行纸币，收集金银现款，遇有缓急，则本其纸币之信用为国家发行公债票，而复以所现款首先认购，以为商民之倡。”
户部银行设立的初衷，可以理解是为清政府打造一台财政提款机。
两年后，两家国有银行、一家商业银行和一家省属银行获得了纸币发行权。十多年后，大清早已亡，军阀混战，中国有40多家银行同时大规模发行纸币，货币市场无比混乱，通胀高企。
1916年，19个省属银行发行的纸币总额已接近2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是不可兑现的。袁世凯为了筹集军费，对付南方革命军，命令纸币发行银行停止兑换。
停兑消息一传开，北京、天津市民非常恐慌，纷纷前往银行兑付，交通银行面临兑付风险。这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银行家宋汉章和张嘉璈，拒绝执行袁世凯的命令。他们找到南三行以及实业家张謇，准备了足够的现银供市民兑付。
宋汉章和张嘉璈力拒袁世凯，平复了一场银行兑付危机，令中国金融界侧目。
1927年，蒋介石带领北伐军重返上海，虞洽卿及上海商贾名流前来迎接。蒋介石接管了中国金融中心，并试图终结混乱的货币市场。
但这事一拖再拖。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才聘请英国的李滋·罗斯爵士等专家团协助制定币制改革方案。新币制度终结了过去不稳定的银本位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唯一法定货币，即法币。法币锚定英镑，计划逐步走上金本位。
当时，专家团建议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将其从财政部中独立出来，以督促政府整理财政、平衡预算，减少财政融资对货币发行的依赖。
张嘉璈也在这次改革中失去了中国银行的控制权，宋子文取而代之。后来，张嘉璈在抗战中担任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
但是，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进程被日本入侵打乱了，中国的货币体系很快就被日军冲得支离破碎。
工业区和农业区沦陷，金融中心被摧毁，后方物资匮乏，日伪钞票冲击法币体系，这几大因素导致后方经济混乱，物价快速上涨，通胀压力大增。
但是，与战争后期相比，此时的通胀并不算太高。主要原因是，从晚清到战争前期，中国还有几十年的工业底子。由于战前已经预计到了抗战的被动和艰难，国民政府提前安排了物资、工厂及人员撤退。
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资大撤退。
1938年10月24日，武汉已经沦陷，距离武汉仅300公里的宜昌，正在进行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物资大撤退。主导这次撤退工作的是“中国船王”卢作孚。
当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第一艘撤退轮船满载着物资和人员启航，几百名孤儿难童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挥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情景悲壮又生希望，令无数人动容哽咽。
整条撤退路线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日军攻破上海后，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然后一路向西快速推进，调集30万大军攻克了华中重镇武汉。
武汉沦陷，宜昌告急。宜昌是当时入蜀必经之地，长江航运是西迁的惟一通道，大量难民和物资滞留此地。
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从宜昌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露宿街头，栖身屋檐的人也不在少数。
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
此时的宜昌，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
卢作孚抵达宜昌后，迅速做出部署，采用了夜晚装卸、白天航行的办法，增设码头和转运站，增加3000多人雇工，并征用了民间木船850余只。
卢作孚按计划指挥运输，日夜不休，与时间抢生命，最终将大部分人员和物资成功地转移到了重庆。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承担了宜昌撤退中90%以上的运输量。
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有：
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有人曾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是宜昌大撤退的亲历者，他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从1937年到1939年，国军浴血奋战，但一溃千里。中国山河破碎，沦陷区大量工厂、农田被日军破坏或占领。但是，民国政府的物资撤退计划很大程度上保住了抗战的有生力量，强化了战略纵深，支撑着持续抗战，对通胀有企稳作用。
中国这几十年积累的老本，支撑着战争前两年的军需、物资、人员等消耗，经济不至于迅速崩盘。但是，随着战争深入及升级，老本很快就被打光，通胀立即抬头。
1940-1942
粮食歉收公债寥寥
1940年是后方通胀的转折点。
这一年，全国农业严重歉收，后方15省夏稻产量下降20%，推动粮价急剧上涨，陪都重庆的大米价格指数在7个月涨了将近五倍。
1941-1942年，河南遭遇严重旱灾和蝗灾，春秋两季粮食大绝收。1941年河南国统区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则下降了40%，1943年下降了20%。粮食产量直到1944年才回归正常水平。
粮食绝收引发河南历史性的大饥荒。中原大地饿殍遍野，饥民相食惨不忍睹。河南110个县，沿途饿死、病死、踩踏及遭日军轰炸而死者无数，全省人口锐减过半。
