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宋朝？
谭凯（Nicolas Tackett）曾指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中将宋朝视作“近世中国”开始的标志，至今还是美国中国史学者未真正接受的观点。不过，在他的研究中，从二0一四年出版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到二0一七年出版的《汉民族的起源：宋朝中国和东亚世界秩序的确立》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却似乎始终围绕着具有笼罩性的“唐宋变革”论。如果说前一本关于唐宋间土族的巨变，可谓对内藤学说的直接反应；那么，这一本关于宋代“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著作，与“唐宋变革”的关系看似要弱一些，因為在内藤湖南那篇著名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汉民族起源和认同的问题，并不在他所列的唐宋变化诸领域中。但是，谭凯以“起源”作为论述的中心，将中国的“民族主义”上溯至北宋，无疑是接受由唐入宋而开启了漫长的“近世中国”的论述。
宋代是否已经出现了“民族主义”（或说是民族主义的“前现代形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从“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区隔边界、族群认同、文化整合等角度来说，宋与辽、金划定边界，禁止书籍等往来，乃至《中国论》《正统论》等文章的出现，似乎宋代都已经具有了原始形态的“民族主义”（有些历史学家称之为“民族主义原型”）。当然，如果认定“民族主义”终究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那么，在“前现代”时期（尤其是距今一千年的宋朝）的这些近似民族主义的现象，就只能算是传统中国正统论的一部分，而不好将其称为“民族主义”了。作为西方研究者，谭凯的目的在于透过宋朝这一历史案例，来消解欧洲民族国家的自然性，因此他并不拘泥于“民族主义”概念的时代性，而是从历史现象本身对此现代概念进行反思，于是他特别强调宋代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共享的标准，比如线性边界、种族团结，以及国境内同一性社会（hnmogenousnationwide community，也可以称为高度同质的“中国空间”）等（280页）。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他所论述的核心，因为此前田浩（HoytTillman）、葛兆光、包弼德（Peter K.Bol）、邓小南等多位学者都已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似乎更期待从整体对这些问题有一结构性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谭凯选择从“宋之外交”人手，在政治与文化两个领域中，追寻北宋士大夫构建的边界。例如，他注意到在北宋一00五至一一二0年间，有六百一十八名中层官僚曾担任使臣出使辽朝，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此后出任执政，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等名臣都曾有过出使的经验，他认为这些官员的早年经历，“直接影响了宋代的基本政策和中国政治社会精英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26页）。所以全书第一章所讨论的，正是宋朝政治精英广阔的外交世界与难得的外交经验。
应当说，谭凯所选择的角度颇为精巧，他绕过了早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对“制度”的重视，而将目光聚焦到使臣本身，并希望由此将制度、社会与思想转型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说，过去常常使用的出使行记，往往作为地理、政治、社会风俗研究的材料，但是，谭凯就指出这些出使行记中记载的欢愉宴会、交往礼仪，实际上增进了宋辽官员的彼此了解。他还以张方平（一00七至一0九一）少年游历北方时所作的一首主战诗，与他后来强调与辽联手扼制西夏的文章为例，认为这些官员在具有外交经验后，对整体的世界有全新的认识：一方面是能够接受宋辽并峙的多国秩序，一方面则是促成了政治社会精英对自我认同的形成。
