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模特、审美劳动和超经济逻辑
颜值，源自日语“颜面偏差值”，字面意思是指外形的价值。这意味着在消费社会，外形与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被估价及流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学家丹尼尔·哈默米肖（Daniel Hamermesh）便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中外形特征与雇佣收入的关系。他在《美貌买单：为何有魅力的人更加成功》（BeautyPays：Why Attractive People Are More Successful）一书中指出，比起相貌平平的同行，外形出众的员工更容易获得高收入和晋升机会。哈默米肖将这一类研究命名为美貌经济学（pulchronomics），它说明好的外表的确能够换来不菲的物质回报，相应地，人们为美化形象进行种种改善与投资，也可以被认作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但是，量化美貌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由谁来制定？除了长相，身体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市场价值？哈默米肖研究的职业领域并不强调外形，那么，在一些几乎完全由外形展示构成的行业，比如说演艺界，一种被广泛追捧的外形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在肯定美貌溢價现象的前提下，美国社会学者阿什利·米尔斯（Ashley Mears）试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做出具体回应。她的《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正是以时装模特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在质疑美貌的中性立场的同时，着力重现时尚行业错综复杂的生产运作机制。
时装模特拥有先天的外形优势，可谓是造物主的宠儿，他们身着当季最流行的服饰、完美地出现在潮流杂志和各种推广当中，在普通消费者看来，模特就是时尚的化身，这是一份让人艳羡的职业。可惜事实并非如此。米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赢家通吃才是模特行业的通则：“时尚界只有极少数的人主宰最高等级，得到金钱与看得到的荣誉。”长期盘踞收入榜首的超级模特吉赛尔·邦辰（Gisele Bunchen）是大赢家，备受设计师喜爱的凯特·莫丝（Kate Moss）是幸运的，中国模特刘雯跻身世界超模之列，也是可喜的——但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模特的劳动付出与回报极不对等。
由于工作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有不少模特到最后只能宣告破产，这与人们想象中的光鲜与奢靡实在是格格不入。更关键的地方在于，大量模特的低收入状况与外形是否出众并无直接关系，这种局面应更多归咎于他们的地位：时装模特身处行业层级制的底层。在米尔斯整理并勾勒出的时尚文化市场生产机制里面，模特身价不是一人说了算，而是由星探、经纪人、助理、造型师、摄影师、杂志编辑、设计师等共同决定。至于这套机制的稳定运行，则有赖于对惯例、规则、客户要求的共同维护以及小道消息的迅速传播——“无形的社会世界一直运作在时尚背后，努力将文化价值加诸‘外表’之上。”也就是说，经济学假设美貌与收入之间有普遍性的正向关联;但涉及某些身体展示类职业时，这种联系却被“不为人知”地切断了。米尔斯之所以能对时装模特做出如此精准且独到的剖析，与她曾是模特、后受训于社会学的经历有关。以学者身份“潜入”模特世界，米尔斯的实践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一、“模特教授”身份与双重研究视角
自青少年时期开始，米尔斯便在课余时间兼职做模特。一直到二十三岁，当她决心离开这个青春饭行业、开启新的学术生活之际，一名星探却极力游说她回到模特行业，并且反复许诺一定会让她出人头地。出于对性别政治的研究志趣，米尔斯最终与纽约和伦敦两家中等规模的模特经纪公司签约。自此，她前后参加了“五届时装周，上百次面试，几十种模特工作——走秀、杂志棚拍和户外拍摄、产品目录拍摄、位于纽约第七大道的服装展示室的试衣”（25页）等，甚至为一线品牌走秀，足迹遍布美国、日本、英法等欧洲国家。本书的田野资料，正是源自作者两年半时问的亲身实践与参与观察。在获得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她进入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因为身兼模特与学者的双重身份，米尔斯也被《纽约时报》称为“模特教授”。
