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说完了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接下来说宗教改革。
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让资产阶级有了物质基础和思想武器，成长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阶级。此时的广大平民还处在中世纪宗教愚昧之中，俗话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西欧资产阶级要想壮大自身、改造封建旧秩序，就得唤醒平民。这就是宗教改革。
说起宗教改革，大家往往会立马想到路德，在西方，路德也占据着崇高的历史地位，但其实，路德的继承者加尔文对宗教改革的作用更大。他不仅建立了完整的新教体系，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引领新教潮流。
一、基督教的强势
4世纪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商业消失，丧失了经济基础，宗教很快成为西欧人的生活核心之一。越穷的地方，宗教越容易生根发芽。
基督教的核心是“原罪”和“灵魂救赎”，人生而有罪，人类必须洗脱罪恶，才能在审判日到达天堂，从而实现救赎，否则堕落到地狱。那么，怎么实现救赎呢？那就是要侍奉教会，按照教会的要求去祈祷、礼仪、缴税。也就是说，能不能救赎，完全由教会说了算，《圣经》的解释权也掌握在教会手中。
在极度贫穷的中世纪，此生无望，基督教的这套理论给了人们希望和慰藉，俘获了绝大部分人的心。
“中世纪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宗教和神学。”——恩格斯
1、世俗领域，教权与王权共存
老百姓都信基督教，国王为了便于统治，自然需要与基督教进行合作。基督教需要王权的保护，但封建割据下的国王权力并不是强有力的，二者犹如利益婚姻，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这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关系，互相牵制对方权力，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这种二元关系，介于中国的世俗化与中东的伊斯兰化之间。
我国长期作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皇权面对宗教有压倒性的优势，儒道佛都无法真正威胁到皇权，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一旦显示出威胁苗头，在萌芽状态就被灭掉了，如灭佛、轮子功。与西欧完全不同。
西欧是传统的封建制，领地层层分封，王权虚弱，很容易被架空，与我国的东周类似。
基督教则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教务行政区称教区，教区领导人叫主教，是国际象棋里的“Bishop”；教区之上是教省，领导人叫大主教，因穿戴紫衣紫帽，故而称“紫衣主教”；最高领导是教皇，拉丁文叫papa，意为“爸爸”；教皇身边的助手和顾问叫枢机主教，因穿红色而称“红衣主教”。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教会体系，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
信徒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但教会不向政府纳税、也不服兵役，还有独立的法律法规和80%以上的百姓。这样的实力，如果在中国，早就被皇帝铲除得一干二净，但西欧国王没这个实力，只能是共生共存、对抗加合作的别扭关系。
在9-10世纪，兵荒马乱，教会需要世俗领主的保护，教权在王权之下；11世纪开始，教权逐步膨胀，在13世纪达到巅峰，凌驾于王权之上，还发生了“卡诺莎之辱”事件；14世纪后，资产阶级兴起，英法两国朝着中央集权发展，局势大翻转，“阿维尼翁之囚”和教会大分裂后，教权一落千丈。
2、轻现世、重来世，垄断精神领域
基督教能占领西欧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世纪西欧太穷了。基督教的最大优势，就是能给信徒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安慰。
物质生活悲惨，社会地位低下，人的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所有这些原本都是令人痛苦的；但在基督教的教诲下，这些反而具有了积极意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禁欲、苦行、对现世的漠视，是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径。但所有幸福不是在现世所能得到的，她们只能在天国中才能获得。
