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思想与制造日本国史
在日本，公元一九四0年是昭和十五年，但是更重要的纪年说法是皇纪两千六百年。这一年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达到高潮，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狂热一时。为了纪念皇纪两千六百年，日本在本土和殖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不但组织了盛大的聚会和仪式，征集有关歌曲，还在各处建立纪念碑，发行相关的纪念章和刻有“纪元两千六百年”的佩刀等。直到今天，在大阪道顿堀仍能看到当时树立的纪念碑，在台湾苗栗狮头山的山门处还有相关的铭文。
日本在“二战”中陆海空装备很多是用皇纪最后两位数标识，比如零式战斗机，因为是一九四0年也就是皇纪两千六百年服役，最后两位数字恰好是“0”，所以被称为零式战斗机。“二战”后日本自卫队的军备则改用西元年份最后两位数字标识，比如90式战车。关于零式战斗机，百田尚树写有著名的小说《永速の0》，并被改编成电影。该电影曾遭到宫崎骏质疑，说它捏造和宣扬战争神话。也许，如我们下面所讲的那样，“0”这个数字标识的是日本皇纪纪年，蕴含的是日本自诩的万世一系的数千年民族认同的精神。
皇纪纪元涉及日本国家历史的构建，在日本近代崛起过程中，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昂扬，日本乃“神国”、日军乃“皇军”、日本历史长达“两千六百年”等思想得到广泛宣扬，深入国民心中。所以，它又涉及日本国家和民族认同，乃至天皇统治的合法性。所谓皇纪，是以日本神话中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那一年作为起点，而这一年被认定为是公元前六六0年。也正是中国的周惠王十七年，辛酉年。按这样的算法，一九四0年就是皇纪两千六百年。其标榜的是日本延绵不绝的悠久历史传统。其实类似的纪年方式还有西方的公元纪年（耶稣诞年）、中国的黄帝纪年、朝鲜的檀君纪年、东南亚佛教国家的佛灭纪年（佛历）等。但是都没有像日本的皇纪纪年跟政治、皇权、民族情绪绑定得那么紧密，产生如此狂热的军国主义倾向。
但是为什么日本建国是公元前六六0呢？其实，日本整个国家历史的构建，其基本理论来自中国，是植根于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谶纬思想。
号称“日本古代史研究第一人”的津田左右吉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对日本人的实际政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津田左右吉：《中国思想和日本》，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三八年版）。但实际上，奈良和平安时代，从个人的修养到政治理念，从国家历史的构建到都城的迁移，都与儒家经典有关，乃至很多重大事件背后都能看到谶纬思想的影子。
纬书和纬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中唐以后，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新儒学兴起，谶纬学说被逐渐逐出正统知识和思想体系，不但纬书散佚殆尽，与其有关的知识和思想也逐渐被遗忘。但是纬学传人日本，融入了阴阳道。阴阳道是根据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天文、历法、地理等知识占卜吉凶、福祸的方术。六世纪传人日本以后备受重视，平安时代更是将其视为避祸招福的神秘方术深信不已。此后一千余年，阴阳道都对日本的政治、宗教、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与神道教、佛教、儒教一起共同支配了日本王朝时代的思想界”。比如韩愈（七六八至八二四年）和三善清行（八四七至九一八）都以反佛著称，后者的《意见十二条》是少见的日本平安时代的排佛言論。但是在对待谶纬的态度上，两人却完全不同，与韩愈代表的反对思潮相反，三善清行却是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
正是三善清行留下了解开日本国史建构的关键性史料。日本昌泰四年（九0一）是辛酉年，三善清行上书醍醐天皇督请改元。在这一《革命勘文》（《群书类丛》第二十六辑《杂部》）中，他引述了已经在中国散佚的纬书条目论证辛酉年改元的必要性：
《易纬》云：“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郑玄曰：“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葡，合千二百廿年。”《春秋纬》云：“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五，王者改代之际会也。能于此源，自新如初，则道无穷也。”《诗纬》：“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