当时河南的抗战形势非常严峻。1941年5月，日军三面合围发动了中条山战役，这是正面战场上的一次大规模战役。
中条山虽在山西，但靠近河南。这里不属于晋绥军防区、也不属于阎锡山战区。这里驻扎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由卫立煌指挥。当时，卫立煌考虑减少山西境内的军队损失，将数十万中央军撤到中条山一带。
日军进犯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对中条山发动了十多次大规模围剿。紧邻中条山的河南成了国军仅剩的后方。
但是，中条山战役失利后，豫北也被日军控制，加上豫东、豫南一共60多个县均已沦陷。此时，国军三面临敌，只剩下豫中、豫西。
如此，河南成了国军和日军持续拉锯的前线，战争给当地带来巨大的消耗。日军大量征购河南粮食，导致粮食短缺。国民政府采取的后勤政策是“就地取材”，河南的粮食征收强度极大。
当时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认为，供给如此众多的驻军对河南百姓而言负担沉重。学者宋致新认为，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征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
当时，河南已经发生灾情，但是省主席李培基没有如实上报，延误了救灾良机。此时，蒋介石正好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工作会议，要求征购的粮食数额超过征收的数额。征购对象面向全面，但以大地主为主。蒋介石并未获得完整的灾情信息，从而没有照顾到河南灾区。
到了1942年9月，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军方与河南政府发生正面冲突。蒋鼎文取代了卫立煌负责河南灾区，他如实汇报了河南灾情。蒋介石立即决定从河南军粮配额中调拨一笔救灾，河南随即转入救灾模式。
这时，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互为影响。粮食歉收导致粮价大涨，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胀。河南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市斗0.6元，到了1942年麦收前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市斗20元，1943年麦收时小麦价格蹿升到每市斗300元。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粮价高涨，使得当地老百姓无力购买外运来的粮食。
占领山西、河南、湖北之后，日军采取囚笼政策，从北、东、南三面合围，对中国后方极限施压。
日军先在广西南宁切断了中国通往印度必经的贸易路线；再施压法国投降政府，关闭了滇越铁路向北运输物资的通道；而后袭击广西北部，试图南北合击。在北边，日军攻克武汉、宜昌，齐集重兵发动长沙会战，试图直取湖南粮仓，以彻底切断后方补给。
此时，中国后方的补给岌岌可危，如果湖南沦陷，中国经济将全面崩溃，扭转战局的难度大大增加。
所幸的是，薛岳将军与第九战区的将士浴血奋战，三次阻击来犯之敌，保卫了命悬一线的大后方，打出了一场可歌可泣、振奋国人的长沙保卫战。
不过，战争消耗的增大，加大了对粮食供给的冲击。
第九战区经历恶战，国军以五人之力才能抵抗一名日军。以血肉之躯守卫国土，国军损兵折将，消耗严重。国民政府只能在农村大规模征兵，以补充兵力。
征兵导致农村劳动力锐减，土地荒芜，粮食减产。1940年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粮食价格普遍上涨， 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爆发前，历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基本上稳定在20亿担以上，而抗战爆发后，全国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38年仅为1937年的65%, 1941年仅及1937年的59%。
反过来，兵力增加，军粮也要增加，大规模征收本已减产的粮食，进一步加剧了粮价上涨。
所以，从1940年到1942年，天灾加人祸，粮食匮乏，粮价飞涨，通胀全面爆发。
粮食歉收、通货膨胀以及战争损耗，导致国民政府赤字大幅度增加。
为了解决收入问题，宋子文下定决心改革税制。中央从地方收归田赋税收权，并要求以实物取代货币缴纳。然而，此时，税收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由于战事吃紧，公债市场的表现极为低迷。1940年，公债认购数量跌到了战时新低。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亲自挂帅，带领公债劝募委员会，四处化缘救国。次年，公债销售飙升到了1.27亿。但这个数字不到政府开支的一个零头。
国难当前，国民政府只剩下一种办法，那就是增发货币。
当时国民政府面临两难，既要控制物价上涨，同时又要填补不断扩大的赤字。
1940年，国民政府突然统一管制信贷市场，要求所有私人银行终止商品信贷，打击商品投机炒作，全部贷款用于支持工业生产。1941年，货币发行量较上一年翻了一翻，国家银行给政府贷款增加了将近3倍。
这一措施相当于开动整个国家的货币机器支持军工生产，以整个国家的金融力量抗战。管制信贷市场大大强化了国家政府对货币发行的控制，也大大增加了货币发行。它有效地打击了商品投机，但依然无法抑制物价上涨，主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冲动来自供给短缺。如此，通胀在货币扩张的推动下持续发酵。
这个阶段，好消息是在外汇市场上，中国扭转了抗战以来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一场关键性的胜利。
1940年，德国闪袭比利时、荷兰，欧战扩大化，国际资金疯狂涌入上海，来自东南亚的20亿法币外汇返回大陆，法币一改去年颓势，成功狙击了日伪发行的“华兴券”，“华兴银行”倒闭，日本贸易货币退出流通市场。
次年，中英美三方分别出资2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成立了平准基金委员会，打击外汇投机和黑市交易，防止外汇流入日本人手中。