在现世中，人们则应该禁欲、忍耐顺从、爱别人，最好能做到别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再送上去。所以耶稣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反抗压迫者，他认为受苦反而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在现世中受苦就可以到天堂上享福。
基督教鼓励人们接受现实，把注意力放在来世上，放在与上帝的沟通上，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当时社会秩序与格局的稳定，这也正是统治者支持基督教的原因。古往今来，统治者接受宗教的原因都出奇地一致：社会稳定。
基督教还利用自己的世俗特权和精神特权，垄断教育。“服从”、“贞洁”和“贫穷”被视为主要的宗教品质，宗教神学成为整个课程体系的灵魂，如地心说；他们还严查出版物，颁布各类《禁书目录》，控制社会思潮。
我们能看到，基督教是西欧的一种历史现象，它是欧洲形成文化统一体的基础，也奴化着百姓。它维持着社会秩序，却是以僵化和贫穷为代价。若不是接下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也会像中国的儒家一样，受到本国无脑黑的强烈鄙视：都怪它，才导致我们这么落后。
3、改革和镇压从未停止过
教会沾染世俗权力，能品尝到特权的好处，饱暖思淫欲，难免带来陋习和教会腐败，毕竟，信徒和主教也是人。这就好比，文化人一旦受到资本熏陶，高大上的文艺圈也就成了乌烟瘴气的娱乐圈。人嘛，不分时间，不分地域，都那副德性。
因此，对基督教的质疑和改革一直都存在，只是未能造成16世纪宗教改革那么大的影响。
早在10世纪初，克吕尼运动就拉开了宗教改革序幕。所有给教士的馈赠是无条件的和自愿的，克吕尼修道院仅以做弥撒和祈祷回馈施主。脱离世俗，回归精神领域，修道院保持了很高的教规水准。但随着封建领主的捐赠越来越多，克吕尼修道院积累的财富又一次引发了宗教生活的堕落。
12世纪，圣伯尔纳掀起西多会发展的浪潮，对抗克吕尼修道院的腐化，西多会拒绝一切经济来源，选择在无人的荒山野岭建立修道院，自己进行垦荒劳作，保持严格的戒律。随着积累土地的越来越多，西多会最后与克吕尼修道院一样腐化堕落了，被称为“欧洲的新犹太人”。
11-13世纪，教会的世俗权力逐渐达到巅峰，腐败也同步达到巅峰，自然招来了“异端”分子的攻击。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反对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仪式，不信来世和教会权威，但遭到教会的疯狂镇压，屠城惨剧时有发生，这也是宗教裁判所出现的原因。
为对抗异端，天主教内部也出现一些新派别，如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倡导清贫和廉俭，坚决维护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让人们能看到天主教的改变。
然后是14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反对教会拥有财产，不信教会权威。15世纪捷克的胡斯运动，与威克里夫一脉相承。
布拉克的胡斯纪念广场
但所有的这些改革和运动，涉及人群都局限在基督教领域，是少部分人的自嗨，都一一失败，未能改变宗教现状。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才得以成气候，其关键不同就在于资产阶级的成长。
二、宗教改革，意识形态的分裂
从14世纪开始，随着西欧商业发展和资产阶级兴起，王权得到增强，教权明显开始衰落。经过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资产阶级率先从宗教愚昧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而教会限制王权、阻扰国家统一，控制思想、民众愚昧，率领全国人民摆脱宗教束缚这个历史性任务，光荣地落在了资产阶级身上。
（16世纪）宗教改革发端于德意志，原因很简单：四分五裂的德国，资产阶级发展最受阻，平民受压迫最深，教会剥削最重，而教会所依赖的王权恰恰在德意志是最虚弱的。
在西欧各国中，教会势力在德意志最强大。教会占据了德意志1/3的土地，在德意志的7位选帝侯中，有3位是教士。这就为教会剥削德意志提供了便利，每年从德意志流入罗马教廷的财富巨大，德意志因此被称为“教皇的奶牛”。
农民不堪重负，诸侯觊觎教会财产，资产积极本就与教会不相容，教会成为德意志各阶层的共敌。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农民和诸侯纷纷响应，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1、信耶稣即可得救
1517年，教会出售赎罪券：只要交钱，就能免除罪恶。德国人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赤裸裸地敲诈，路德在维滕贝格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
