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困境中的燕京大学
一 宗教传统与“世俗化”
一九一六年燕京大学成立时，教会学校早已风光不再。不要说它在洋务运动中的辉煌时期已成过眼云烟，大部分学校甚至还没有从义和团的毁灭性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燕京大学创立之初，也无非是把华北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拼合起来，收拾庚子之后的残局，完全谈不上有什么远大目标。
司徒雷登自担任校长之日起，就在思考燕大的办学宗旨。他从个人经历和在华教会的命运中清楚地看到，教会学校在中国是死路一条，不进行改革，它只会是下一场排外运动的打击对象。因此，燕大必须采取更加灵活的办学政策，绝不能再以培养传教士为唯一目的，它应该逐渐发展为一所现代综合性大学，以解决中国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
实际上，司徒雷登自己就曾痛苦了好一阵，在做传教士还是投身教育的抉择中举棋不定。他沿着父亲的足迹在自己出生长大的杭州做了五年传教工作，但最终却决定放弃父辈们的事业。司徒雷登显然受到了西方 “社会福音运动 ”的影响，他认为基督教徒不能只关起门来念经，而必须回应社会关切，研究社会问题，通过改革给社会带来 “福音 ”。为此，他积极主张弱化燕大的神学和宗教性质，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入课程体系。司徒雷登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不仅是基督教教义。中国人的道德和哲学已经十分丰富，教会也不可能再为其增加什么内容。不过，司徒雷登对基督教仍抱有很大希望，他认为 “奉献 ”“牺牲 ”“服务社会 ”这些基督教精神正可以为中国提供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可以不必信教，但应具备基督教的精神。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司徒雷登那样思路清晰、胸襟开阔，更不如他了解中国国情。关于燕大 “世俗化 ”的大胆想法首先引起了美国国内宗教教条主义者的发难。一九二一年，《普林斯顿神学评论》发表若干文章，指责司徒雷登离经叛道，是基督教里的自由主义者。这些攻击让司徒雷登担心，燕大刚刚开始的世俗教育可能会因此而中断。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南方一些教会势力强大的地区，对基督教冲击较大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学校的课程里都受到严格限制。例如，一九二五年，田纳西州就通过法律，无论教会还是世俗学校，一律禁止在课堂上教授 “进化论 ”。而此时，作为美国教会出资兴办的燕京大学居然开设了生物学系，大讲达尔文及其学说，这让宗教教条主义者无论如何无法接受。司徒雷登毫不示弱，他在一九二六年弗吉尼亚州南方长老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我欢迎所有其他领域的知识所带来的启蒙，从不害怕它会损害宗教信仰，无论它会给这种信仰的思想观念带来多么大的变化。如果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要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话，那我就是自由主义者。我只能按此行事。”经过在中国的多年生活，司徒雷登在处理行政和神学事务方面都十分灵活，这对燕京大学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但他首先要摆脱来自美国教会的掣肘。
如果经济命脉把握在教会手里，燕京大学恐怕永远都不能实现
“世俗化 ”。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办学经费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燕大创立初期，所有经费都来自教会。教会也因此把持着学校教职员的任命权。司徒雷登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成功说服了美国霍尔地产公司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燕大捐款。除了在美国筹集资金外，司徒雷登还把燕大的财政基础扩大到中国。在他的宣传下，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顾维钧、梁启超、虞洽卿和汪精卫等民国政界、商界和文化界人士都曾为燕大直接捐款或奔走出力。到抗战前的一九三六年，燕大的财政预算比二十年前刚刚成立时增加了七倍，其中百分之九十來自世俗捐款，教会提供的资金只占不到十分之一。这为司徒雷登争取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来实施他的 “世俗化 ” 改革。
司徒雷登要求教会放弃教师的任命权，并顶住压力雇用了一批不信仰基督教的教职员工，他更看重教师的学术能力而非宗教信仰。学校的宗教课程也大幅削减，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些措施吸引了一大批学术精英来燕大任教，如顾颉刚、张东荪等，并迅速提高了燕京大学的学术声誉。燕大要培养的绝不只是教会里的传教士，它要为中国造就一批掌握科学的人才，以服务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发展成中国最为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能够调整办学宗旨，及时满足世俗和现实需要正是其成功的根源之一。
当然，宗教情怀始终贯穿着燕京大学，也始终是司徒雷登的终极追求。他努力调和着宗教传统与 “世俗化 ”二者之间的文化冲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燕大更好地在中国生存和发展。
二 西方渊源与“中国化”
毫无疑问，燕京大学与西方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但它究竟是一所美国大学还是一所中国大学？这是民国时期爱国主义热情不断高涨时，人们不免追问的一个问题。在燕大创立初期，答案似乎很明确。从组织机构、课程体系、管理者和教职员工构成来看，它是一所地道的西式学校，完全在西方的宗教体系和教育模式下建立并运转。然而，燕京大学要发展壮大就不可能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早年的一些教会学校已经留下了 “水土不服 ”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司徒雷登为燕大确立了逐步 “中国化 ”的发展方向。
一九二一年，燕大中西教员有关海淀新校址建筑风格的争论可以看作其 “中国化 ”的第一步。这一年，燕大购得了北京西北郊一处前清的王府花园，打算在这里兴建教学楼和宿舍楼，作为燕大的主校园。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少数华人教员如刘廷芳，主张校园建筑
