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凌晨，當时世界最大的邮轮之一“泰坦尼克号”沉人大西洋。船上的两千两百多名乘客和船员中，一千五百多人罹难。自“泰坦尼克号”沉没，大众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对这一事故进行了多样的呈现和讨论。《读书》二。一六年第八期刊载了晋军的《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一文。这篇文章指出：与性别、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以此为基础，《结构的力量》一文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其“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然而，仅关注“结构的力量”，就只能看到“泰坦尼克号”上生死故事的一面，也只理解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一层含义。遭遇冰海沉船的每个人的行动，则是“泰坦尼克号”故事的另一面，这也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另一层重量。
“泰坦尼克号”船难发生时乘客和船员的人数以及后来获救的人数并不确定：有些持票人并未登船，有些用假名购票的乘客被重复计入获救名单。英国事故调查报告的数据通常被认为相对准确。采用这一数据比较“泰坦尼克号”上不同人群的幸存率可以发现，无论是乘客还是船员，女性的幸存率都是男性的三倍以上，亦即性别对船难的幸存率有影响。此外，船上十二岁以下儿童的幸存率也高于全船幸存率，更高于男性乘客和船员的幸存率。由此可知，年龄也是影响幸存率的因素。
而对不同舱位的幸存率进行计算，还会发现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乘客幸存率的差异与其船票价格的差异类似。《结构的力量》一文认为：“买到了越贵的船票，那么无论性别，不管宗教，这个乘客就会拥有越高的幸存率。”舱位或者说票价确实影响了乘客的幸存率，但这一论断尚有可商榷之处。首先，“泰坦尼克号”的相关统计数据并不包括乘客的宗教信仰状况，也就无法分析乘客购买力、宗教信仰与幸存率之间的关系。虽然也许可以根据乘客的来源地及名字来估计其宗教信仰，但这类猜测的准确程度难以评估。其次，尽管总体而言各舱位的幸存率随舱位等级的降低而递减，且各舱位女性乘客的幸存率确实逐级递减，但不同舱位男性乘客的幸存率却并非如此：二等舱男性乘客的幸存率为百分之八，不仅低于头等舱男性百分之三十三的幸存率，而且也比三等舱男性百分之十六的幸存率还低。“结构的力量”对二等舱男性乘客似乎失效了。他们的票价比三等舱男性更高，但他们的幸存率却是全船最低。
“无处不在”的“结构的力量”会在某些情况下失效吗？这种失效是如何发生的？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厘清“结构”究竟是什么。米尔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位列国际社会学学会二十世纪最重要社会学作品榜单的榜眼，可作为讨论“结构”概念的出发点。“社会学的想象力”关注“源于自身境遇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要理解个人的具体境遇，就需要看到社会结构的影响（8-11页;标注页码的引文均出自二0一七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新译本，个别词句有改动）。米尔斯在书中明确指出：尽管对社会结构的界定五花八门，但他认为这个概念最通常的用法，是指各项制度的组合。也就是说，“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并非由于头等舱、女性、儿童自带免死金牌，而是由于与舱位（反映了购买力与财富，是乘客所处社会阶层的指标）、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如“泰坦尼克号”上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三等舱乘客中有相当一部分乘客不懂英语，看不懂船上的路标指示，也听不懂船员的登艇命令。也就是说，“泰坦尼克号”上单一官方语言的制度安排影响了这部分乘客的生存机会，即族群/种族对生存机会也有影响。虽然族群/种族与社会阶层相关，如“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中的族群/种族最为多样，但族群/种族仍然有其独立影响。与同在三等舱的非英语族群/种族的移民相比，说英语的爱尔兰移民的幸存率就相对高一些。
概括而言，“泰坦尼克号”上不同人群的幸存率差异，并非社会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这些因素的自然结果，而是源于各种相关的制度安排。基于差异或忽视差异的制度安排才是“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之所在。本文所说的“制度安排”，遵循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制度的讨论，不仅包括正式的规章制度，还包括不成文的行为规范。例如，锁住的栅栏门将“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与其他舱位隔开，是美国当时的移民法案中为了便于控制移民的明文规定。而乘客撤离时“女士和儿童优先”的原则，则从未出现在法律规定中，是十九世纪中期才出现的非正式规则。