1940年前后，国民政府管控住了信贷扩张，稳住了外汇市场，对商品投机的打击力度较大，主要的通胀压力来自农业歉收、军需开支以及货币超发。
从1939年到1941年，政府赤字增加了4.2倍，纸币发行增加了3.5倍，后方的批发价格上涨了将近7倍，进口物价上涨了7.2倍，外汇价格基本持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罗斯福总统遂即宣布美国对日发动全面战争。
第二天凌晨1时，重庆方面得到消息。大约3小时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给蒋介石打电话，报告了美日开战的消息。当晚蒋介石在市郊的黄山官邸过夜，一早他如往常地进行晨祷。
返回重庆市区后，蒋介石接到罗斯福打来的电话，对方希望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为战区最高统帅。前线，中国不再孤军作战，但后方，新一轮通胀开始爆发。
1942-1945
经济封锁法币超发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便占领了香港，很快又入侵云南封锁了滇缅公路。至此，中国后方失去了与海上联系的最后一个通路，陆上也仅存一条从甘肃、新疆通往苏联的崎岖公路。只有一两条不稳定的空中路线，能够提供极少量的海外补给。
日军此时继续强化合围政策。就在偷袭珍珠港三天后，日军发布“总作命”对长沙发起总攻，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爆发。国军再次顽强地阻击了敌军，之后两年内日军没有再进犯长沙。
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失利后，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节节败退。到了1943年秋天，太平洋战争的形式发生了逆转，日本转攻为守，海上通道逐渐被美军封锁。
日军亟需在中国战场上开辟新局面，建立新的补给体系。1943年11月，日军纠集10万大军发动常德会战。第九战区和第六战区21万国军顽强阻击敌军，迟滞日军进攻，给敌人以重大的消耗。常德会战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44年5月，欧战上，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愈加明朗。急于开辟陆上补给通道的日军发起“一号作战”，调集华北方面重兵再次进犯长沙。此次国军失守长沙，随即撤退到衡阳与敌人大决战。衡阳会战，是中国抗战历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这次会战，异常惨烈，可歌可泣，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八年抗战，国军与日军展开了22次正面大会战，其中胜少败多。湖南打了六次大会战，四胜一平一负。在湖湘大地上爆发的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国军将士和湖南军民打出了军魂与民族气节。
但是，衡阳失守后，滇桂铁路沿线的桂林、义山、独山等重要关口相继失守，中国后方的湖南粮仓以及西南补给线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1944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
大片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百城失守，大批国军将士阵亡，经济几近崩溃，物资消耗殆尽。中国被日军全面封锁，物价大幅度跳涨。日军占领湖南时，物价已涨了两倍。1944年的进口比1941年减少了78%，仅占1937年进口总量的6%。
农产品及原材料的短缺，导致工业生产供给严重不足。1944年，面粉、肥皂、皮革产值增速下滑超过20%，耐用品则常年短缺。
战争消耗、经济封锁、供给不足进一步加剧了通胀。1944年，重庆本地生产商品价格较1941年上涨了30倍，外省商品价格上涨了46倍，进口商品价格则上涨了29倍，整个后方的物价上涨了32倍。
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在民族存亡之际，蒋介石高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短短数月，十二万青年投笔从戎，在大西南、缅甸展开大规模攻势。青年军与日军双方在滇缅一带持续交战，环境异常严酷险恶。
此时，战争机器已经严重透支了国体，政府财政濒临崩溃。1945年政府支出较1943年增加了40倍，政府赤字增加了30倍。其中，军费占到政府总开支的69%。
国民政府只能继续依靠货币扩张来支撑如此巨大的开支增量。1945年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较1943年增加了13倍，给政府垫款增加了25倍。
大规模的纸币发行，加上物价管控措施失效，1945年的通货膨胀已经失控。这一年，整个后方的批发价格较1943年上涨了16倍，进口价格上涨了15倍。外汇市场陷入混乱，1945年6月美元对法币，较1943年6月上涨了接近30倍。
八年抗战，中国以举国之力顽强抵抗，透支国体，拼光国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100元可买到两头牛，1938年变为一头牛，1939年可买一头猪，1941年能买到一袋面粉，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个煤球（到了1948年，只能买到几粒大米）。
通货膨胀大大吞噬了国人的财富。早在1940年，公务员、教师以及士兵的实际收入的2/3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工、农业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了1943年，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下跌到战前的十分之一。教师和士兵的实际工资尚不到战前的五分之一。