采用哥特式的西洋风格，以便更好地传递基督教精神。但更多的西方传教士教育家们却坚持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校园设计师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在参观了紫禁城后，被“这座世界上最精美的建筑群 ”完全征服，他也赞同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此时，燕大校园内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都对对方的文化爱慕不已。一番争
论过后，中式建筑风格被最终采纳。司徒雷登道出了其中的原因：这些建筑将使燕京大学看上去更像一所中国学校，它“将告诉所有来到燕大校园的人，西方人同样有志于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燕大 “中国化 ”还体现在华人教员的权利和待遇在不断提高。
一九三○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华人教员和学生从学校分离出来，建立了由华人独立领导的光华大学。国民政府也发布命令，要求所有私立学校均需在政府注册登记，校方管理层必须有中国人参与方可继续办学。这几件事为司徒雷登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终有一天，燕京大学也要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司徒雷登跑到位于纽约的燕大董事会，要求在学校管理层 —“校务委员会 ”内增加华人委员的数量，这将培养华人教员的责任感，并建立起中西管理人员之间的友谊，增加其合作经验，为将来中国人全面掌控学校做铺垫和准备。
否则，当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夺走燕京大学时，他们将斩断与西方的联系，那时，董事会将彻底失去这所学校。眼前的圣约翰大学就是殷鉴。一九四九年，当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陆志韦、赵紫宸等一大批华人基督教教育家已经承担起了燕大的领导责任。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大转交到中国人手中，而这些人是他信任的，与他志同道合。司徒雷登还提高了华人教员的待遇，使燕大校园内的中西雇员在薪酬和住房上实现了种族平等。学校还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学术职称和晋升标准，同时适用于中西教员。
为了避免把西方教育内容生硬地植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院系和课程设置上也进行了 “中国化 ”的尝试。他首先调整了课程体系，增加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内容，如宗教学院开设了中国道教和佛教课程，这在传统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内是闻所未闻的。不仅如此，燕大还根据中国国情设立了畜牧学院、皮革制造系等职业学院，试图通过职业人才培养来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燕大最为成功的职业教育非新闻系莫属。一九三○年，燕大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合作建立了中国首家新闻学院，为中国出版界培养职业记者，并发行多种报纸。埃德加 ·斯诺当时就在新闻学院任教。
燕大 “中国化 ”的改革与创举，早已超越了一所教会学校所应承载的教育和社会职能。这些举措使燕大在中国大受欢迎，申请入学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良好的口碑使很多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都愿意送子女来燕大读书。另一方面，这些改革举措在纽约的燕大董事会和美国教会内部都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司徒雷登似乎总能说服他们，化解矛盾。来自美国的压力从未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形成致命威胁。从這个意义上讲，燕大成功地跨越了中西文化障碍，把宗教传统与 “世俗化 ”、西方渊源与 “中国化 ”等几个对立面调和在一起，消解了它们之间的尖锐冲突。
三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爱国 ”“救国 ”“抵抗侵略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主题，燕京大学的传教士教育家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翻看历史，我们很难相信，二十世纪前期，在华传教士竟然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样的改革倡议：扫除文盲，用白话文出版刊物，提倡妇女教育，实现男女平等，废除童养媳，禁绝吸毒缠足，推广体育运动和引进西方知识等。不过，传教士并非革命家，教会也不是政党，他们无法凝聚成一个政治团体，更不可能把这些改革计划升华为持久的政治纲领。传教士们的 “救国 ”之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他们选择了非暴力的教育和渐进改革之路。燕京大学与任何执政者都尝试合作，如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侵略者，这看似 “幼稚 ”和“无原则 ”的立场，正体现了基督教本身所蕴含的“国际主义 ”与“和平主义 ”理想。面对日渐高涨的 “民族主义 ”浪潮，燕京大学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注定了其走向终结的命运。
司徒雷登反对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张教会与西方 “帝国主义 ”划清界限，这正是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时，各种中外报纸对其赞不绝口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不但中西之间应该和平相处，世界上任何民族之间都应该平等相待。燕京大学就要使学生们潜移默化地养成国际化视野，具有 “国际主义 ”精神。燕大的其他传教士教育家们在学习了中国文化之后，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因为 “没有任何国家的道德哲学能具有中国哲学这样的包容性 ”，因此，燕大应该吸纳一切主张和平并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士，不论他们来自何处。
上述 “国际主义 ”理想听起来十分动人，燕大的传教士教育家们能够超越自身的国籍和文化，深刻反省西方列强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屈辱和磨难，这的确难能可贵。但这一理想在现实面前却又遇到了巨大阻碍，燕京大学不可能切断与西方的联系，而在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上，“国际主义 ”更是一把 “双刃剑 ”。它一方面使燕大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也在日本占领中国后的几年间为学校赢得了生存空间;但另一方面，这把利剑最后也伤及自身，成为燕大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正如史景迁所说：“在传教士的工作中，总有一块说不清的领域，在这里，超然的国际主义理想与帝国主义侵略同时存在。”（To Chang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 Boston， 1969. Introduction）
