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拘亦需无惧。
一
1997年春节，孟非办公桌上摆了四条带鱼。他提鱼下班走入人海，顿觉自己是人上之人。
此前多年，他是江苏电视台临时工，逢年过节常帮人搬鱼和卫生纸，那是给正式员工的福利，他没有。
1997年，他终于进入体制之内，带鱼不值几个钱，“但感觉地位有了巨大提升”。
亲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对集体有着特殊依赖。
他们习惯如螺丝钉般，嵌入一台巨大机器，然后安心运转一生。
很长时间内，工厂、机关、事业单位是这个国家的细胞。一代人一生，都在单位中完成。
在厂区医院出生，在厂办学校读书，在工厂礼堂婚礼，在职工家属楼生活，最后又在厂区医院告别。
单位自成小社会，甚至发展为封闭王国。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生如闭环。
作家贾行家，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厂长大。厂区覆盖整个行政区，住着8000工程师。
厂里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有自己的医院、公安局，甚至有报社和电视台。
这种模式被称为企业办社会。除了命案外，工厂几乎可以自治。
老人看病免费，孩子上学免费，厂区水龙头能流橘子汽水，到厂办医院看病，药房暗藏福利，可领出高压锅，推出自行车。
贾行家说，大厂子弟觉得工厂像山盟海誓的恋人，对他们许下了养生送死的承诺。
“这个工厂非常庞大，它是由坚固的钢铁建造起来的，上面每一天都在运行着巨大的数据，工人们觉得非常踏实。”
集体中人从不缺安全感，他们甚至不用思考明天，集体的明天便是他们的明天。
90年代，社科院在30城抽样调查，98%认为单位应负责医疗保险，97％认为单位应承担退休保险，92％认为单位应解决住房。
86%以上认为，单位应提供生活服务、调解纠纷、安排子女就业，还有45%认为，员工婚姻问题也该交给单位。
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中，牛大爷一家诠释了集体的一生。
一家人住在职工小区，牛大爷是退休车间主任，老伴是退休护士长，长女牛继红在厂区幼儿园当老师，次子牛小伟开了厂区唯一一家饭馆。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然而绝对的安全，也意味着绝对的僵化。
牛家时间流逝缓慢，家里从来没换过拖鞋，改善伙食永远是三鲜馅饺子，两条鲤鱼就是对客人最好招待。
窗外的风雷只是布景，机遇也挡在院墙之外。生活没变数，自然也没了变化。
八十年代走红小说《风雪夜归人》中，记录着那个安全又乏味的年代：
“我再干几年，也会一样的，对于个体生命体验来说，几乎是一张白纸，在这里即使工作几十年，不过是一天的重复。”
而且，安全也不是永恒的。
九十年代尾声，那些在巨大厂区奔跑的孩子们发现，春节厂区的烟花，绽放时间越来越短；回家后，叹息声越来越长。
二
1994年初春，湖南永州山庙前，年轻农民如蝼蚁般排成长队。
他们跪拜山神，焚烧符纸，然后转头，一去不回。
绿皮火车穿过一座座小城，拉着年轻人憧憬南下。广州深圳像两块巨大磁石，牵扯着无数命运轨迹。
在河南驻马店，有年轻人组队步行向南。
他们沿着铁轨前进，花了几个月走到东莞、佛山和中山。
数据显示，1992年，4000多万人流入沿海城市，1996年，这数字变为8000万。
那一年深圳，如发酵的蒸笼，但汗流浃背的人们，像登上新大陆般兴奋。
作家慕容雪村写道，当年的深圳，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到来。
公交车上总有人大声聊着地产和外贸；入夜，整座城人声鼎沸，仿佛要飘飞起来。
这是院墙中人陌生的生活。一切不再有集体护佑，机遇和变数并存。
官方数据统计，1992年，停薪留职者超过1000万。
北大教师俞敏洪、复旦教师郭广昌、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都在1992年前后投身商海。
曾经安守于剧团内的演员也开始走穴。
京剧演员厉慧良，到天津教折子戏，一出四十分钟《截江夺斗》，拿到一万元报酬。
歌手韦唯，到横店演出一场报价6万。主办方换了个大场地，韦唯要求再加4万，否则立刻返回北京。
那个年代最风光刘晓庆，筹划写本书，内容就写“怎样从一个演员变成亿万富翁。”
1990年，演员李成儒在北京西单黄金地段开了家服装商场，取名“特别特”。
商场宣称，提供特别的服务、特别的质量、特别的价格，给顾客特别的满意。生意好时，一天盈利50万。
李成儒继而做起了外汇生意，开起了奔驰600，穿上了几万一套的杰尼亚西装。
坐电梯时，电梯小姐喊声老总好，他顺手甩给人家100美金小费。
外面的世界风光无限，北京晚报刊文呼吁“把保障和束缚一起扔掉。”
作家凌志军则写道：“社会”越来越值得依靠，“单位”越来越靠不住。
然而，走出院墙的人们，很快感受到命运无常。
没有职工医院的便利，医患紧张成为积年话题。养老福利断裂，很多人并无风险储备金概念。
许多九十年代勇闯珠三角的人，无社保无医保、对晚年生活毫无规划，十年过后一场空梦。
风光数年后，李成儒外汇生意损失惨重，朋友们也在海南泡沫中赔得一干二净。
特别特商场成为时光中的尘埃。历经沉浮的他最终回到演艺圈，专心演戏。
2001年，他出演了《大腕》里那个痴心地产的精神病。
他无需酝酿，那个风光又脆弱的时代，他曾穿行而过。
三
2011年，南方周末报道了年轻人连考八年国家公务员的经历。
新闻背景中，国考连年火爆，越来越多年轻人，希望重回集体之内。
三年后，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在大城市工作的青年受访者有过回老家工作生活的念头。
同时，63.3%受访者显示，年轻人回乡就业，大多倾向进体制内单位。
然而，真正能回乡的并不多，年轻一代憧憬集体生活，更多是因安全感缺失。
漂泊在北上广深杭的年轻人，安全感是终极追求。
行业进化让职场更迭加快，消费浪潮让生活成本增高，而对疾病的恐惧，已写入无数微博、朋友圈和空间日志中。
他们不再有固定的单位，甚至也不会有固定的职业，罗振宇称他们如“U盘式生存”，更换灵活，但并无定所。
相对于父辈，他们有着更广阔的自由，而这也让他们命无定数。
媒体提出北上广空巢青年的概念，他们独行上班，独行做饭，独行去医院，独行迎接生活挑战。
2016年，《经济观察报》报道称，80后已占到互联网保民47%，90后已占到互联网保民33%，对变数的防御正在提前。
2017年，有网络写手从待了5年的国企跳槽。为补贴家用，他写起网络小说，几年后，月入数万。
这是他父母无法想象的自由，然而他也有新的烦恼。
为安静写作，他常年昼夜颠倒，写重要剧情时，会提前准备一箱红牛，连续熬夜。
他的颈椎、腰椎、胸椎全部错位，每周都要去复位。
一次，他在活动中遇见网文大神唐家三少，三少转头时，身子也要跟着转，“顿时很熟悉，一定是颈椎病和脊椎病”。
从单位退休的父母，至今不理解他的职业。他说，他选了自由，便要承担变数。
自由和变数，如同硬币两面。这一代人拘束越来越少，但变数也越来越多。
他们不再习惯规定好的生活，但已习惯用多种手段保障自己的未来。
文 | 摩登中产
用摩登视角，解读复杂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