路德宣称“因信称义”，每个人只要内心虔诚信仰《圣经》，灵魂就可得到拯救，不必按照教会要求行事；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解读《圣经》，从而直接与上帝上流，而不必通过教会。这就直接否定了教皇和教会的权威，甚至连教会都没必要存在了。算是要了罗马教廷的亲命了！
但是，路德的这套理论并不新鲜，一百多年前的威克里夫和胡斯运动就已经提出了，三百年前的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就已经在践行。路德，刚好在合适的时机再次提出了这套理论，结果掀起了滔天洪水。所以说：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其实，路德对基督教的这种反叛，与中国明朝后期阳明心学反对程朱理学十分类似。程朱理学强调客观性，认为存在一个叫做“天理”的本原，所以人们要放弃私欲、格物致知，去理解“天理”；而阳明心学强调主观性，认为“心即理也”，理在心中不在外部，人们依据自己本心而行，就是在追求天理。阳明心学为明朝中后期带来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推出多元道德标准，但是明朝君主太过强势，这场运动之火很快被熄灭。
除了提倡人的主观性，路德还倡导廉洁教会，否定教权高于王权，这些理论都谈不上创新，但都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因此，当教会和皇帝（查理五世）宣布开除教籍和逮捕他时，路德能在群众的保护下安然立场，并得到封建诸侯的保护而安然无恙。
路德几乎所有的改革理论，都不是自己的独创。宗教改革真正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是加尔文。如果说路德摧毁了旧信仰，那么加尔文则是建立了最成熟的、最系统的、最适应资产阶级需求的宗教。
1536年，加尔文在路德的基础上汇编出清晰而全面的神学体系《基督教原理》，这一年他才26岁，不得不说确实是个天才！加尔文最具创新的是，在路德的基础上提出“先定论”：上帝预先安排好了对人的拯救，并不以人的善恶功罪为转移，取决于上帝预先的拣选。
表面上，他是在宣扬“宿命论”，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一个人发财财富，不在于他自身品行，而在于上帝恩典，所以财富不应该被斥责。人的命运已经前定，要想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就让自己在尘世生活中取得成功。世俗本身就是宗教实践，这一招确实厉害，不仅破除了当时人们对资产阶级“为富不仁”的狭隘偏见，还为人们追求财富提供了理论的正当性。
而我国，直到现在，也没能从根本上建立起这种追求财富的理论正当性。
从路德的“因信称义”，到加尔文的“先定论”，一套符合资产阶级需求的宗教体系得以建立。
但路德与加尔文又有很大不同。路德的理论核心依然是天主教的“原罪”和“灵魂救赎”，美好的天国还是在来世，承认和能够忍受现世的不完美，他也不相信，或者说完全没想过人类可以在尘世打造天国。加尔文则更进一步，将世俗与宗教统一起来，人和现世的地位大大提高，人在现世追求财富和完美，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本身就是在靠近上帝。
这种理论革新程度的不同，才导致，路德镇压农民起义，不思变反民主；而加尔文创建了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用实践在现世打造天国，将宗教改革带到一个新高度。后面会继续说这些。
2、新教组织的民主化
新教否认教会权威，但没有教会的管理，那是万万不行的，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教会组织。新教拒绝天主教将一切权力集中在以教皇为首的集权体制，创建了自己的民主体制：议会制和会众制。
若干教堂自由组成一个教区，教区由议会管理，议会成员由各教堂的成员自己选举。这实际上模仿世俗政府的议会制。加尔文宗就用这种体制。
还有一种会众制，它比议会制更进一步，各教堂独立自主，上面没有上级领导，信徒自己选举牧师进行管理，有点共和制的味道。现在的浸礼宗、公理宗就是采用这种体制。
路德宗的组织形式不固定，这两种体制都有。
与天主教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不同，新教实行自下而上的选举制，破除了教会的等级划分，大家只是职能不同而已。这很贴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3、天主教改革的“老三板斧”
为应对新教的强势冲击，天主教在1545-1565年间不断召开特兰托会议，革除内部弊端，强化制度管理。但是在信仰问题上，天主教寸土不让，宣布所有新教为异教徒，罗马天主教的所有教义和礼仪都是正确的。与以往的改革会议并无多大不同。
天主教加强宗教裁判所活动，严查出版物，想法设法镇压异端。这又是故技重施。
还创设耶稣会，绝对服从教会和教皇，在保卫天主教上不择手段，什么暗杀和犯罪手段都能用。为弥补欧洲失地，耶稣会还远赴美洲和亚洲传道，比如明朝的利玛窦。这跟当年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如出一辙。
