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技术水平很高的现代，鼠疫能够得到很好地控制，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绝迹，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它曾经是人类历史上面临的最可怕的传染病，两千多年的三次大流行直接导致了数以亿计的生命死亡。
这么一个可怕的病魔是如何被控制住的呢？这段人类与鼠疫斗争的历史可谓是曲折而漫长。
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医疗水平都相当之差。面对鼠疫的进攻根本不仅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还愚昧无知地搞出许多奇葩治疗办法加重病情。这一点上，欧洲中世纪的人们最有发言权。
1347年至1353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欧洲首先集中爆发，仅仅数年的时间就造成全欧洲2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占到当时全欧洲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鼠疫也正是在这次爆发中得名“黑死病”。
当时的欧洲近乎成为人间炼狱，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在其短篇小说《十日谈》里就曾描述过当时的惨状：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茔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起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面对无法独善其身的黑死病。欧洲人寻找了N种奇葩治疗法：
1、放血疗法
欧洲中世纪西医的放血疗法与中医目前还在使用的针灸放血疗法有很大的区别。中医放血疗法重在用针扎刺激穴位而出现极少量的出血，而西医的放血疗法是真正意义上的“放”血（出血量极大）。这种疗法源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的体液说，他们认为人类生病是因为体液失衡，放血会使体液平衡进而治病，黑死病的治疗自然也不例外。欧洲人在中世纪对放血疗法极度痴迷，但这种疗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反而容易诱发伤口感染，加重病情。
2、吃祖母绿
中世纪意大利医学家詹蒂莱·达·福利尼奥认为祖母绿拥有强大的治愈力，吃下去百病全消。不过，祖母绿作为一种宝石是很珍贵的，一般人也吃不起。至于味道跟口感，应该跟玻璃差不多。
3、不洗澡
14世纪，欧洲很多医生认为黑死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用热水洗澡会让毛孔张开，让空气里的黑死病进到身体里来，而长期不洗澡皮肤上长期积累的污垢就能隔绝空气，防止黑死病，欧洲人居然对此深信不疑。
4、吃发霉的蜂蜜
欧洲人以往的经验认为发霉蜂蜜能解毒，当然也能治黑死病。不过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吃发霉的糖蜜来治黑死病还是有点科学依据的，因为发霉产生的青霉中含有青霉素可以杀菌，但直接服用发霉蜂蜜药效究竟能发挥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腹泻、呕吐怕是少不了。
5、鞭笞自己
天主教会在黑死病面前，腐败无能的本性暴露的淋漓尽致，他们只会将黑死病的爆发说成是上帝的惩罚，只有更加虔诚地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才不会得黑死病，才能够治好。当时愚昧无知的很多底层基督信徒深信不疑，在1348年的德意志就出现了一批被称为“鞭笞者兄弟会”的人，这些人往往赤裸上身，一边呼痛哭流涕地向上帝忏悔，一边用皮鞭和木棍使劲抽自己，一直抽到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为止，这样的愚昧却引来了无数人的膜拜和效仿。
6、杀犹太人
欧洲原本就对犹太人极度歧视，黑死病爆发时，欧洲天天死人却找不到任何原因，很多种族迫害者就散布是犹太人四处投毒导致的黑死病，于是欧洲多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迫害犹太人浪潮，甚至造成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的极端案例。
7、穿戴“乌鸦”装备
黑死病横行时很多医生为了防止感染，就身上穿着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衫，头顶戴着黑帽子，脸上套上可过滤空气、跟鸟嘴一般的面具，眼睛隔着一层透明玻璃，手上戴着白手套。整个人看着像个乌鸦，人们深深地相信这样的装备可以保护自己不被黑死病感染。
除了以上的奇葩方法之外，中世纪的欧洲人还曾经用大便涂抹肿块、用尿洗澡、把蟾蜍放到胸前等重口味方法来防治黑死病，为避免引起读者不适，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站在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中世纪欧洲人的方法可谓是奇葩、愚昧到了极致，因而不可能对黑死病产生任何防治效果。此后的好几个世纪，欧洲还是没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黑死病，但死亡率却大大降低了，而且18世纪以后，更是在欧洲几乎绝迹了，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免疫力的产生。
从免疫学的角度来看，中世纪黑死病大流行造成约1/3的欧洲人死亡，剩下的人自然会对黑死病产生抵抗力；此外从进化学的角度再看，接二连三的遭遇黑死病，欧洲人在一定程度上进化出抗击黑死病的能力。
第二，隔离法的广泛运用。
黑死病在欧洲集中爆发的时候，当时的米兰大主教无意间发现了能阻止疫情扩散的好办法——隔离。大主教下令发现最先发现病例的房屋，立刻砌砖封死门窗，建好围墙，凡是围墙内的人，无论生死、患病与否统统不允许外出。结果，奇迹出现了，米兰没有出现疫情的蔓延。从此以后，隔离成了全欧洲司空见惯地防止黑死病蔓延的措施，效果比较明显。
第三，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
