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游历结束回京后，本想全力编撰史书，不料朝廷慕名聘请他为“郎中”。此“郎中”并非医生，而是掌守皇廷门户及出入车辆的低级官员。汉武帝巡行郡县，祭祀五帝、观省民风、封禅泰山时，郎中就成为车驾的侍从。对司马迁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以前游历是私游，现在出游是官游，既可继续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观市井，察民风，又不用考虑费用问题。
此后二十多年间，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先后巡幸甘泉（陕西淳化县西北）、荥阳、固原等地，足迹大半个中国。游历之助，使他胸有天下古往今来的大势，这是他在史学、文学、地理学上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
忍死须臾成巨著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父亲已于多年前病逝，临终前希望他也能做一名正直的史官。
司马迁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多年的心愿，全力编撰从上古到汉初的史书。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庞大工程：一是时间跨度大，共计3000多年；二是古代资料尤其是上古资料很缺乏；三是以前史官都写断代史，没有这种记录跨多个朝代历史的写法；四是中国太大，地理知识收集并不完整，还需要经常到外地考察。好在司马迁早从游历中练就了不畏困难的品质。他从巡游收集的资料开始，结合国家史馆的存书，开始了漫长的编撰之旅。
转眼到了公元前98年，编书的第10年，也是继续游历的10年。从18岁到48岁，司马迁30年间有大部分时间在野外渡过的。
司马迁画像(来源：纵横百世网)
史书未编成，横祸从天降：由于在李陵事件中为飞将军李广的后人说了几句公道话，惹得汉武帝发怒，赐予腐刑。他几度想寻死，最终因史书未完成而不得不忍辱活了下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呕心沥血，发愤创作，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通史巨著——《史记》。
《货殖列传》放光彩
《史记》在世界历史、文学、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汉朝以后的专家、学者均在史学、文学方面著书讨论。对于它与地理学的关系，明朝时才出现相关著作。其实，《史记》的地理学价值弥足珍贵，它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名著。
《史记》影印本(图片来源：纵横百世网)
《史记》的地理学内容，除了融入精彩的人物传记外，还专门用《货殖列传》来详细叙述汉初全国经济发展的形势、过程，概括了当时全国经济区的区域位置、天然资源、人口密度、社会习俗、经济特点等内容。至今仍然是中外学者研究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边疆地理的宝贵资料。
顾名思义，货殖就是“货币繁殖”之意，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求利的过程。作为《史记》专门介绍经济和地理的篇章，《货殖列传》把全国30多个城市按地理位置分为几个经济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中经济区。关中属于平原地形，沃野千里，农业耕种历史悠久，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较高。关中经济区的主要城市包括咸阳、长安等，以长安为首。长安因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吸引力和辐射能力都很强。长安包括北面至戎、翟少数民族地区，东面到三晋，韩、赵、魏地区，西南至陇、蜀、四川、陕南、甘、青一带，人口密度大，文化水平与经济应变能力高，朝廷要高度重视对它的管理。
关中的附属经济区，南面有巴蜀区，城市以成都为代表；北面有天水、陇西等四郡，相当于现在的甘肃地区。关中经济区的重要性，正如书中所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三河经济区是第二大经济区，主要包括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等地。三河指河东（山西西南）、河内、河南（河南北部）。三河经济区是中原商业、交通的枢纽，《货殖列传》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南，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三河最重要的地市是洛阳，为交通转运必经之地，控制着关中出华北平原的通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
汉朝四大经济区地形图(图片来源：精英网)
《货殖列传》还介绍了燕赵区、齐鲁区、楚越区等经济区的地理、物产及重要人物情况。用简洁的语言描绘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经济地理的轮廓，反映了当时各经济区最本质、最重要的地理特点及各经济区的地位。这些描述对此后的经济思想和区域地理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介绍经济区外，《货殖列传》还开创性地研究“人地关系”。即人文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关联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两大要素。司马迁在书中把人类的劳动看作是地方经济开发的前提，地理环境富饶并不代表经济繁荣，地理环境差一些也但可以发挥本区的其它优势。比如，他第一次游历时就发现江南虽“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却“无积聚而多贫”。这种人地关系的认识相当超前。正如地理学专家侯仁之所说：“《货殖列传》创造性地说明了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地理环境提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这方面讲，司马迁无疑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先驱。
地理研究路漫长
重文轻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对《史记》的地理学研究直到明朝时才渐渐出现就不足为怪。明朝研究这部通史的地理学者中，以凌稚隆较为著名。他在《<史记>评林》中用“太史公论淮南、衡山谋为叛逆，而归之荆楚俗薄，彪勇轻悍”来说明《史记》已开始对地理人俗进行综合描述。到清朝时，学者们开始正视《史记》的地理作用。清初学者潘永季放开视野，大胆地把《史记》比如一幅舆地图，他认为，“（此图）既有《项羽纪》之棋布星罗，又有《货殖列传》之绮回秀错，真是化工矣。”
《史记评林》影印本（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明清之后，关于《史记》与地理学关系的研究趋于沉寂。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现代方法研究《史记》与地理学关系的系统研究论著才陆续出现。有两部书值得一提，一部是2005年1月出版的《<史记>研究集成》系列丛书。该丛书第八册《<史记>史学研究》所收的论文集中在对《货殖列传》的专业研究上，引起学者专家的重视。另一部书是吴宏岐、王元林等著的《司马迁与中国地理》。此书2006年9月于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共5章，22万余字，内容涉及到《史记》的地理学思想、《史记》与中国人文地理、《史记》与中国区域地理和地图学等五方面，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这部由“中国史学之父”游历30载、忍辱编撰的史学名著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及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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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专著《司马迁与中国地理》，作者吴宏歧、王元林等，2006年9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专著《潜迹明工的古代地理》，主编李穆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论文《<史记>与地理学补述》，作者李会康，《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9月。
4．论文《<史记>——地理学研究的一部佳作》，作者晏波，2007年5月《天水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