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孤儿”：这群被遗忘的孩子何以为家
“你想爸爸媽妈吗？”
“我不想他们。”6岁的玲玲总是回答得很干脆。每次被问及父母的话题，她总不多说，更多时候避而不答，继续埋头专注在田字格内，小心翼翼用铅笔写出一个“心”字。暑假大部分时间，玲玲都在练字，她能这样写上几小时，像个上了发条的小机器人。
玲玲不愿提起的父母都曾吸毒，父亲后因过失杀人被判无期徒刑，母亲得了抑郁症，抛下玲玲一人走了，只是偶尔回家看看。
玲玲现在和爷爷一起生活，生活过得很拮据。55岁的爷爷打零工补贴家用，她一个月680元的幼儿园学费都让老人发愁。2019年9月，玲玲开始上小学了，家里的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像玲玲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还有很多。尽管父母在世，却又无力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他们中很多人长期游离在儿童福利救助体系之外，处境艰难。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被称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也叫“事实孤儿”。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全国约有50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2019年7月，民政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等12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国首次就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出台专门意见。包括玲玲在内的这些儿童是否会因此迎来命运的转机？
孩子吃了两大碗
玲玲家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上，一幢破旧的砖砌平房，周边是一大片荒地。屋内不到50平方米，摆设着几件简陋的老式家具，墙上贴满了玲玲的画作。最醒目的是一幅画着两个大圆脑袋、四条细线构成四肢的大人，两人亲密地靠在一起，身边还站着一个相似模样的小人，看上去像是幸福的一家人。
2019年8月初，玲玲家来了一位老熟人串门，他是“黑眼睛”工作室的站长武克。玲玲见了他满心欢喜。武克每次上门来总送一些米、面、油，有时还有被褥和书包，给玲玲和爷爷的生活带来补给。
三年前，“黑眼睛”工作室在金积镇社区戒毒康复中心成立，这是一家专门帮扶涉毒人员子女的公益组织。
“父母吸毒、入监，小孩子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懂。”武克说，“好多孩子都没人管，家庭很困难，我们就提供一些帮助，不能让他们受到父母影响。”他们定期会对涉毒家庭孩子进行心理干预，不让他们感到自卑。
12岁的小浩和10岁的弟弟小智都是“黑眼睛”的帮扶对象，他们的父亲被强制戒毒，母亲离家出走，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奶奶每月200元的养老金，家里5亩地租出去，一年也只有4000元收入。奶奶平时打些零工，小浩放学就搭把手。
像小浩这样的孩子，在金积镇共有20多名。“只要能帮的，我们都给予帮助。”武克说，这些涉毒家庭子女本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年纪，却因父母吸毒、服刑而无人抚养，孤苦无依。
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原秘书长孙磊一直关注“事实孤儿”。孙磊出示了一组调查报告数据：父亲死亡，母亲改嫁或离家出走的，占调查数字的91%。孩子只能留给老人和亲戚。“这些离家出走的母亲，基本没有一个再回头的。”孙磊说，这些孩子其实和孤儿一样，父母抚养缺失，却得不到救助，大部分生活艰难。若父母一方重病，对他们家庭的打击更大。
这种“爹死娘嫁人”的现象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也很普遍。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理事侯远高一直在当地帮扶困境家庭。他说，彝族农村孩子受教育机会少，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菜里都没油。和城里的孩子比，“他们先天营养不良，身高和体重也不达标”。有些刚上学的孩子在家里挨饿，一到学校饭量就大增。“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能吃两大碗，你能想象吗？”每次看到这些场景，侯远高心里都很难受。让侯远高忧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彝族农村孩子迫于经济压力，过早辍学去城市打工，女孩子十五六岁就订婚了。
一个都不能少
“要落到每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上，一个都不能少。”2019年7月10日，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政部正配合财政部门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的测算工作，进一步完善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再次组织排查核实，符合条件的一定精准到人，做到一人一档，确保应保尽保。