利玛窦和徐光启
天主教重新搬出以前的反击措施，虽然疯狂反扑，但无法像以前那样恢复局面。今时不同往日，“异端”不再是以往少部分精英人士的自嗨，而是调动了资产阶级、平民和部分贵族等各个阶层的力量，西欧各国纷纷建立新教组织，天主教的精神独裁被摧毁。
自此，以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为首的新教，由于取消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并建立民主化组织体制，从而与天主教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体系。继1054年的东西教会大分裂后，基督教又经历了第二次大分裂，欧洲宗教统一的希望彻底破灭。
三、西欧宗教版图的巨变
1、诸侯加持路德教，占据德意志半壁江山
在发源地德意志，改宗路德教能为诸侯带来巨大的经济优势。但路德在德意志的传教并非一帆风顺。
先是半路杀出个农民起义。当西欧其他国家的农民变得更自由时，由于没有王权制约，德意志农民受到贵族和教会肆无忌惮的双重压迫，呈现出农奴化趋势。
路德的宗教改革带来了思想大解放，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激进思想，其中就有闵采尔，他直接否认来世，不用上天堂，在尘世就可以建立没有私产、人人平等的美好天堂。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农民觉醒，1524-1525年爆发了西欧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德意志2/3的农民投入到战争。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新教领袖路德没有选择民众，而是站到了诸侯那一边，他发表多篇文章，强烈抨击农民起义，与诸侯联合起来镇压农民，据统计，10万农民遭到屠杀，闵采尔也牺牲。路德坚持认为天国在来世不在现世，现世生活本就是由苦难和忍耐组成的，暴力反抗就是亵渎上帝。
“农民背负三个罪名：背信弃义、反叛和亵渎神明。”——路德《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然后是诸侯内战。宗教改革后，一部分诸侯选择路德教，另一部分诸侯鉴于新教引发的农民起义，仍然坚持天主教。到1530年，德意志境内有一半地方成为路德教领地。但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坚决反对宗教改革，新教诸侯组成联盟，双方在1546年爆发内战。查理五世战败，于1555年被迫签订《奥格斯堡条约》，同意各诸侯可以在路德教和天主教中自由选择本国的宗教信仰，即“教随国定”。这是西欧历史上首次同时承认两种宗教信仰。
但国民没有诸侯那样的自由选择权，他们必须以君主的信仰作为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要么与领地诸侯的宗教保持一致，要么迁移到与自己信仰相同的诸侯的领地。
签订《奥格斯堡条约》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没有完全达到资产阶级的要求，它瓦解了天主教垄断，但扩大了诸侯权势，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分裂，离统一目标更加遥远，这就为下一次冲突（三十年战争）奠定了基础。最关键的是，路德教不可避免地倒向诸侯怀抱，还没来得及创新就过早地成为依靠世俗统治者的国家教会，变得保守，宗教改革的革命锋芒只能期待其他派别了。
这种过早地世俗化，还有中国的法家和中东的伊斯兰教。
2、神权国家，资产阶级政权的首次试验
扛起宗教革命大旗、深深影响西欧历史进程的，是加尔文教。
加尔文是法国人，为逃避法国政府的宗教迫害，1535年逃到巴塞尔，次年发表了被称为“决定历史进程并改变欧洲面目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的《基督教原理》，然后马不停蹄前往日内瓦传教，1538年被驱逐出境。
日内瓦在当时只是个不显眼的小城，受到封建贵族和天主教的双重管制。1541年，资产阶级改革派掌权，邀请加尔文前来主持改革大计，迫不及待地想完成反教权和反封建的双重任务。
日内瓦宗教改革墙，左二是加尔文
加尔文以新教为意识形态、以新教教义作为人们的生活行为规范，建立宗教与世俗分别由不同机构管理的国家。世俗领域的权威机构是大议会和小议会，类似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下设具体的执行机构政厅。宗教领域的权威机构是长老会，下设教会机构。加尔文是世俗领域和宗教领域的共同首脑。
如果大家不好理解，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大议会是人大，小议会是人大常委会，政厅是国务院；长老会是政治局常委会，教会就是党中央委员会。加尔文就是大大了。