《美丽的标价》研究的是时尚行业，这一面向丰富了自芝加哥学派以来，美国社会学更重视边缘族群的学科传统。模特虽称不上精英阶层，但他们既是连接欲望与消费的重要中介，同时也具备与演员、歌手、名人或者偶像类似的“造梦”功能。作者的用意不只是在于揭露时尚界的黑暗面或者潜规则，而是在解开迷思的同时，通过从上而下梳理行业架构的方式，指出模特是一种新型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外形资本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因此，该书在章节安排方面，除了前两部分从市场体系角度进行整体介绍之外，研究的主体部分不仅对时尚圈的审美话语与行业规范进行了深入解读，也从族裔、性别政治、商业与艺术的分野等多重角度补充阐释模特在这一行的不同境遇。可以说，赋予模特的优越感抹去了个体大量的劳动付出，其中非白人和男性群体不得不面临更多歧视和剥削。
当米尔斯再度踏入时尚界，学者身份要求她既要思考田野调研中常见的伦理议题，更要决定以何种方式写作。前者要获得“内部人”的视角（肖索未：《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且不说在海量的实地考察中“挣扎”“彷徨”是再常见不过的感受;后者——也就是自我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则让问题难上加难：“我”如何分辨模特/生活和学者/专业之间的分野？关于对研究对象，同时也是“我”的“共情的理解”，又应该如何将个中滋味展现给读者？比如，米尔斯要谎称自己十八岁、调整三围数据，要日复一日地承受面试和试装工作中常见的忽视、拒绝甚至羞辱。即便如此，在某些时刻，她却打算延迟甚至放弃学业，做一名真正的全职模特。米尔斯道出了模特的外形、情绪和性格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审视与规训，在我们熟知的人力、技术、知识等劳动生产力要素之外，“美”也构成了服务业经济中新兴要素之一。
二、审美劳动：好的外形与个性缺一不可
“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契机，离不开服务业的急速扩张，特别是品牌化、差异化经营的时代背景。“审美劳动”这一概念由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沃赫斯特（Chris Warhurst）、丹尼斯·尼克森（Dennis Nickson）、安妮·维茨（Anne Witz）三人（又称“斯克莱德学派”）于二00一年率先提出。在对某些英国服务和零售业的招聘广告观察过程中，他们总结出，这些广告不约而同地要求应聘者具备“时髦”“新潮”“外向”“颇具魅力”“能言善道、形貌俱佳”等特质，简言之，就是要“看上去满意、听起来恰好”，是相对于“硬实力”的反面存在。审美劳动遍布零售、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这些行业雇用外形与个性俱佳的年轻人，既能够像“行走的招牌”一样宣传品牌特色，又能为普通大众提供中产阶级的生活范式。
模特可以说是最能直观体现这一类审美劳动的特质，这份工作需要一个高度物化的完美外形，因为客户雇用他们的终极目的，在于展示和销售商品，让大众接受并践行符合其利益的价值观。为了符合职业要求，模特们需要不断地健身、节食、减肥来应对面试、试衣和时装周，女模特必须尽可能地年轻、瘦削，男模要展现坚实的肌肉线条，而少数族裔模特要克服更多的难题，比如说肤色不能太深，五官、骨架包括气质都要尽量接近白人模特标准。这份工作的另一特殊地方在于，其他工作的获得需要长期的能力训练，例如取得文凭、奖项、资格认证等，才有可能赢得工作机会，工作内容大体上是长期而稳定的;但模特工作正好相反：大部分模特属于“靠天吃饭”，有时候工作机会说来就来，个体几乎没有自主权或知情权，失去工作也找不到缘由。因此，另一位研究时装模特的社会学者威斯辛格（Elizabeth Wissinger）认为，模特们必须时刻“在线”，包括私人时问、拍摄状态以及社交媒体层面等，直至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时刻履行的义务。