郑玄喜欢以天命和五德解释经书，所以他为诸纬书所作的注解，在隋唐之后散佚得最为厉害，比如郑玄注《易纬》，《日本国见在书目》记存有十卷，然而到了“两唐书”的编纂时代，已经亡佚。庆幸的是，三善清行相当完整地记载了这一干支革命的思想——总结起来就是“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人类社会会在特别关键的历法节点产生变化的力量。中国古代的“革命”理论，影响最大的是“汤武革命”，即天命自夏桀转移至商汤、从殷纣转移到周武王;其次是尧舜禹的禅让“革命”，天命以和平方式转移。“干支革命”可谓第三种社会变革的理论，虽然不涉及必然的天命转移，但是也对当政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这一干支革命的理论，奠定了日本皇统的源头。公元七二0年编撰的《日本书纪》是构建日本国史的核心文献。根据那珂通世（一八五一至一九0八）的研究，起算点是推古天皇九年（六0一）。从这一年往前推二十一元或者一茚，一共一千二百六十年，也就是公元前六六0年。于是就将这一年作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也就是日本国史的开端。这正符合郑玄对纬书的解释：“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合千二百廿年。”简单地说，就是推古天皇九年（六0一，辛酉年）往前推的第二十一个辛酉年（前六六0）作为元年。每经过二十一个辛酉年（一蔀），革命的力量会特别巨大。六0一年圣德太子开始摄政，学习中华文明进行改革，于是将最能象征革故鼎新的辛酉年定为了日本开国之期。这样一来，从神武天皇即位到推古九年大化革新，正合一蔀二十一元之数。
如果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早期日本天皇统治的时间特别长，比如神武天皇统治了七十五年，孝安天皇统治了一百零一年，孝灵天皇统治了七十六年等。这都是为了弥补根据谶纬思想推导空出来的那一千二百六十年的历史，不得不对天皇统治年份所做的润色。甚至为了填补空白，不得不增加了九代天皇。
“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思想，对日本古代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历史事件都打上了这一理论的印记。可以说，这一谶纬学说几乎贯穿了明治之前的日本史。
公元六0一年（辛酉年），圣德太子决定开始改革;六0四年（甲子年），颁布《宪法十七条》。公元六六一年（辛酉年），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以太子身份总揽朝政;六六四年（甲子年），突然调整之前的改革措施，史称“甲子改革”。甲子改革与大化革新的推行者同为中大兄皇子，但两者的内容却明显相左。后者以赠刀、弓矢明确“氏上”身份，承认贵族尚未归公的部民和土地为私有，部分地牺牲了大化革新的原则。从根本上说，甲子改革是大化体制的内在矛盾的反映。甲子改革正是为了使这一矛盾暂时趋于和缓，向世袭政治权力的贵族官僚做了必要的妥协，以利于大化体制的稳定和延续。但“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思想显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公元七八一年（辛酉年），桓武天皇即位;公元七八四年（甲子年），宣布迁都长冈京。桓武天皇（七三七至八0六）的迁都和政治宣传，最能体现日本统治者对干支革命这一谶纬思想的主动运用，带有强烈的革旧布新的政治色彩。
桓武天皇是天智天皇的曾孙，而奈良时代的天皇几乎都出白天武天皇（天智天皇的胞弟）一系，桓武天皇用沾满血腥的双手为自己夺得了天皇的地位，使天皇从天武系转移到天智系，因此他的即位被视为具有强烈的“改朝换代”的色彩。其谥号“桓武”，取自《诗经·周颂》中“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实际上是把他与周朝的周武王相比附。桓武天皇监督下修撰的《续日本纪》将光仁朝以前的统治描述得极为恐怖，而天智天皇系则被描述为正统的。新王朝高祖光仁天皇年号“宝龟”，取义“安天下之王谓文王也”，“遗我大宝龟”之义，将其塑造成周文王，而其子桓武则是周武王。可以说，《续日本纪》中充斥着阴阳五行和谶纬的思想。
桓武天皇于辛酉年（七八一）即位，并且在三年后的甲子年也即七八四年强制迁都长冈京。从这种意义上说，甲子迁都乃是其辛酉即位的“革命”运动的继续。关于迁都，《续日本纪》延历三年（七八四年）十一月一日条记载：
戊戌朔，敕曰：“十一月朔旦冬至者，是历代之希遇，而王者之休祥也。朕之不德，得值于今，思行庆赏，共悦嘉辰。王公已下，宜加赏赐。京畿当年田租并免之。”
桓武天皇居然引用了《乐纬》关于甲子朔旦冬至为圣王祥瑞的理论，也再次说明纬学思想对奈良时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強烈影响确实存在。这次迁都也揭开了四百年的平安时代。
