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荆轲刺秦王“幸好是插曲”

荆轲刺秦王:幸好是插曲    

在我国历史上,荆轲刺秦王,堪称大事,家喻户晓。人们言及荆轲,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燕太子丹率众宾客与其诀别的慷慨悲歌场面。《战国策·燕策三》这样描写: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夸张渲染,甚至演绎出了带有荒诞色彩的故事。司马迁曾感慨:“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荆轲论》五篇”。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其文已佚。后来吟咏其人其事,成为历代文学作品中的题材。人们大多持欣赏、肯定态度。对荆轲未完成刺秦“惊天伟业”,心存遗憾,感慨良多。荆轲也被涂抹了“悲情英雄”色彩,成了壮志未酬的“遗憾者”的代名词。

但事实上,荆轲是被“逼”出来的豪杰,其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战国三大刺客,豫让为了报答“知伯以国士遇臣”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刺杀赵襄子,体现“士为知己者死”的执着信念。聂政深感“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他为了回报韩国权臣严遂“看得起自己”的厚遇,觉得“应该”去刺杀韩傀。虽是被严遂利用,无关乎“正义”,但聂政却是出于自愿。豫让与聂政,都体现着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荆轲的行为动机,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起初,荆轲由卫至燕,“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后来好友田光告诉他,已在燕太子丹面前,举荐他去“图国事”。在田光自杀以激将后,“荆轲遂见太子”。虽然“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苦劝,但荆轲开始并不情愿,不为所动。“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于是,“太子丹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这实际上是强人所难,强加于人,非荆轲本意。即便如此,“久之,荆轲未有行意”。面对一再催促,“荆轲怒叱太子曰:‘……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诀矣!’遂发”。荆轲明知此去必死,但若不去,太子丹也不会放过他。两者结果相同,索性不如刺秦王而死。荆轲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身不由己才去刺秦王。谈不上重义轻生、反抗暴秦、勇于牺牲,并非充满豪情、义无反顾的“义士”或“高大”英雄。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许多地方或以简短议论,或以叙述甚至抒情口吻,表明态度。有时一字含褒贬。在《史记·王翦列传》里言:“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用一“贼”字,或许表明着情感色彩。《资治通鉴》删去了易水送别场面,可能表明了司马光并不称道的态度。

荆轲为何失败?曾在邯郸“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的鲁勾践,认为“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盐铁论·论勇》载大夫曰:“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陶渊明《咏荆轲》叹惋、赞赏道:“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法,颇为新鲜:

余謂荆轲之不成,不在荆轲,而在秦舞阳;不在秦舞阳,而在燕太子。舞阳之行,轲固心疑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待它客与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轲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怆,自知功之不成。

实际上,荆轲本人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对此已回答。“事所以不成者,以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因为此前太子丹设计的第一步计划为:“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此举不行,“因而刺杀之”。由荆轲现场行为看,应该也是想“活捉”秦王。但第一步不成功,哪还再有机会?此事由在现场、目睹事件全过程的侍医夏无且,讲述给公孙季功、董生。后者“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司马迁据此记载,应具真实性。

若荆轲成功,我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但荆轲若成功,对社会、百姓,果真是好事?荆轲刺秦王在公元前二二七年,此时韩已为秦所灭,其他五国都还在抵抗。秦国内部,大将王翦、辛胜、杨端、李信等手握重兵,正在外攻城略地。秦还有一个大将桓齮,被赵国名将李牧打败后降燕。“父母、宗族,皆为戮没。”秦王还用“金千斤,邑万家”悬赏其人头。杨宽《战国史》以为《史记·刺客列传》里的樊於期即桓齮。荆轲告诉樊於期:“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樊於期自杀。“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荆轲于是捧着人头,“与燕督亢之地图”,藏着“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的徐夫人匕首,去刺杀秦始皇。但荆轲若刺杀成功,秦国很有可能出现内乱,进而波及天下。对此,太子丹是清楚的。“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问,诸侯得合纵,其破秦必矣。”如此,燕与其他诸侯国,得以苟延残喘,这是太子丹想要的结果。苏洵《六国论》不无遗憾地设想:

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但试想:即使秦内乱,即使诸侯又合纵破秦,但天下大势得不到扭转,混乱分裂格局不会改变。不能解苍生之苦,不能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能顺延已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乱局面,推迟孟子所说“定于一”的历史进程。这无益于时代,无益于社会,无益于百姓。战乱多一日,民众苦海深一重。谁也不愿意再继续维持这种拉锯争战的惨烈局面。对其他诸侯国君臣而言,秦是最大敌人,但对天下生民而言,无休止的战乱,才是最大敌人,最致命祸患,最惨烈现实。越早结束战乱,百姓越早脱离深重灾难。所以,荆轲失败,对社会、对天下苍生而言,未尝不是好事。荆轲的行为加速了燕亡,也加速了秦统一天下的步伐,客观上又做了件好事。

人们对荆轲抱以同情、惋惜之情,很大程度上,是对秦抱有偏见,不愿接受来自西域的“虎狼之国”统一天下的事实。秦在征战杀伐的兼并战争中,确实残暴至极。如公元前二九三年伊阙之战,秦将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二七三年华阳之战,白起大胜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公元前二六0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降卒四十五万;公元前二三四年平阳之战,秦将桓漪大胜赵军,斩首十万。面对暴秦,人们希望荆轲刺杀成功,在情理之中。