据粗略统计，宁夏回族自治区共5000多名“事实孤儿”， 约70%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联，另一方失联，其中很多是“爹死娘嫁人”的情况。约7%是父母一方或双方服刑，或被剥夺监护权，涉毒家庭子女也包含其中。
“几年前，一些偏远地区的民政干部可能对‘事实孤儿’都没有明晰概念。”湖南长沙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协会秘书长康雄说，该协会从2011年起就开展对湖南省“事实孤儿”帮扶项目，是全国最早关注这一群体的公益组织之一。
很多时候，康雄发现当地方政府想帮扶“事实孤儿”时，会遇到一些对政策公平性的质疑。“他家的孩子有补助，为什么我家的孩子没有？”康雄说，如果在“事实孤儿”的认定中有一些偏差，下面的人就觉得不公，会很恼火。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在贵州遵义绥阳县考察时，发现一对姐妹和奶奶一起生活在危房中。村里本来出资帮她们盖房，但中途资金跟不上，房子盖到一半就停工了。“现在的家就像工地一样。”高玉荣说，两姐妹经常一个月不洗头，头上长满虱子。孩子妈妈时不时也会回家看看，带她们去集市添置一些衣物，但每次待一会便走了。
“这样的孩子可能很难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范畴。”高玉荣说，“事实孤儿”相对隐蔽，不可能详细列举所有类别。即使人们发现身边有类似无人照料的孩子，可能也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
“我们救助的范围还是扩大了一点。”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理事侯远高说，有些家庭的父亲死亡，母亲有劳动能力还没改嫁，但是她抚养的孩子比较多，他们通常也会施以援手。“凉山彝族乡民文盲和半文盲比较多，他们不了解国家有什么政策，也不会主动找村干部报告这种情况。”侯远高也担忧，尽管《意见》中明确了“事实孤儿”，但由于具体情况复杂多变，如何认定“事实孤儿”仍是难题。
孩子們需要更多的关爱
近年越来越多民间救助团体开始关注“事实孤儿”，许多公益组织也加入到救助“事实孤儿”的行列。比如腾讯公益发起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活动，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发起“HELLO小孩！加油江苏孤儿”等项目。
事实上，早在2013年，民政部设立了浙江海宁、江苏昆山、河南洛宁、广东深圳4个试点城市，探索将“事实孤儿”纳入儿童福利保障体系，一年后这样的试点增至48个。到2020年1月1日，民政部将全面实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高玉荣对此乐见其成。
目前，宁夏民政厅也正在和财政部门沟通，争取提升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贴金额。从2020年开始，玲玲就可以领取生活补贴了。
现在，各地都在制定标准。天津目前对“事实孤儿”的生活补贴最高，每人一年2420元，北京上海都是1800元。“帮助这些孩子当然不是光给他们钱就够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说，这只是一个补贴，“事实孤儿”生活的改善远不止于此。
民政部此次摸底排查发现，由于经济上相对困难，长期缺乏监护人有效监护，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关爱，一些儿童出现了心理问题。
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调查显示，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只有35%的孩子心情不好会向家人倾诉。多数孩子存在明显的自卑倾向。32.4%的孩子经常或偶尔觉得活着没意思。
“他们有一种被抛弃的心理压力。”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康雄说，因为缺乏监护，在农村的“事实孤儿”更容易成为性侵和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因为生活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让“事实孤儿”心理出现了问题。
“我们最初就是想把孩子抚养好，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我们现在要转型，不但要让他们生活好，还要让他们适应社会，让他们去标签化，快乐成长。”吴忠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马田说，“你要使劲爱他们，他们会懂你。”
玲玲家的桌上，放着一本精致的相册，照片中，玲玲和其他4位小朋友身着学士服，高举双手，将学士帽抛向蓝天，笑得很开心。这是幼儿园的订制毕业纪念册，每册收费200元。对这个连低保都没有申请下来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支出。爷爷思前想后，还是给她买了，他知道，对玲玲来说，太需要有一段美好回忆了。
作者： 陈光
来源：《时代邮刊·下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