谭凯把宋辽并峙时期的诸国关系，称为“东亚世界秩序”（EastAsian world Order），这显然是为了有别于费正清（John King Fairhank）提出的“中国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0rder）。费正清所讲的“中国世界秩序”指的是中国从很早开始就与周边建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朝贡关系，谭凯认为，中国并不如费正清所想象的，可以完全控制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式，同时也强调国际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变动，因此他将东亚政权所规定的一系列便于交往的规则，称为“东亚世界秩序”。这一切的基本前提，就是北宋与契丹对峙的形成，西夏、安南、朝鲜的崛起，与随之而来的东亚政治秩序的转变。除了宋辽外交，谭凯还从军事防御、划分边界两个方面来说明“东亚世界秩序”的影响。
相较于中文研究中丰富的划界研究，谭凯对北宋外围军事防御体系的研究要有新意得多。在书中，他对比了唐宋两代的军队状况，指出不同于唐代依靠来自不同族群的各节度使形成的块状防御体系，宋朝在宋辽、宋夏间形成了以壕沟等为基础的线性边界，并在这些地区的军队中，安排了不少来自少数族群的士兵。谭凯认为，北宋的政治精英认为宋朝已经不再是“像唐一样的普遍帝国”，而是“一个文化性、种族性的汉族中国”，这就使得他们低估了南方的骑兵，而将游牧部落与骑兵、“中央之国”与步兵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因此“地缘政治环境与宋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推动了宋朝对草原边疆的态度改变”（102页）。
以上三章构成的“政治空间”之后，该书继续讨论的问题是，身处于边界之内的人们如何认识、定义自我，也就是“文化空间”的塑造如何进行。特别擅长以数据库与计量方法研究历史的谭凯，在本书第四章展开了对史料中特定词汇的统计。还是以唐五代和宋进行对比，很明显的是，北宋时期“中国”“汉人”一词的使用明显增加，这些要素构成了宋朝人新的自我认同，可见当时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160页）。不仅是宋朝，辽朝的民族政策也将燕山以南的“中国文化区”与北方的“草原文化区”区隔开来，这是谭凯在第五章的主要论点。而到了第六章，谭凯的关注点再次回到了宋朝使臣的所见、所闻，不同于第一章强调外交的社交性，这里特别强调使臣的经验知识催生了一种新的信念，也就是“中国”所拥有的自然边界与现有的宋辽政治边界并不相符，而在这些边界内有一个非常同质的“中国空间”。还是以唐朝作为对比，谭凯强调宋朝也同样具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s），而这种世界主义正是建立在华夏认同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基础上，是具有变革性的世界观。
应当说，该书的结构是综合而复杂的，不仅包含了宋与周边关系史，也包括了军事、思想、考古美术等各方面。正如作者所说，之前的研究者不少都认识到宋代中国出现了有关“中国”本质属性的全新观念，于是，他试图将这些“印象主义式的观察整合起来”（5页）。或许是太急于将历史认识的碎片整合在完整的因果结构之中，谭凯的这本书给我们带来新的思想冲击的同时，又提供了不少值得重新讨论的地方。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二0一八年八月在“H-NET”论坛上，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发表了一篇值得注意的英文书评，她对这本书中的史料、观点与研究方法，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尤其她对谭凯的统计所提出的文本、词汇等技术缺陷，都很具有参考价值。以下我将在魏希德书评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提出进一步的看法。
自从费正清提出“中国世界秩序”后，史学界、政治学界对此概念都有不少讨论。如果从宋代与周边关系来检视，正如陶晋生曾指出的：“传统中国固然具有一个很强的传统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邻国称臣进贡，但是另一个传统也不可以忽视，那就是与邻国实际维持的对等关系。”（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二00七年版，7页。需要注意的是，在陶晋生之前，西峙定生、宫崎市定、佐伯富都曾注意到宋辽关系的独特性）宋辽之间的“对等外交”也借由陶先生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界的常识。以宋与辽的关系来看，双方以对等国家交往、互派使臣，并确定了双方的边界和贸易点，从形态上说与“朝贡关系”确实不同。但是反过来说，并不能仅以此角度就认为北宋的对外交往是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型关系，因为我们并不能将宋辽的外交关系，看作宋朝对外交往的全部，很明显的是宋一边与西夏、安南划定边界，一边则强调与夏、安南的君臣关系，甚至直到南宋，才承认“安南国王”的称号（小岛毅著、何晓毅译：《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329页）。更为普遍的是记载在《宋史·外国传》中的南海诸国，其与宋朝的交往从来没有突破传统以来的“四夷来朝”的形态。