中世纪黑死病集中爆发之后，欧洲很快就迎来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欧洲社会逐步走向转型，科技进步十分迅速，工业革命的如火如荼也给了欧洲人建立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技术。欧洲人不洗澡、不注重公共卫生的毛病也逐渐消除。例如，兴起肥皂工业并养成用肥皂清洁的习惯，挖掘宽敞的下水道，并重视对垃圾的处理，还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因此越来越注重公共卫生的欧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鼠疫。
中国古代也出现过多次鼠疫大流行，其中，明末清初年间的大流行就间接导致了明亡清兴。面对瘟疫，中医之前一直依据的《伤寒杂病论》明显不管用。此时，明末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亲历走访了全国的疫情之后，写出了《瘟疫论》，开创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的先河。他提出的“疠气”致病学说虽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并不完全正确，但确实给后世防治鼠疫提供了依据。
19世纪末，我国华南地区鼠疫再次大流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此次鼠疫防治主要是民间自救，陆续出现了很多防治鼠疫的中医著作，例如吴宣崇的《治鼠疫法》、黎佩兰的《时症良方释疑》、陈兆祥的《急救鼠疫传染良方》、罗汝兰的《鼠疫汇编》。
其中广东名医罗汝兰的《鼠疫汇编》中独创的加减解毒活血汤影响最大，根据《鼠疫汇编》的记载，加减解毒活血汤的主要药方为“柴胡2钱……赤芍3钱，桃仁8钱（去皮尖，杵碎之），红花5钱，川朴1钱，甘草2钱。”
《申报》在转载当时人的说法时提到：“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他乡用之，十愈八九。是年见症几三百，施药二百七十余，共死四十余人，除误医与不服药二十余人外，尚救九成有余。”罗汝兰治疗鼠疫的成功率居然高达90%以上，不过由于记载的来源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故真实性大打折扣，但能看出中医在治疗鼠疫上还是有很多积极作用的。因此，《鼠疫汇编》至今仍然是中医治疗鼠疫必须参考的文献之一。
了解中国人抗击鼠疫的历史，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伍连德。
1910年11月，以哈尔滨为起点，我国东北爆发了鼠疫，疫情十分严重，相关资料显示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前往东北。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疫情严重，日本和俄国也出兵抢夺防疫权，并借此攫取利益，更可怕的是这次鼠疫疫情与以往世界医学界所知的腺鼠疫情况不同，是一种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飞沫传播的新型鼠疫，多国医学家对此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伍连德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踪流行经路，逐渐找到了这次鼠疫的特点，他将这次的鼠疫命名为“肺鼠疫”，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为防止飞沫传播，还发明了一种双层纱布囊口罩（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广泛佩戴，这些措施立竿见影，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将这次传染性极强的肺鼠疫疫情给扑灭了。
伍连德解决东北的鼠疫大流行的壮举，帮助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并率先在中国建立防疫医疗体系，我们当今的防疫手段和思想很多还研习着他的路线。伍连德还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在鼠疫传播中的作用”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人。
1894年，法国生物学家耶尔森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并在第二年研制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疗鼠疫的血清，为了纪念他，鼠疫杆菌又被命名为鼠疫耶尔森菌。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
鼠疫杆菌和青霉素的发现让鼠疫的防治步入了更加科学高效的“抗生素时代”，其防范和治疗方法也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有效。经过二十世纪的多次科学实验和临床应用，目前临床上已经确定磺胺类药物、链霉素和庆大霉素等是治疗鼠疫效果最好的几类药物。人类经过近千年的不懈的努力，终于将这个危害极大的头号传染病给控制住了。
这里普及一下鼠疫的相关知识，鼠疫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三大类型。虽然它叫鼠疫，但其实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并非老鼠，而是虱子、跳蚤叮咬患病的啮齿动物之后再叮咬人来传播的，至于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则主要是肺鼠疫才会有。历史的经验和科学告诉我们，保持个人和公共卫生，消灭老鼠、虱子、跳蚤等传染源，实施严格的检疫防疫隔离措施，发病及早治疗，鼠疫是完全可以被防治的，它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巨大破坏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鼠疫的死亡率已经被降到了10%以下，而且我国对鼠疫防疫的重视（鼠疫被列为我国法定甲类传染病的第一位），鼠疫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已经基本绝迹，只有西北地区等带菌动物（野鼠、野兔、旱獭、野狐等）比较集中的自然疫源地偶尔会出现几个散发病例。
文：博陵清河
参考文献：
[1] 薄伽丘 《十日谈》
[2]罗汝兰 《鼠疫汇编》
[3]《申报》
[4]吴有性《瘟疫论》
[5]黎庇留《清代广州甲午流行用药经验》
[6]伍连德《鼠疫斗士——一个中国医生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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