在管理上加尔文力图做到政教分离，但在实际操作中人员和职责都很难划分清楚，日内瓦成为一个实质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它所有的官职都是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的，资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所以称之为神权共和国。而且，它的选举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实质，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这就与现在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本质不同了。
毫无疑问，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极大符合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发展需要，资产积极迫切要求的民主平等、权力制衡、有限政府等原则，都得以实现，使得日内瓦成为“新教的罗马”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当然，现在看来，日内瓦神权共和国有着神权政权固有的落后一面。它严格按照《圣经》指导生活，禁止娱乐和享受，密切监视人们生活，每一刻时刻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残酷压制异端思想，1553年，西班牙人文主义学者和科学家塞尔维特就被加尔文活活烧死，足足烧了2个小时！用宗教来指导世俗生活，就会带来僵化死板，无法做到与时俱进，在加尔文时期的16世纪，这种弊端还没显现出来，一旦社会快速发展，这种政教合一就会带来巨大的反噬，当今的中东悲剧就是如此。
但对于当时的西欧而言，资产阶级掌权、宪政试验、宗教民主、经济上提倡追求财富，当路德教寻求诸侯庇护时，加尔文教的这种彻底改革使得资产积极备受鼓舞，日内瓦成为新教意识形态的输出中心，极大影响了西欧的宗教改革历程。法国胡格诺派、英格兰清教徒、诺克斯领导的苏格兰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都受到了加尔文教的影响。
3、西欧的宗教分裂
当德意志能南北分裂、加尔文教扎根瑞士时，英国则另起炉灶。亨利八世正因为教皇不肯批准他离婚而烦恼，于1534年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而自立门户，这就是英国国教圣公会。圣公会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只是用英国国王取代教皇作为教会领袖。在这场改革中，一部分激进人士信奉加尔文教，要求清除圣公会的天主教残余，被称为清教徒，此后成为移民美洲和英国资产积极革命的主力。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尼德兰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崛起，成为欧洲新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西班牙的钱袋子。新兴资产积极对西班牙不满，纷纷改宗加尔文教，并在1556年爆发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
法国和西班牙已形成专制王权，掌握着大主教的任命权，天主教本就处于国王的控制之下，自然没有改宗的动力和必要。法国更是早在1516年就与教皇签订了《博洛尼亚协定》：教皇获取金钱，国王获得控制权。总之，两国继续保持对天主教的忠诚。
在这个宗教改革时代，整个西欧分裂为两大阵营：新教阵营中，除了半个德意志之外，北欧的丹麦、瑞典都选择了路德派，尼德兰、瑞士选择加尔文派，英国选择自立门户。而天主教阵营中，主要是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教皇国和半个德意志。
不同的宗教立场和现实政治利益纠结在一起，引发了全欧洲范围内的混战，这就是持续百年的宗教战争。
小结
路德和加尔文掀起的这场宗教改革，从理论、到组织、再到实践，将天主教砸了个稀巴烂。新教并未取代天主教，但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态势，天主教不再是平民的唯一选择，重视个人的新教打破了基督教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垄断。
新教也造成了西欧的分裂，此后100多年，西欧陷入战争旋涡，国内叛乱和国家战争纷繁复杂，其原因就在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冲突。法国内战、尼德兰叛乱、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清教徒革命，全部属于宗教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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