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的“关门”外交
道光在位的三十年（一八二0至一八五0），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时期，正如李鸿章所说，此间所发生的事件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十九世纪上半叶也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诸多科学发明发生在这个时期，尤其是蒸汽轮船和电报等的发明，大大拉近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面对前所未有的海外强敌，清朝原来那套怀柔和远交近攻的策略完全不起作用了。
尽管我不同意将一八四0年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线，但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道光朝三十年特别重要。此前的中西冲突发生在暗处，而这个时期却是全面公开爆发。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国人对外界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惧怕海洋、惧怕外界势力打破国内死气沉沉的局面，是当时朝野上下共同的心态。道光皇帝不仅继承了乾隆、嘉庆帝时期的闭关传统，而且变本加厉，再与排外、怯懦两种心态结合在一起，使这几十年的局势始终是一团糟。
国内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以及列强在南方沿海地区越来越频繁的活动，让道光帝忧心忡忡。同其他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也昧于对海外知识的了解，因此认为关上大门似乎更为安全。道光即位后，采取了更加闭关锁国的措施。比如，一八二六年的一位葡萄牙人被礼送出境，这是最后一位在北京任事的欧洲人。此人曾经在钦天监任职，因为清朝没有任何一位官员胜任这个职务。当时在清朝任职最多的欧洲人就是葡萄牙人，至此，获准留下的只有几个俄国人。从此，清朝与西方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东西方的交流再次出现了大倒退。
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道光帝对外部世界同样一无所知，可他又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异域世界对“天朝”的威胁，这是他不遗余力驱逐欧洲人的主要原因。这种无知且惧怕的心态，后来逐渐导致他对异域世界的极力排斥和对抗。比如，他再也不像他的祖上那样喜欢西洋奇器，对于西洋的科学和艺术，他也兴味索然。而西洋的坚船利炮更让他心惊胆战，他认为这可能将构成最大的威胁。道光帝是这么考虑的：绝对不能让西洋人踏上大清这片国土，更不能让汉人接触西洋人;只有坚决屏蔽西洋人，让西洋人那些奇技淫巧遠离大清，大清才有可能是安全的。但是，他也已经隐约感觉到，这个对大清构成威胁的西洋与此前的朝贡国完全不同，他们手中掌握着难以抗衡的奇器。当然，道光帝的这种心态也是当时国人的心态，是当时的国情。
了解这一点，是我们全面理解鸦片战争前中外产生冲突的重要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之发生，绝非仅仅因为鸦片，也绝非因为欧洲人要求贸易和传教。中西冲突，从根本上看，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即传统文明与近代文明的冲突，在当时全球化大背景下，这种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对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西贸易来说，一八三三年是决定性的年份。由于英国经济出现困难，且受到本土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国会于该年通过了一项《特许状法案》，这项法令的出台，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在对华贸易上的独占权，即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此后所有的英国人都可以自由来东方进行贸易。而在此前，东印度公司一直独占中国与英国问的贸易，在瓷器、茶叶、丝绸和鸦片商品贸易中取得巨额利润。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对中西贸易影响巨大。此后，不仅英国商人对华鸦片输入数量逐年大幅度增长，而且来华英国商人数量也逐渐递增。也就是说，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对全世界的贸易产生了影响，中国是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后来的鸦片战争与此直接关联。可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对洋人依旧是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排斥。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英之间因为贸易问题屡屡发生冲突。英国商人要求开放贸易，而清政府则坚持一口通商且只能通过行商进行交易，双方的冲突无法避免。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期间，是与十三行交涉商务事宜，该公司曾在广州设立独立委员会主席一职，专门负责统筹对华贸易的各项事务;但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与十三行打交道的却变成了散商，这让清政府颇为不满和担心。时任两广总督的是清朝老臣卢坤，卢坤多次要求英国政府在东印度公司失去独占权后，尽快再委派“晓事大班”总理中英贸易。