但话说回来。春秋战国“无义战”的几百年问,有哪个诸侯国君,不是“乐杀人”者?“嗜杀人”者?有哪场大战役,不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堆起累累白骨?齐国在公元前三一四年攻下燕国,“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使燕国百姓“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试想,在当时只能以战争平息战争的环境、形势下,有哪个诸侯国君能不靠血腥杀戮,而凭借善良、仁慈,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实现统一?这绝不是说秦国的行为合理,但在乱世年问,面对“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的现状,谁能及早结束生灵涂炭的战乱局面,统一天下,让社会安定下来,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谁就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谁就是时代的强者与英雄,抑或救星。这是民心所向,社会期盼,历史呼声。秦能统一,非老天青睐,“赋予”其使命,而是靠一场场征战取得的胜利,凭借武力硬生生“打”出来的结果。李白《古风》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统一与“天下应该统一”的“大势所趋”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正因如此,秦始皇堪称“千古一帝”,“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但统一之后,秦“仁心不施”,“乐以刑杀为威”。从思想文化发展史角度看,人们能接受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黄老文化,能接受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自由、丰富、开放、多元文化,能接受以仁义礼智信及忠孝等丰富内容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能接受外来的、倡导人们积德行善,有着悲悯情怀、敬畏意识的佛教文化,唯独不能认同、接受以暴虐、专制、集权、愚民、利己、享乐为核心的秦国文化。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焚书,“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重法绳之”的坑儒,“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极端文化禁锢,试图摧毁思想的土壤,打碎文化的基石,摒弃精神的家园,远离心灵的故乡,毁坏文化的“根”与“魂”,割断赓续的文化脐带与血脉,扑灭氤氲的文化香火,建立异样、另类的“秦文化”,让后代人找不到思想的出发点,无心灵立足点,精神归属地,成为文化上的游子和流浪者,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虽然弟子对孔子评价很高,孟子也努力推崇其为圣人,但春秋战国分裂、混乱时代,孔子并未受重视,儒家思想不可能定于一尊。在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尊奉,使得民众膜拜,孔子地位历久弥高,以至于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孔子生而为圣。《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云:“昔仲尼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清人皮锡瑞《经学通论》“序”言:“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合此而无以自立者。”在中国历史上,谁要撼动孔子的圣人地位,谁要对“六经”不敬,谁就是在人为制造精神的荒漠,会激起民族的集体愤怒情绪。不仅情感上不能接受,而且会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这是一种浓厚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秦始皇正好犯了此大忌。他以征战杀伐统一天下,也要以暴力强势思维,建立具有鲜明秦国特色的专制文化,让儒家文化“断裂”,扮演了民族公敌角色,故成为人们一个不得解的厌恶心结。

人们同情荆轲,还应该与反感秦始皇个性、心术、人品有关。为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秦将王翦云:“秦王怛(骄横、粗暴)而不信人。”其他负面评价,如“秦王怀贪鄙之心”;“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始皇為人,天性刚戾自用”。再加上筑长城成为历代人心头恐怖的梦魇,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皇自然就成了一个被妖魔化的暴君,一个草菅人命、戕害生命的屠夫。对他无好感,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所以对秦统一天下,耿耿于怀,希望统一天下的不是强秦,遗憾荆轲未能成功。

但客观、辩证、历史、公允地看,不应将秦统一天下的功绩与统一后的暴虐混为一谈。任何时候,秦统一天下的历史意义都值得肯定。而秦能统一天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开放、包容的人才文化的成功,是持续不断的变法、改革、创新的成功。李斯《谏逐客书》给秦始皇“上课”,告诫他不要数典忘祖时指出:“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枝于晋。”秦自穆公始,眼光向外,形成了地不分大小,国不分强弱,人不拘身份,天下之才,“为我所用”的“大人才”战略。秦国养成了广揽天下贤能,集天下人智慧而取天下的好风气、大格局,取得了“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好结果。任用客卿,“使秦成帝业”。没有放眼天下,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大胸怀、大境界、大气象,很难“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人才文化的核心,在思想、智慧、谋略,其他一切都建立在此基础上,一切成功均在此前提下。《史记-秦本纪》言献公慕求“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实际就是求天下“最强智慧大脑”。即使到了公元前二二五年,在已露统一曙光前夕,秦伐楚,因不用老将王翦之计而大败后,秦王还亲赴频阳,登门向王翦检讨谢罪,并再次起用老将灭楚。秦的成功,印证了“得士则倡,失士则亡”的道理。

战国士人按地域分布、聚集,先后形成了很有特色的“五大学术中心”。《汉书·艺文志》言“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魏国形成了以儒家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术中心”;齐国有淳于髡、邹衍、慎到等“不治而议论”的辩士组成的“稷下学术中心”;楚国相继有以屈原、宋玉、景差等文学之士为主的“兰台学术中心”,以儒家荀况为首的“兰陵学术中心”;秦国有以吕不韦为首的“咸阳学术中心”。儒家的“王道”“仁政”,设想很美好,但那是天下统一、社会稳定后,理想的政治纲领。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乱年间,高喊“仁者无敌”,显得苍白无力。《史记》所记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认识,实为的论。齐、楚也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但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言:“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而文学显然无助于平定天下。反观秦国,吕不韦以富贾之身,弃商从政,以“仲父”之尊,最讲究实用哲学。他紧紧抓住统一天下是历史、社会、民众最大期盼、最迫切要求的时代“最大政治”,以灭六国、定天下为目标,抓住了时代的“牛鼻子”,点中了时代的“穴位”。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但“四大公子”之门,鱼龙混杂,不乏鸡鸣狗盗之徒,难成大器。不像秦国那样,汇集了一批文能运筹帷幄,武能攻城略地的能臣骁将,时代精英。

同时,“战国七雄”中,魏用李悝、赵用公仲连、楚用吴起、韩用申不害、齐用邹忌进行改革,但没有连续性,更没有形成传统。秦国先后任用客卿商鞅、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持续变法、改革、创新。秦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不是偶然。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