抗战期间，张嘉璈拟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拟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务。张嘉璈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贵阳一线，以及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后来他又引进外资，先后借外资3000万英镑，试图再接再厉。
这些铁路对战略物资运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事深入，修路计划无法继续推进，张嘉璈于1943年辞去了交通部长职务。同年9月他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中国经历了黎明前的黑暗，但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政府即着手紧急部署受降事宜，将受降地点设在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湖南芷江，并电令日方派代表前往湖南芷江洽降。这是对湖湘大地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嘉奖。
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与宋子文闹翻，于是屡次电催张嘉璈回国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还因此事征询其好友、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建议。
“任中央银行职位之人，必须品性纯洁无暇，而且具有丰富的银行经验，你二者兼而有之，不必怀疑。”
——凯恩斯1945年6月10日给张嘉璈的建议。
张嘉璈回国后赴东北处理交接事宜，后出任了半年的中央银行总裁。在任职期间，他建议蒋介石压缩军费，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先把通胀压下去。
关于通胀的原因，1944年孔祥熙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备忘录中，这样解释：“中国物价上涨之主要原因，系因抗战已七载，军需浩繁，物资日渐缺乏，供应未能适应，加以国际路线阻断，运输困难，国内经济情况，益形艰困。”
在前一年，孔祥熙也为紧缩军费开支而向蒋介石建议:“现有部队之实际人数，似应加以清查，切实调整。于必要时，得将各军事机关酌予裁并。”
陈诚晚年回忆，他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时，“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在当时战乱年代，吃空饷应该比较普遍。美国银行家杨格比较早发现了这一现象，顾维钧的回忆录和杨格的《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都有记录。
张嘉璈之后去了美国做学者，他写了一本关于抗战通胀的书籍——《通胀螺旋》。他在书中描述了抗战结束前的社会经济面貌或许更为全面：
“在抗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后方已经毫无生气可言。普通消费者的所有储蓄和可变卖的财产，都被用来维持生计；税吏和士兵的强取豪夺使农民痛不欲生；军队的逃兵每天都在增加。全中国的抵抗精神被无情的通胀给扼杀了。如果胜利不是在1945年8月到来的话，后方的经济会很快瓦解。”
国破家亡之际，国民政府能够号召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却没办法以众志成城的方式抗击通胀。国民政府号召节衣缩食，1970年代美国卡特政府号召节省石油，这种全民行为抗通胀违背规律，亦是徒劳。
恶性通胀将国人逼入死亡的陷阱，人人自危，人人求生。通胀以及被通胀倒逼的求生欲，摧毁了国家的经济资源和货币金融体系，打击了抗战精神和抗战力量。
但天佑中华，我们还是赢了。
后记
1946年，通胀再次爆发，几年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一份长沙“小春秋”晚报载：解放前夕，工人上午领到一个月的薪水可以买到五斗米，到下午只能买两斗米了。浏阳东乡的一位农民在长沙太平街一盐号买20斤皮棉，装袋时他发现棉花里有一捆钞票，就一声不响把钞票装进了麻袋，自以为发了点小财。满心欢喜。回到家里用秤一称，那捆钞票的面值还抵不上棉花重量的价值，令人哭笑不得。
另有记载，1949年，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
面对通胀，宋子文抛售了60%的黄金储备试图拯救法币，但无力回天。被誉为“学问界恩人”的王云五执掌财政，组建年轻精英，踌躇满志地推出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改革。“太子”蒋经国则奔赴上海，意气风发地打击投机倒把，试图稳定物价。但金圆券改革和平抑物价均以失败告终。
金圆券在1948年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飙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1949年，国民党大败退至台湾，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特地回了奉化老家一趟。临走前，老乡问他何时回来，蒋介石伸出三个手指，示意最多三年。
12月10日，夜幕低垂，约十一时左右，蒋介石与继续留守军校中的顾祝同等人告别，随即搭乘飞机从成都飞抵台北。此去一别，他再也没能踏上中国大陆的这片土地。
参考文献
【1】通货螺旋，张嘉璈，中信出版社；
【2】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上海人民出版社；
【3】顾维钧回忆录，顾维钧，中华书局；
【4】陈诚回忆录，陈诚，东方出版社。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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