司徒雷登第一次尝试实现基督教 “国际主义 ”理想，是一九三七年邀请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来燕大任教。鸟居龙藏为燕京大学拓展了中国研究的新视野，他主持编纂的日文中国研究索引，大大便利了中国学者了解日本方面的学术进展。在他的帮助下，燕大图书馆的日文藏书从无到有，增加到近两千部。但鸟居的出现，也为燕京大学提出了一个 “政治是否正确 ”的问题。此时，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正箭在弦上，中国也表现出空前的 “凝聚力 ”和抵御外侮的决心。鸟居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台湾岛、中国东北和西南边疆，此前和随后的历史都表明，这些区域正是日本侵华的最前沿，人们难免浮想联翩，这究竟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个卧底间谍？司徒雷登与日本人的合作并不限于学术界，他与日本国内的对华温和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被日本人囚禁之前，司徒雷登始终相信，“国际主义 ”理想不应把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排斥在外，他甚至天真地以为，中日冲突可以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与日本当局的合作也是燕大在日本占领期间继续存在的前提条件。然而 “好景 ”不长，“珍珠港事件 ”后，司徒雷登的幻想彻底破灭，他本人和其他燕大传教士教育家们都身陷囹圄。战争结束后，作为西方人，他们可以逃脱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战犯罪名。但对于燕大的华人师生来说，与日本人合作则是叛国的汉奸行为，无论如何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实面前，燕大的基督教 “国际主义 ”理想已经被完全粉碎。
四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是燕大与日本侵略者的合作，而是“二战 ”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
燕大的传教士教育家们虽然主张渐进的改革之路，但对于校园内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并未采取过分的压制政策，他们默许甚至支持学生们的 “反帝爱国 ”运动和各种罢课抗议活动。斯诺夫妇对红色中国的兴趣和好感或许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但不可否认，他们在燕大任教和学习期间进一步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与延安建立了联系。燕大学生们的激进运动可以溯源至一九一九年的 “五四运动”，而此后的 “三一八惨案 ”“一二 ·九运动 ”和一九四八年的 “反美抗议 ”中，燕大学生都积极参与，甚至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这些运动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日本侵略者和美帝国主义。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西方人的燕大传教士教育家们虽然也是学生运动的打击对象，他们却利用自己特享的 “治外法权 ”以及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一次次地将被捕学生营救出来，而几天以前，那些学生正在游行队伍中高喊着 “取消治外法权 ”“美国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的口号。
司徒雷登看得很清楚，沒有学生们的支持，燕京大学将不可能在中国存在下去;同样，不跟执政当局合作，燕大也不可能在中国继续办学。因此，司徒雷登表现出极为灵活的 “两面性 ”，他支持学生的激进运动，也寻求与任何现政府的合作。如果注意到燕大宽松的校园政治环境和自由的思想学术氛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燕大同时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阵营培养了很多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在一夜之间被 “打回了原型 ”，它此前所做的所有跨文化努力都不复存在。它是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是美国侵略中国的帮凶。不过，燕大的传教士教育家却不愿放弃，仍然寻求与新政权的合作，他们参加了 “三反 ”运动，并做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纽约的燕大董事会仍然决定向燕京大学汇款，尽管此时他们已无法掌控学校的管理和日常工作。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颁布禁令，任何向中国汇款的行为都将被视为 “资敌 ”，董事会才不得不最终放弃。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完成了它在中国的使命，更准确地说，它已无法在中国继续它的使命，面对意识形态这道鸿沟，它虽使出浑身解数，却终无法跨越。
返回英美等国的燕大传教士教育家们还继续着自己的教学研究和跨文化实践。正如燕大教员、美国人博晨光（Lucius Chaptin Porter， 1880-1958）所说：“我们是双向传教士，把西方基督教、哲学和科学带给中国青年的同时，也向美国人解释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和中国人对生活的看法。”最后离开燕大的西方人赖朴吾夫妇把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历经中国革命》（Through Chinese Revolution）。在冷战思维盛行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本书却格外与众不同，赖朴吾没有在书中随波逐流地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对新中国充满了期望。
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与台湾当局驻美代表沈剑虹围绕中美关系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外交斗争。当二人唇枪舌剑、怒目相对时，不知他们是否还能想起曾经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学习生活。
作者： 程龙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