作为两广总督的卢坤不断要求英方派员来华，在英国人看来，卢坤就是清朝政府的代表，他屡次督促英国派官方代表来广州，这让英国政府产生了严重的错觉，他们误认为清廷已经改变了以前的对外贸易的排斥态度，转而欢迎英国商人前来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勋爵于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委任他的老朋友威廉·约翰·律劳卑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奉命来华，全面负责对华贸易事宜。鉴于律劳卑本人对中国国情了解有限，巴麦尊在他临行前做了几点指示：第一，到达中国后要驻扎广州，并设法与中国人保持友好关系;第二，来华后在写给中国官员的书信中，不要使用威吓性的语言，以免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快;第三，一般情况下不要动用武力，也不要向皇家海军请求援助;第四，不要干预英国私商非法的鸦片贸易。
从巴麦尊的训令中可知，英国是想尽量用和平手段保证中英之间的贸易，尤其是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可是他的训令也从侧面反映了英国政府对清朝的一知半解。比如，关于英国代表必须驻扎广州的指示，就引起了鸦片战争前中英之间一次最为激烈的冲突。与巴麦尊的训令针锋相对，当卢坤得知律劳卑来华的消息后，就马上命令广州商行前去调查他来华的目的，并特别强调：如果没有得到清朝政府的允许，律劳卑不能进入广州城，并将此条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
可问题恰恰就出在，律劳卑事先并没有通知清朝政府，在两广总督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广州城;而此时，卢坤派往澳门调查律劳卑行踪的人还没出发呢。律劳卑在英国商馆受到鸦片走私商人威廉·渣甸的热情招待，参加此次招待的还有中国商人伍敦元。伍敦元告诉律劳卑，如果他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为向两广总督转达。但固执的律劳卑一口回绝，他说他要直接联络两广总督，因为他代表的是英国政府。律劳卑给两广总督卢坤写了一封亲笔信，而且是以“公函”的格式，声称其来自大英国，而非“禀”呈。按照此前的惯例，此信当由商行转交，但律劳卑坚持自己进城呈递。很显然，律劳卑的这种做法违背了清朝政府的相关规定，所以并没有人敢将此信转交两广总督。
果不其然，律劳卑的擅自入城，让卢坤怒不可遏，大发雷霆，他认为律劳卑严重触犯了大清国的法律。卢坤连下两条命令，勒令律劳卑马上离开广州，否则他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可能被处以极刑！而此时的律劳卑却认为这位两广总督实在是莫名其妙，其做法也让这位英国人大为光火！比如，当他得知他的名字被译为“劳卑”是“辛劳卑微之人”的意思后，他感觉不仅自己的荣誉而且大英帝国都受到了侮辱。
在双方如何接触、如何沟通的问题上，几乎重演了此前马戛尔尼、阿美斯德的悲剧，而这充分说明这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冲突，而不单单是礼仪和贸易问题。
卢坤下令驱逐律劳卑，但律劳卑并不理会，加上威廉·渣甸等鸦片商人也鼓动他留在广州，因此律劳卑对驱逐令更是不予理睬。不仅如此，律劳卑还在广州城内到处张贴告示，除了对卢坤外交方式的批评指责外，声称如果清廷停止中英贸易，受到损失的将是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卢坤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即全面停止中英之问的贸易，出兵包围商馆，撤走商馆内的全部中国雇员，不许中国人向英国商馆提供任何生活用品。
在卢坤的强硬措施面前，律劳卑毫不退让，他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动用武力来对付清政府的“无理态度”了。因此，律劳卑发表公开声明称，清政府单方面宣布终止中英贸易，不仅会对双方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还有可能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这完全是清政府所导致的;而自己作为驻华商务总监，即英国政府的代表，有责任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如果发生军事冲突，责任完全在清政府。他命令在广州的义律指挥两艘军舰到珠江口，又命令另外两艘军舰开往黄埔。很显然，这是明显的战争挑衅行为。而对英国毫无了解、对英军作战实力估计不足的卢坤，则下令要用武力阻止英国军舰进入珠江口和黄埔，并向英舰开炮。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卢坤之所以敢于以武力对抗英国军舰，是得到了道光皇帝准许的！
卢坤备战不可谓不积极，他将多艘船只装满巨石后掘沉江底，岸边炮台严阵以待，前后调集军队近两千人，而英舰不过两艘，总人数不到四百。英军因为势单力薄，的确不敢大举进攻，但双方交手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英军仅三人阵亡，一艘军舰受轻伤;而清军却是伤亡很大，岸边炮台几乎尽数被毁。
发生在一八三四年的这场比较激烈的中英冲突，本来是清政府借以了解英国的良机，应该从中感受到这个“（口+英）咭唎”与此前的“蛮夷”有巨大不同，至少也应该设法了解他们的炮火为何如此猛烈，舰船为何如此坚固、迅捷。但清政府上下没人考虑这些问题，大清国在遭遇此次耻辱之后，继续关门大吉，他们对外界的事物依然毫无兴趣。官员只关注自己如何保全官位，道光皇帝则坚持认为，英国人之所以敢于触犯大清法律，英国军舰之所以敢于前来挑衅，都缘于地方官员无能，因此他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惩罚相关的官员，希望借此保證大清海疆的安全无忧。《道光朝实录》卷二五六记载：
广东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宜勇，于六月间即经派往海口堵御，辄任该夷兵船驶入内河，已属疏玩。复据称夷船乘潮驶风，阻挡不及，更难保非有心掩饰。高宜勇着先行革职，枷号海口示众，仍着该督查明。如有玩纵掩饰情弊，即行从严参办。再降谕旨：所有守台怠玩各弁，既经派人接替，俱着先行枷号各炮台示儆，仍查明疏纵情形，一并严参。水师提督李增阶，海防是其专责，乃该夷船阑驶入口，径行越过各炮台，守台各弁兵，于两只夷船，不能击退，殊堪痛恨。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武备废弛，一至如是。该提督平日所司何事？李增阶既因病请假，亦断不堪起用，着先行革职，事定后再降谕旨。两广总督卢坤既称于六月间咨商防堵，并非措手不及、事出意外者可比，自应遴派得力将弁，严行备御，何至任令该夷船驶入内河，不能防阻？是该督无谋无勇，咎无可辞，有捐国威，深负委任。卢坤着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先行革职，暂留两广总督之任，戴罪督办，如果办理迅速，诸臻妥协，尚可稍从末减;傥因循贻误，致滋后患，定当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懔之慎之！