讽刺的是，有时一名模特成为“当季流行”的新星不是因为好的外形，而是拜个性所赐，真正的考验在于保持积极、外向、友好的个性，在频频遭遇无人告知理由的落选和失败的时刻，尤其要“谨慎地避免情绪卷入”“积极应对拒绝”（159页）。情感的职业化管理至关重要，这在后工业化社会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技能。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情绪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中发现，航空公司把乘务员的“微笑”当作服务产品的一部分纳入管理，操控并规训乘务员的情感表达;乘务员是情感劳动者，通过情感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并在情感劳动中失去了自我。可以说，情感可能被控制或自我演化、自我压迫成劳动过程的一部分。关于好的个性，米尔斯是这样总结的：理想的模特可以随时应征和表达正确情绪;乐于工作;天性乐观努力、无忧无虑。换句话说，模特的外形、个性，甚至真实的情感，都需要共同协作来承担这份工作对他们无情的征用。
三、超经济逻辑：名望胜于金钱
外形与个性，只是模特工作的第一步，赢得业内地位与声望，进而拿下广告代言才是终极目标。事实上，时尚行业与其他成熟的文化工业一样，符号价值比商业价值重要得多。米尔斯在书中反复提到，模特行业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差距过大，以至于无法估计该行业收入的平均值。还有更关键的一点，金钱与名望不可兼得，获取名望在诸多意义上都胜过纯粹的金钱所得。虽然电影行业会区分艺术和商业类别，音乐也有古典、独立和流行的分野，这或多或少带点孤芳自赏的意味，但模特行业不同，名望是睥睨一切的存在。
这种带有古典余韵的等级观念，正是基于时尚行业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形成的：商业圈和媒体圈。如下表所示，商业圈的好处在于能获取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客户对模特外形、个性与年龄没有过度要求，但这一选择相当于断送了在模特行业可能获得的地位与声望。而有名望的媒体圈模特却可以跨界或转战商业圈继续职业道路。前面提到的刘雯，正是在二00九年前后包揽了各大著名时尚杂志的封面，并创下亚裔模特单季走秀场数的最高纪录（七十四场），同时成为第一个登上“维多利亚的秘密时尚秀”舞台的中国模特，她成为时装帝国难以复制的奇迹。绝大多数模特依然要做出选择，究竟是相信经纪人夸下的海口，还是选择踏实拍摄商品目录？
米尔斯断言，商业圈没有太多成功的悬念，因为赌注几乎都押在了媒体模特身上。从星探发掘到签约经纪公司，再到推销给客户群——他们有面试导演、造型师、杂志编辑、设计师、摄影师等，这个估值群体正是以经纪人为媒介，由他们联系麾下模特和客户，并共享“对时尚的热忱和对于前卫外形的尊重”（221页）、对服饰设计传统的服从、超经济逻辑等观念来生产当季流行的“外形”。经纪人不需要高学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估价体系指导，全靠人际关系和营销手段，其中不乏哄抬模特身价等炒作手段。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他们所依赖的正式与非正式的信息共享机制，导致某种时尚的流行不過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圈内人竞争与合作的结果，与真正的价值判断无关。
米尔斯的研究对于探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中一些“未命名”的社会议题具有启发性。如今，名目繁多的美容项目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男性化妆不再罕见，娱乐行业更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分工，叫作偶像，他们的工作与模特非常相似——不要求具备天赋或者专业技能，而是需要符合时尚潮流的外形，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尽责“营业”，表现友善、积极的个性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在不少媒体报道的渲染下，偶像仅靠“外形”便能轻易获取商业代言、演出机会甚至高额薪酬，但是，甚少有讨论涉及解释某一类外形缘何被标榜、被推崇，进而引发所谓“带货”现象，而偶像本身为此付出的隐形劳动，也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引入劳动社会学中的“审美劳动”概念，对分析本土语境下文化生产者网络的构成、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美”的表征、“美”的功用，将会带来新的、积极的启发。
作者：莫沉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