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出世与入世之间
作为以出世解脱为目标的佛教，又必须立足现世生活，服务于现世人群，从而不可回避其入世的情怀。从理论和实践上弥合这一逻辑的冲突，一直是佛教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展到大乘佛教时期，佛教的理论框架最终得以在“般若”与“方便”不一不二、不即不离的辩证呼应中建构起来。般若指向性之空，性之空则必然身心无住，身心无住则导向出世;方便源于相之有，相之有则必然呼唤勇敢面对，从而引发灵活应对，显示入世的倾向。于是，般若与方便在理论层面建构起性空与相有的辩证统一，必然在实践层面呈现为出世与人世的自在徜徉，其间意趣，包括性与相、空与有、圣与俗、智与悲等多重关系，成为大乘佛教至今挥之不去的基本架构。程恭让的《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列概念思想为中心》（以下简称《佛典》）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了大乘佛教从印度到中国不断发展演变的内在理路，而且也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方向。
一、方便与般若的圆融统一
方便，全称“善巧方便”，与般若同是佛教的常见概念。但前者通俗易懂，轻松随和，后者玄妙华美，庄严神圣。后者被赋予浓厚的哲理性和宗教性，而前者之生活性和世俗性却常被忽视，误为俗流。在大乘佛教的原本理论建构中，方便与般若其实同等重要，而且密切联系，相映生辉，共同成就了大乘佛教的基本体系。《维摩诘经》有“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法华经》云“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华严经》言“从此第五诸菩萨，说名具足方便住，深入无量巧方便，发生究竟功德业”。从这些论述可知，方便与般若是佛教终极解脱的不二之门。
可是，在中国佛教领域，一直存在重般若轻方便的认知，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善巧方便只是中国佛教的创新性发明，而非印度佛教所本有。
《佛典》一書以善巧方便为考察的内在主线，以经典汉译与诠释为考察的主要领域，以大乘佛教基本体系的核心建构为考察的基础，探寻初期大乘经典中善巧方便思想最早的起点——《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研究了目前所见佛教经籍中以善巧方便概念作为中心组织大乘教法的经典《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继之整理讨论了《法华经》《般若八千颂》《维摩诘经》《瑜伽师地论》等经论有关善巧方便问题的立场、定位以及实践方式，论证了善巧方便思想在大乘理论体系中的连贯性和重要性。在这一呈现过程中，作者广泛吸纳海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回到梵文经典，深入语源学，以客观与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初期大乘经典实际建构了般若与方便平衡开发、辩证彰显的菩萨智慧学系统;善巧方便是佛陀、菩萨、圣者转依所得的一种殊胜品德，它与般若静观实相的趋向不同，是由慈悲心激发佛法的实践智慧，是圣者的特殊能力，由佛陀的证法菩提所规定，时时刻刻参考众生的根性，并以其引归佛菩提作为目标。同时作者也梳理了中国高僧对善巧思想的领悟和诠释，通过强有力的学术支持将善巧方便在佛教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性、必要性抽丝剥茧般逐步呈现出来。
事实上，善巧方便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佛陀时代，佛陀“应机说法”“随缘示教”都是善巧方便的具体表达方式，是佛陀智慧的显现。大乘佛教时期，逐步完成了善巧方便思想的理论建构。回到大乘佛教的菩萨道修学体系，该书的结论和其他佛教概念和思想可以相互佐证。简单来说，般若与方便二者密不可分，是大乘佛教根基，构成大乘菩萨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紧密关系可以从五个角度来考量：般若智慧是理论指向，善巧方便是实践理性;般若智慧是行菩萨道之体，善巧方便是行菩萨道之用;般若智慧是理，善巧方便是事;般若智慧是菩萨道之“上求无上智慧”，善巧方便是菩萨道之“下化无边众生”;般若智慧主要在自身修证的实现，善巧方便则在于对他人的引领;般若智慧偏重于向内——以“自利”为主，善巧方便偏重于向外——以“利他”为重。
可见，在大乘佛教原本的实践体系中，般若与方便的并举并存，不一不异，是佛教修行实践道路上不可分割的两个面向，吉藏所说的“一念之力权慧具”就是说般若与方便尽管属于不同的智慧，指向和功能不尽相同，但二者却包含着、具足于同一心念当中，可见二者不一不二的圆融关系。
二、方便在实践中尽显善巧之用
吉藏在《净明玄论》中对般若与方便专文论述，给出“般若为体，方便为用”的定论，认为“般若与方便，本体是一，而随义有异”，究其原因是因为“般若照实相，故般若亦为本，所以为体。诸法为末，方便照诸法，故方便为用”（《大正藏》第三十八册，881页）。
佛教的修行体系以戒定慧三学作为统摄，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自释迦牟尼的躬身实践，他证得究竟智慧，后世将这些实践经验记录下来，并不断加工完善，形成今天庞大复杂的佛教经典体系。释迦牟尼授业布道是为下化，他教化世人方法不拘一格，佛教经论所称的八万四千种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种烦恼，就是指度众生方式的多元化，使佛教的方便理论与实践获得全面的发展，正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佛教经典中佛和菩萨以方便善巧度化众生的手段丰富多彩，到了中国佛教文献记录中，师父接引学人的手段和方式变化万千，更是不胜枚举。《瑜伽师地论》第四十七卷对善巧方便做了详细解读，尤其是对善巧方便在“下化”过程中的运用进行了全面概括。