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相关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造成了不同乘客幸存率的差异。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即阶层）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即人们的行动）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二等舱男性乘客幸存率最低的原因便在于此。
“泰坦尼克号”上女性和儿童生存率高于男性，是因为组织乘客乘坐救生艇时强调了“女士和儿童优先”原则。然而，分别在右舷和左舷指挥登艇的一副和二副对“女士和儿童优先”的具体执行并不相同。在右舷的一副默多克是按照“甲板上的女士和儿童应当先于男性乘客登艇”的方式来贯彻“女士和儿童优先”的原则。如果甲板上没有女士儿童了，只要还有空位，男性乘客也可以登艇。所以从右舷放下的九艘救生艇上都有男性乘客，救生艇的乘坐率也比较高，其中有三艘满员。而在左舷的二副莱托勒则把“女士和儿童优先”理解为“全船的女士和儿童都应当先于男性乘客登艇”。如果左舷甲板上没有女士儿童了，哪怕救生艇上还有空座，男性乘客也不能登艇，因为船上一定还有其他女士儿童未登艇。所以，左舷的救生艇其实是“仅限女士和儿童”。一旦左舷甲板上没有女士儿童了，即便艇上还有大半空座，二副也会指挥将救生艇降到海面，将空座留给可能的海上救援。因此，从左舷放下的九艘救生艇中，只有三艘乘坐率略超过六成。
“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因此左右舷男性的逃生机会存在巨大差异。从救生艇的乘坐记录来看，二等舱获救的女士儿童中约有三分之二是从左舷登艇的。依此估计，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很可能多于右舷，他们无法获得二副的登艇许可。而三等舱获救女士儿童的情况正好相反，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从右舷登艇，到达甲板的三等舱男性乘客聚集在右舷可能比左舷更多;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登上救生艇的。二等舱男性的幸存率比三等舱还低，很可能是因为到达甲板的多数二等舱男性与到达甲板的多数三等舱男性分别在登艇规则不同的两舷。与更难也更晚到达甲板的三等舱男性乘客相比，二等舱男性幸存率更低，无法用社会结构与生存机会的关系来解释。只有检视撤离制度的具体实施，才会发现结构失效的原因。同一制度安排，但一副和二副的具体执行不同，而左舷甲板上的男性乘客多数也选择了服从或屈服于二副的规则。因此，二等舱男性的幸存率最低，是二副莱托勒以及聚集在左舷的二等舱男性乘客双方行动的共同结果。
二等舱男性幸存率最低，是人们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构失效，那么，头等舱男性幸存率在不同舱位的男性乘客中最高，仅仅是结构力量的体现吗？检视头等舱男性的撤离过程，同样可以看到行动的力量。与二等舱幸存者的情况类似，头等舱获救的女性和儿童也有约三分之二是从左舷登艇的，头等舱男性聚集在左舷的也很可能比右舷多，但影响了二等舱男性幸存率的左舷的严格规则，却似乎并未影响头等舱男性的幸存率。对头等舱幸存男性所乘坐救生艇进行考察，会发现他们中有七成在右舷最早放下的三艘救生艇中。关于“泰坦尼克号”救生艇下水的顺序有不同说法，但一般都认为全船最早放下的救生艇是右舷前方的三艘普通救生艇。由于头等舱距离登艇甲板最近，头等舱乘客最早到达。但当时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被认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所面临的可能危险，相当一部分女乘客不愿离船登艇。所以，右舷最早放下的三艘救生艇中，大半座位都空着;其中的乘客都来自头等舱，且男性乘客的比重明显高于后续入水的多数救生艇。第一艘救生艇中男性乘客的比例最高，占了近一半;第二艘和第三艘救生艇中，男性乘客也占了近三成。這三艘救生艇中的头等舱男性得以逃生有多重因素：头等舱的位置便于他们到达登艇甲板，阶层影响了生存机会;指挥右舷撤离的一副允许男性登艇，一副的行动选择使男乘客有撤离的可能;有些女乘客怕麻烦选择留在甲板上，这些女性的行动选择增加了男乘客登艇的机会;虽然情况不明，这些男性仍然选择登艇，他们的行动选择确保了自己的生存机会。可见，头等舱男乘客幸存率所体现的“结构的力量”是制度安排与人们行动的共同作用。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行动的力量，而这也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的另一层含义。
在讨论“社会学的想象力”时，米尔斯确实认为应当从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来理解他们的命运，这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第一层含义。然而，米尔斯绝非推崇“结构决定论”。相反，他之所以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为了对抗宏大结构理论对人的忽视，他强调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联。在米尔斯看来，每个人“单凭他活着这桩事实，他就为这个社会的样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份力量多么微不足道”（5页）。不管讨论“社会学的想象力”还是“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都应当重视行动。