这两种对外形态的并存，非常值得重视，“对等外交”与“四夷来朝”一方面是北与南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是实践与方针的差异。谭凯在书中认为，澶渊之盟以后，宋辽的外交让宋代使臣具有外交经验，从而认同宋辽的并峙关系，而同时加强了因“他者”而凸显的“我者”的认同。然而，这里所谓的“我者”，大多时候以“华夏”自居，在对内的许多文献中，也是不断强调辽朝作为北虏、夷狄（书中用来论证张方平转向倡导宋辽和平的《伐交》一文中，也使用了类似的词眼，见《全宋文》第三十七册，35页），这种浓烈的“华夷之辨”代表的是文化的优越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优越性，在选择对辽使臣时，宋廷有着明確的考量，为赢得对辽的外交中“文化竞赛”的胜利，因此使臣中必有文采出众的文臣（如知制诰等官员）。这些官员成为执政究竟是与他们的外交经验有关，还是宋代文官迁转制度使然？同样是出于文化优越性的考虑，宋朝使臣在对外交往的仪式中必须恪守礼仪，因此酒后失言（包括说契丹语、作契丹诗）的官员会被追究，这说明外交制度对于使臣具有约束力。如果了解到使臣是在制度与礼仪规范下，带有文化竞争的意识（甚至使臣本身就有强烈的华夷观）进行外交活动，恐怕难免会对谭凯提出的宋辽外交带来“世界主义”产生疑问。
谭凯经由与“他者”的关系论述到“我者”的尝试，当然要比西嶋定生、许倬云等先生的宏观判断更为具体丰富，也注意到了北宋的对外关系（尤其是澶渊之盟）所造成的知识精英的“转变”。但是，在此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东亚国际秩序”的出现究竟是通过改变使臣的世界观，还是对宋代知识精英产生思想冲击，进而催生出“汉民族主义”？因为恐怕我们都不得不注意到石介（一00五至一0四五）并未有出使的经验，但是《中国论》却在“民族主义原型”的塑造中扮演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当然，石介也有其思想的历史资源，即韩愈的《原道》。也许是谭凯太急于凸显出宋代的剧烈变化，常常以唐作为宋的对比，而较少注意到唐代及其以前的思想资源、政治制度乃至历史叙述对于宋朝君臣的影响。书中颇有新意的军事防御一节中所提到的胡、汉与骑兵、步兵的对应关系，在杜佑的《通典》中一样也有著录，杜佑对“四裔”的看法，也影响着欧阳修等诸多北宋文臣。
这样就有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因为南北朝时期亦有南北的使臣往来，五代也有对等的国书交往，甚至宋代的“华夷之辨”在汉唐乃至先秦的典籍中也极为常见，所以，宋代所出现的外部环境的巨变并非“前无古人”。那么，为什么要说北宋是“汉民族主义”的“起源”呢？又如何说明北宋所出现的种种现象不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环，而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期呢？换句更简单的话来说，为什么是宋朝？
谭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全书开篇就引用了黄遵宪认为应当以“华夏”为“我国”之名，这是一个“足以概历代”的国名，象征了近代国家意识的出现。而作为对照的是，北宋末年朱或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当时的官员认识到“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所以提议在对外交往时，不如沿此旧法，在文书中均用“宋”，朱或则说，“不若改作华字……特有中外之异尔”。朱或不以汉、唐、宋之朝代名，而用“华”字以区分中外，与近代国家意识颇为相似。可惜的是，在全书的论证过程中，谭凯似乎更强调唐与宋之间的转变和差异，而没有更多着墨于宋代所出现的转变对后世影响的问题上。虽然宋代之于后世的意义，民国学者论述极多，严复就曾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但是，究竟如何考察宋代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在此后漫长历史时段中的影响，仍然是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谭凯的《汉民族的起源：宋朝中国和东亚世界秩序的确立》仍是一部对传统中国“国家意识”探索的有益尝试，也同样提出了对宋代思想形态与对外关系问题的再讨论。虽然仍有不少问题还有待解决，但确实为开启相关问题的讨论而提供了新的契机。
作者： 裴艾琳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