之所以引述上述资料，是因为这段资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帝国上下一致的思维方式：打不赢不是因为对手的高明，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尽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了解对方，只需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种内倾性的思维方式，从马戛尔尼使华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此时西方正在进行着划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东方的“雄狮”依然在睡梦中！
这场不大不小的中英冲突，以英国人退兵、清朝相关官员被惩处而结束。表面上看，大家都回到原点，重新相安无事。但其实在这场冲突之后，双方已经埋下了互相仇恨的种子，六年后两国间爆发的更大规模的冲突即是明证。对于清朝来说，他们认为把西洋人继续关在大门之外，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道光皇帝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在处理了涉事官员之后，道光帝比他的祖上更加厌恶同英国的交往，以至于在朝堂上提出与英国保持联系的任何大臣，都可能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这是前所未有的。曾经七次来中国并且参与签订《南京条约》的传教士郭士立就说，“道光帝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洋人都不要再来”。拒绝与洋人谈判，更拒绝与洋人见面，这是贯彻道光帝一生的原则。
在英国人看来，面对面的谈判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最好办法，他们认为这是全世界的通则。可是，这个通则在大清帝国面前却行不通。英国人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见到清朝官员这么难？当然，要想见清朝皇帝，那更是天方夜谭。
道光帝的这种态度，自然对朝廷大臣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清朝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行下效，道光帝在位期间，几乎所有的清朝官员都认为，与洋人见面、谈判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也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更可能还是一件不吉利的事！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道光帝在位的这三十年中，为何朝廷上下就没有几位对西方了解比较透彻的人物，为何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一个政府要员或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为人所熟知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林则徐，是当时最有眼光、对欧洲最有了解的官员了，但实际上林关于国外的知识不仅少得可怜，而且错误百出。林既没有摆脱传统夷夏观的束缚，更不敢违背道光帝的旨意。就此而言，道光帝以及他的对外政策是了解十九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环，此前我们的目光过多聚集到别处，而没有注意到中外交涉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以及道光帝所起的重要作用。
基于此，我们说鸦片战争不可避免，中外冲突不可避免。因为，正如我前面多次强调的，这绝不仅仅是中外的贸易冲突，而是中与外、传统与近代两种文化的冲突，更是文明的冲突。
理解道光帝的性格以及他在中外交涉中的态度，是我们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处理一系列外交事件中进退失据的重要历史背景，而此前我们注意不够。从鸦片战争前道光帝坚决以武力相抗，到后来低下身段与英国人反反复复谈判，可他自己又绝不愿意直接面对外国人。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官员被贬斥严惩，他们中既有坚决抵抗的，也有妥协乃至投降的，让人好生奇怪清政府到底执行的是什么样的国策。其实非常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道光帝在列强的压迫下，特别担心他们打破老祖宗的夷夏大防，更害怕他们会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对自己的存在造成威胁，因此在决策上犹豫不决、前后不一，这导致大臣们在战场上或谈判桌上经常无所适从，只能听从列强的摆布。而只要英国人还是在遥远的广东沿海一带活动，道光皇帝就尽可以置之不理。甚至英国人还待在珠江口，道光帝听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之后，便马上削减军费，并解散武装，沿海地方官员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乡勇，一概解甲归田。于此可见，道光皇帝以及他的官员们对当时的世界是多么无知！
更可悲的是，签订《南京条约》、中英冲突暂告一段落后，除勉强同意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之外，清政府在所有其他地方重新又关上了国门，更关上了思想的大门。回溯和总结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屈辱的重要根源之一。
作者：仲伟民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