“泰坦尼克号”上每个人的行动，不仅影响了自己的生死，也直接或问接影响了船上的其他人;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了今天，他们的行动仍然被人谈论。如果说结构会影响人们的生存机会，有其力量，那么行动就有其“重量”——行动不仅会影响结构的效力，而且会带来各种后果，包括超越当下的后果。不但每个人需要背负自己行动选择的后果，而且每个行动选择都会影响他人（包括后人），需要他人一起承担后果，甚至还可能会推动或阻碍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进而影响更多的后来者。这也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强调关注“人的多样性”以理解人们所处结构和时代的出发点（186-187页）。
同在“泰坦尼克号”上，一副让更多人登艇逃生，二副只允许女士儿童登艇，有男性乔装或跳入下降的救生艇中争取逃生机会，也有人放弃登艇机会，登上救生艇的人中有些在船沉后划艇返回救援，也有人拒绝返回……面对不同的行动，重要的不是评判，而是考量这些行动带来的种种后果，并准备好承担这些后果。放弃登艇机会的人，绝大多数都葬身大西洋，以生命承担了他们行动的后果，但他们的亲友、船上的幸存者还有更多其他人也仍然要为这些人的行动继续承担后果。而选择以各种方式争取更大生存机会的人，就需要面对他人的质疑和自我的拷问。尽管当时的女性主义者已经提出了异议，认为“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中预设了女性需要男性保护的性别歧视，但“泰坦尼克号”的男性幸存者中不少都受到了非议，在事故调查听证会做证的每一位男性都必须解释自己是如何生还的。还有那些因担心救生艇倾覆而主张或默许不返回沉船地点救助的人，则可能如其中一位所言，“至死也忘不了”海上的呼救声。
讨论个人行动的后果，当然应该关注作为撤离组织者的一副和二副。一副默多克允许男性乘客在甲板上的女士和儿童之后登艇，给了更多人逃生的机会，他自己却未能生还，表彰他的纪念碑今天还竖立在他的家乡。“仅限女士和儿童”登艇的二副莱托勒在船沉后落水，爬上了一艘未成功打开而船底朝上的折叠救生艇;他帮助并指挥十几名落水者在船底面上挣扎了近四个小时，直到返回救援的救生艇发现他们。在美英两国分别组织的事故调查听证会上，莱托勒都陈述了他宁愿让救生艇空着也不允许男性登艇的做法。“仅限女士和儿童”的规则在听证会上并未受质疑，但仍然有人认为这过于严苛。在船难听证会上，莱托勒还提出了若干建议，例如应该按乘客数量配备救生艇、航行中无线电报应当不间断工作等，这些建议推动了海上航行制度的变革，惠泽后人。莱托勒在一九三五年出版了回忆录，其中记录了他在“泰坦尼克号”航行中的经历。在记述左舷撤离时，他称赞甲板上的男性和女性都严格遵守规则;对从甲板上跳入救生艇逃生的男性，他也认为不应该责备。另外，不只是花絮的是，莱托勒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在“一战”中指挥过驱逐舰。“二战”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他驾驶自家的游艇，避开纳粹的轰炸和扫射，救回了一百二十多名英国士兵（他就是英国导演诺兰二0一七年的电影《敦刻尔克》中道森先生的原型）。“泰坦尼克号”沉没四十年后，莱托勒去世。四十年问，这位幸存的二副努力推动海事规则变革、回应质询并主动反思、担负个人责任，以此承担自己在船难中行动的后果。
“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高歌猛进的现代社会造出了这艘巨轮，但初次航行就折戟于莫测的自然界，船上那些享受现代技术便利的人们也就不得不面对生死命运。大学课堂上讨论“社会学想象力”时，也经常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作为典型案例。“社会学的想象力”着眼个人经历，强调结构视角，而“泰坦尼克号”上的生死正是“人生与历史在社会中相互交织的细小节点”（7页）。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使得差异意味着不同的生存机会，这就是社会结构。而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结构的某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影响了人们可能获得的机会，“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恰源于此。然而，结构虽然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却不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即便选项有限。于是，结构的效力要受到每个人行动选择的限制。“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与失效都跟个体的行动选择息息相关。然而，每个人行动时都选择自己当时认为的“最优解”，但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行动的重量。
“泰坦尼克号”沉没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管是不是在一艘邮轮上，我们都仍然要面对结构的力量和行动的重量。这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依然重要的原因。
（《社会学的想象力》，C.赖特·米尔斯著，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
作者： 何江穗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