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医生”：和中国人民一起抗战2000个日夜
从集中营走出的“西班牙医生”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佛朗哥法西斯军人集团向共和政府发起攻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成了一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为保卫共和而战。战争结束后，“国际纵队”很多成员撤退到法国，法国政府考虑与西班牙的关系，将他们软禁在地中海岸边的圣西普里安与戈尔斯集中营。
此后，法国政府同意国际纵队成员离开法国。不过，不少志愿者的祖国却不愿接受曾为“共产主义”战斗过的人，这让他们去留徘徊。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抗战。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从集中营招募了一批自愿去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分四批前往中国。
在救援会的安排下，1939年8月，波兰医生傅拉都作为医疗队负责人，率领9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前往中国。他们是波兰医生陶维德、戎格曼及夫人、甘理安及夫人甘曼妮，捷克斯洛伐克医生柯理格，苏联医生何乐经，匈牙利医生沈恩和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
医疗队在法国马赛登上“波亚尼斯”号，与早已在英国利物浦登船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德国医生白尔、顾泰尔，罗马尼亚医生杨固，奥地利医生富华德等人会合。
轮船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海上航行6周后，于9月13日抵达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烈欢迎。
记者们搞不清这些外国大夫的国籍，因为他们来中国之前志愿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就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事实上，他们中没一个是西班牙人。
宋庆龄请他们吃中国饭
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有关工作人员，以及医药援华会驻香港代表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女士等热情接待了这些国际志愿者。由于交通封锁，医疗队转道越南再绕道广西进入中国内陆。
医疗队启程去河内那一天，宋庆龄设宴款待大家。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多年后都没有忘记那个夜晚，他在《起来》一书中写道：“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孙夫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兴趣，与她身上四射出的热力，使我们有一种真实感受。她的谈话，充满对难民陷入可怕困境的关心。对于妹夫蒋介石政府的某些措施，她也明显表示出怀疑与批评。”
宴会结束时，启程时间也快到了。宋庆龄和克拉克夫人耳语，让对方显得犹豫不决。不一会儿，克拉克夫人才说出来：“孙逸仙夫人请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合唱一支《国际歌》，作为这个美好晚上的结束。”
沉默许久后，国际医疗队队员才开始了合唱。这是离开法国集中营后，大家第一次在一起唱歌。宋庆龄自始至终细心倾听，让大家感动极了。临别时，宋庆龄向大家赠送了花束。
抗日战场来了“华佗—傅拉都”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安排下，医疗队一行绕道越南海防进入广西，经柳州、南宁，于10月16日抵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
援华医疗队负责人之一的傅拉都是波兰犹太人，1910年生于华沙，后参加波兰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曾回忆：“父亲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但他从未对我说过具体内容，也从未留下书面的只言片语。我只能从其他途径了解。”
国际援华医疗队早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络，医疗队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医疗队一到贵阳，即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抗日根据地。为此，傅拉都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面谈过数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医疗队不断地表达想法：来中国的初衷便是想到根据地去，像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和根据地军民一起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1940年夏，傅拉都与杨固、沈恩一起，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要与八路军一起抗日。但由于当时通往延安和解放区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封锁，前往那里比较困难。周恩来向傅拉都等人解释，只要是与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哪里都是抗日。
医疗队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重要骨干，率领医疗人员，辗转于华中、华南和西南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与抗日军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
傅拉都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来华后，很快便能听懂中国话，不久便能进行简单的交流。有一次，几个国民党特务以为傅拉都不懂中文，在交谈中透露了逮捕王炳南的计划，而当时王炳南正在嘉陵江南岸以秘密身份從事抗日救亡活动。傅拉都得知如此重要的情报后，以最快速度通知了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再请傅拉都帮忙，用救护总队的车搭载王炳南，将他安全送抵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周恩来立即委任王炳南为上校秘书。在国共合作期间，王炳南有了公开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对他也无可奈何。
傅拉都医术高超，为八路军办事处许多人治过病，还给邓颖超看过病。当时，董必武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有一次患病，经傅拉都治疗迅速康复，他高兴地称傅拉都为“华佗—傅拉都”。傅拉都知道后很高兴，觉得自己被誉为古代中国神医是非常光荣的事。
努力克服各种困难
这些外国医生刚来时不懂中文，只能用手势沟通，这让他们的工作、生活都遇到很大困难。招募翻译帮助外籍医生便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当时在贵阳大夏大学学外语的苏永逃便是被招募来为医疗队服务的，他通过救护总队部专员沈经农介绍，为某个中队编制的医疗队担任翻译。
他回忆道：“这支队伍属总队部第四大队领导，大队部设在金城江，大队长是中国医师朱润身，中队长白尔是德国人，我就担任他的翻译；除白尔外， 还有3名外籍医生， 即波兰的陶维德、匈牙利的沈恩和奥地利的富华德。中队还配备了一名壮语翻译。”
当时，由于翻译人手短缺，学习汉语主要还是要靠医生们自己，而“西班牙大夫”们以极大的毅力学中国话，打破了语言隔阂，慢慢地可以和病人交谈，可以上街购物，甚至可以唱中国歌、听京剧，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大夫还与中国姑娘张荪芬结了婚。
东西方的饮食习惯差异很大，让吃惯了牛奶面包的大夫们改吃中国食物相当困难。尤其是拿筷子，这门技术不比学医疗技术简单多少，好不容易夹起的饭菜又掉了下来。好在时间长了，他们慢慢地爱上了中国菜。
当时的住宿条件很恶劣，大夫们住茅草房，睡木板床，没有厕所，没有浴室。工作环境极也极其简陋。医院是一排排简易的茅草棚，几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长长的木板床上。医疗器械奇缺，他们就用竹子编制手术台、药品架，用木料做成夹板为伤员治疗骨折。药品匮乏，他们便学习中医，用中草药治病。
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但执着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让他们甘愿忍受各种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此后的6年中，数万名中国战士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重返战场。
作者： 潘光
来源：《时代邮刊·下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