具体就佛教信众个体而言，一个大乘佛教行人当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己任。行者在上求佛道的过程中自身的修持方法可以多样，诸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同阶段寻求适合自身的方法。因此，在内求智慧的过程中，般若与善巧形成高度的统一，无法单独一项存在于行人的成就佛道途中;传道布教的过程若无智慧，无法深入引导众生，因此要求要在如理如法的前提下应机取材、应机教化，采取多元化的弘法方式，正所谓“法无定法”，因此，大乘行人在下化众生的过程中，同样要在方便中寻找传递智慧的途径。
《佛典》上册五十余万字，选择关键节点的经或者论详实分析方便与般若的关系，尤其是方便在实践中如何呈现善巧之用，十一篇论文虽独立成章，但层层递进，存在内在的逻辑进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所选经籍都有代表性：《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大乘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法华经》《华严经·十地品》《维摩诘经》《胜鬘经》《宝性论》《瑜伽师地论》等多部重要的大乘佛教汉译经典，以点成线，以线成面地完成相关问题研究。《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是大乘方便善巧思想的起始点，其后《般若八千颂》接续并且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义理，到《法华经》将善巧方便升格为与般若波罗蜜多并列的善巧方便波罗蜜多，再到《维摩诘经》中明确二者如太极图的阴阳鱼一般不离不异、不一不二，是为“无方便慧缚，有方便慧解;无慧方便缚，有慧方便解”。中国学人对上述经典中善巧方便概念及思想的认知和理解构成文中的另一条主线，文中在梳理各经思想特质的同时，将中国代表性的对善巧方便概念和思想的诠释贯穿其中，与对经文的分析浑然一体。最后两章则是选取佛教重要论著为研究文本，宏观上完成了佛教经律论三藏中对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梳理。
《法华经》中称赞佛陀布道是“开方便门，示真实相”。方便门为用，真实相为体，只有入方便之门，才可悟真实之体。如果没有方便，佛教智慧即使再超拔也难以落实于修行的实践，从而渗透于现实的生活。正是因为方便的指引，大乘佛教才能够开辟出面对现实、进入生活的切实路径，才能将大乘的智慧贯彻到底，从而实现般若的应有价值。方便开出的花朵让般若的妙香得以尽情地绽放。
三、方便与般若的呼应开辟佛教人间化转型之路
阅读《佛典》一书，引发笔者对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比如，《般若经》是以阐述般若思想为核心的大乘经典，经文内容并非只谈般若，而是般若与方便并举。远在东晋时期的慧远就充分了解般若经典对二者关系的定位，因此做出符合佛教原意但同時又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诠释，这在魏晋时期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思想，即便一千五百余年后的今天，慧远对般若与方便的理解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晦涩的初传期（汉）、蓬勃的传播期（魏晋南北朝）、兴盛的发展期（隋唐）、绵长的稳定期（宋元明清），最终彻底融人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但是明清以降，佛教本有的超越性和积极性荡然无存，沦为“死人”的宗教。直至民国太虚大师等有识之士振臂高呼人间佛教，呼吁让佛教回到社会生活中，开启了佛教文化的新篇章。佛教的第三次转型已历百年，人间佛教在质疑中不断发展。当代，中国佛教的转型在现代化冲击下面临不同以往的新课题，如何在当代社会进一步中国化？如何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发挥应有的价值？或许回归到大乘经典中的般若智慧与方便善巧并重，才是回答和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向。
因此，重拾般若与方便并举，应当是《佛典》的根本动机所在。该书澄清了人们对佛教思想的严重误解和偏见，明确了佛教思想中本该与般若如影随形的“善巧方便”概念的重要性和地位，并尝试探讨了当代佛教义学的思想建构问题。正如作者在首页所提出的，希望本书“更好地理解大乘佛教的思想实质，中国佛教思想创造活动中的规律与进程，并基于这样的佛教思想史研究，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思想转型发展问题，为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及现代人间佛教的持续健康成长问题，为当代佛教文化的观察和思考，提供理解的新角度和学术新视野”。
当代以人间佛教为代表的汉传佛教如何更加通畅而深刻地走向现实社会，深入人间生活，并在多元文化竞争中，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贡献智慧，的确是具有挑战意义的战略抉择。要完成这一战略抉择，依然离不开佛教固有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支撑和引领。佛教的方便与般若圆融统一的理论在现时代首先要凸显的是方便之门的打开与方便之用的普及，这就要求佛教全面深刻地认识这个社会，把握现代的生活，开辟更多更好的实践之路。
作者：李海波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