一直到明治时代，日本几乎每逢辛酉和甲子年都要改元。年号不仅是纪年的符号，而且也寄寓着选择者的政治理想，所以改元是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政治实践活动。从七八一年到一八六一年，一共有十九个辛酉年，只有三次没有改元;从七二四年到一八六四年，一共二十个甲子年，只有四次没有改元。可以说，一千多年中，日本都严格秉持了“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谶纬思想，进行了改元。没有进行改元的情况，大多是由特殊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比如正亲町天皇永禄四年（一五六一）虽值辛酉年，但在今川义元败死后，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进行了惨烈的第四次“川中岛合战”，政局动荡，朝廷无暇进行改元仪式;后水尾天皇的元和七年，虽然是辛酉年，但是幕府将军德川秀忠认为天下太平，没有“革命”的风险，拒绝进行改元——显然德川秀忠并没有否认干支革命的根本逻辑。
保存下来的日本改元诏书，明确地记载了“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理论。比如延喜元年（九0一）改元诏书云：“去岁之秋，老人垂寿昌之耀，今年之历，辛酉呈革命之符。又云今日昧爽以前，大辟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皆赦除。”应和元年（九六一）改元诏书云：“去秋皇居孽火之妖忽起，此岁辛酉革命之符既呈，……其改天德五年为应和元年。”再比如建仁元年（一二0一）改元诏书云：“今当辛酉，虽非大变，古来逢此支干，犹以为慎。寻累圣之迹，禳灾之谋宜……其改正治三年为建仁元年，大赦天下。”
虽然干支革命这一谶纬思想在唐代以后的中国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在日本却“发扬光大”并塑造了日本的历史观念。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其实是在同一个思想和知识背景下进行着不同的历史演进。很多事情，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看得可能更加明白一点。
“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思想，并非从一开始就在纬学系统中占据主流，而是到了隋代，尤其是唐初，伴随着历法改革——甲子元历的勃兴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即这一思想最早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不早于六世纪末，但是机缘巧合，很快传人了日本。由于甲子是干支之始，在历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纬书中又有大量的记载，因此甲子年被历算家和谶纬家进行了政治性的敷演。东汉末黄巾起义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尤其是隋代，这一说法因为政治的介入变得异常重要起来。
最显著操弄这一思潮的是隋朝的文帝和炀帝。当然也有历史的巧合。隋文帝开皇二十一年（五九一），岁次辛酉。太史令袁充等大肆宣扬隋杨的天命，引用《元命包》等纬书论证“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稀有”。于是改元仁寿。四年后的仁寿四年（六0四），岁次甲子，而且是上元甲子。这一年正好又赶上隋炀帝登基为帝，于是被大加宣扬，以巩固隋炀帝的帝位：“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一直到天下大乱时，隋炀帝还强调自己“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天命符会”，甚至因为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而移居洛阳（《隋书·天文上》）。
在隋文帝和隋炀帝君臣大肆宣扬仁寿元年（六0一）和四年（六0四）的伟大意义时，圣德太子重新开启了与中国的交通。开皇二十年，也就是推古天皇八年，岁次庚申，即公元六00年，圣德太子结束了自南朝宋顺帝异明二年（四七八）以降一百二十多年不向中国朝贡的历史，派遣使臣到达隋朝，此后又陆续派出五次遣隋使。不知是否就在此时，这套思想传人了日本。圣德太子等制定冠位十二阶，就是模仿隋制。六0四年，岁次甲子，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日本开始正式使用中国传来的历法，日本本土历法几完全废绝。
隋朝灭亡之后，似乎更加印证了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理论。随着甲子元历的流行，这套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这可以从唐初吕才、李淳风等人的作品看得出来。公元六六一年（龙朔元年）和六六四年（麟德元年）高宗进行看似莫名其妙的官名改易与其他改革的思想动机，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思想因素。
日本两千六百年国史的制造，却渗透着中国传统的谶纬思想，为东亚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同时，也让我们警惕，制造历史是柄双刃剑，近代日本构建国家记忆、塑造国家认同，却走上了癫狂的极端民族主义之路。
作者： 孙英刚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